危机报道的学术保障

第四节　危机报道的学术保障

危机报道的学术保障，主要是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说的。媒体的危机报道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危机的前提之下的，此时各种专家学者的洞见和研究成果就成为媒体从事深度报道的一个源泉。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说，应该为各种危机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开放的外部环境，保证各种社会研究结构和研究人员能够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提出自己宝贵的建议与提案。

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危机报道的学术保障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从观念上讲，我们首先应该放弃“重理轻文”的思路，充分认识社会科学研究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重要性；从政府具体的危机处理上讲，应该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且把他们作为处理危机的一个重要资源。

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每当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严重滞后的时候，往往是中国社会发展出现大的阻力的时候。我们喊了很多年的“依靠科技”，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科技”等同于“技术”而忽视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而科学精神的培养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而且需要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才是产生科学精神的关键环节。但是，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长期以来，重视自然科学，轻视社会科学似乎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传统，“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多舛，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是技术，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是人本身，是一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遵循的是“关系逻辑”，它的主要兴趣在于事实、原因、规律、关系、结构、模式。而社会科学遵循的是“什么逻辑”，即关注“什么和为什么”，其主要兴趣在于现象、实在、命运、自由意志、幸运、灾难、幸福、安宁、悲惨等等。社会科学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即人道主义的知识领域，它研究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从而形成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范围。

针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轻视社会科学的现象，江泽民曾经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²⁵⁾由于社会科学长期发展赶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赶不上中国政治文明前进的步伐，不能适应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因而无法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使得政府决策缺少足够的依据，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尽管2003年的SARS危机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我们缺乏危机管理的经验，是由于信息瞒报的传统思维，是由于中国人文精神的缺乏，但是我们在SARS结束以后似乎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人民日报》2003年8月9日的一篇总结“抗非”经验的文章写道:“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也是我们战胜困难和挑战的有力武器，必须尊重科学、依靠科学，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坚持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挑战，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这是通过抗击SARS斗争，我们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启示。”⁽²⁶⁾在这篇文章里，《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了自然科学对于抗击SARS的重要性，但是这篇文章对于社会科学，对于人文精神在SARS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则基本没有提及。而事实上，我国目前有关SARS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一项不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持。2003年5月2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SARS突发病害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应急管理对策研究”项目评审会。按照“一手抓防治SARS、一手抓经济建设”的精神，从受理的59项申请中，紧急启动16个项目，内容涉及SARS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与对策、SARS对民众的心理影响和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等三个领域。

要切实保障社会上能够形成学术研究的氛围，要培养社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要提高整个社会危机反省的能力，就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摒弃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的残余，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使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能够更好地得到体现。知识分子有人文精神，其本质上是带有批判性的，但是这种批判性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希望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希望促进国家富强、民族发展的基础上，因此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对社会的一种促进。作为执政党，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对于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应该允许正常的自由讨论，应该把知识分子的批评当作是政府改进工作的一个动力。我们还应该加强针对各种具体危机的学术研究，国外的危机处理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各种模式和模型，应该充分进行吸收、消化和改进，以使得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多有关危机的重大课题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周期也可能较长，这就需要国家的统一规划和集中投入，以保证研究的质量。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共良知的代表，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直面社会的各种危机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政府和社会处理危机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²⁷⁾。他们反映的问题可能具有地域或某一方面的局限性，但是这些问题的反映对于政府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前某种问题的严重性，对于政府调整自己的公共政策、税收政策和发展思路，对于保障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无疑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发现问题到形成思路，从公共政策到立法，从社会智慧到政府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具备了充分的学术保障，中国的危机管理才会更科学、更快捷，更有效，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才可能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二、政府决策过程中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

危机处理应该破除万能政府的观念，树立有限政府的观念，树立治理的观念，破除统治的观念，依法行政，依法接受监督。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治理”（governance）。和传统的“政府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理论认为，“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治理有以下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或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²⁸⁾。

俞可平认为，“治理”和“统治”的不同之处在于:1）主体不同。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机构的治理。2）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政府的管理理念正由“统治”走向“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成了政府管理的首要诉求，万能政府让位于有限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研究机构，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在对国家的“治理”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通过国家与社会的紧密合作，通过政府、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分担，政府可以吸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采用更科学的方法，结合更多的智慧，更有效地处理各种各样的危机。

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系统之间联系日益复杂，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速度不断演变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离不开各行各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研究体系，我们政府面对危机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政府危机管理和学者的学术研究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不仅有利于调动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增加政府的智慧。当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危机本身就是对于现存状态的一个否定，而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特点。因为这些部门的人长期在一个领域工作，长期处理大同小异的例行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势，难以摆脱习惯性思维的束缚，从而很难对突发性的新事态作出正确的反应。面对危机事件，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一矛盾时通常采用的办法是聘请外部的专家顾问来参加政府的工作。这些“外部人”来自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他们不受任何“既定”思维的约束，他们带来的是新的视角，新的逻辑，新的对策，他们常常能够使决策出现柳暗花明的气象。

专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在危机发生的信息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技术性较强的危机信息分析方面，可以发挥专家在这些领域内的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特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组织中，专家“智囊团”的地位和作用有可能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专制的领导模式盛行的政府部门，往往强调官僚模式的政治责任体系，因此，专家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的受重视程度会越来越低。在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事件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组织上的重大缺陷和决策过程的弊病，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场空难的发生，诚如罗瑞克和杜布尼克所言，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发生了一种从专家负责体系（它强调“……在机构内尊重专家”）到官僚负责的管理体系（它强调……上下级之间的组织和法律关系，下级无条件的服从，强调严密监视，标准运用程序的替代系统以及明确的规章制度）的变化⁽²⁹⁾。

通过中国奥运会场馆建设的变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向透明化和科学化的转变，也可以从中感受到“治理”理论在政府管理中的先进性。两院院士周干峙、吴良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陈肇元四人于2004年7月初，就部分奥运工程“崇洋奢华”倾向直言上书决策层，质疑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认为这些工程设计极大地提高了工程造价，而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的基本要义。他们认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中的“硬伤”。尽管几位院士的“上书”行动力求低调，但还是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期间，国家体育场的调整方案逐渐形成。7月底，奥运场馆“瘦身计划”悄然实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将取消开启式屋顶，优化方案已基本得到接受。

“鸟巢瘦身”计划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反思形象工程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公众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节俭办奥运”的真谛，专家和学者从中可以充分认识知识和科技的价值，而政府民主管理、透明决策的形象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当然，政府的管理工作和学者的研究毕竟是两回事，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比学者要多得多，因为只有政府才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矛盾，因此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并不一定适合于现实工作。但是，毫无疑问，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处理危机，对于政府的各项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曹林:《百姓拿什么来拥戴舆论监督？》，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104653.html。

(2)《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4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7页。

(3)陈力丹:《关于新闻法的几个认识前提》，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4)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http://www.chinaeg.gov.cn（信息化建设网），2004年4月8日。

(5)宋小卫:《略论我国公民的知情权》，传播研究网，http://www.mediaresearch.com.cn。

(6)朱春霞:《保障公民知情权:深化新闻改革的核心》，紫金网，2004年2月24日。

(7)参见李矗:《“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试论新闻媒体的公共角色定位》，载《中国法制新闻》，2004年5月。

(8)魏永征:《中国新闻法制的现状和发展》，载《新闻界》1997年第1期。

(9)《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10)宋小卫:《略论我国公民的知情权》，http://www.mediaresearch.com.cn（传播研究网）。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12)转引自张晓玲:《知情权是民主根本要求尽早制定信息公开法》，人民网，2003年6月10日。

(13)韩晓萍、贾鹏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台前幕后》，新浪网，2002年11月5日。

(14)杨燕绥:《公民知情权与国家公共安全——“SARS”引起的法律思考》，人民网，2003年5月21日。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1页。

(16)伊诺圣西欧·F·阿利斯:《联合国信息系统和世界公民》，载《联合国年鉴》，纽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

(17)转引自王永亮、刘伟:《试论传媒的职业精神》，见http://newspaper.indaily.com.cn/JZYL/200503/5580520050310.htm。

(18)焦扬:《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积极探索》，载《新闻记者》2004年第9期。

(19)参见许海燕、杨新敏:《2003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新闻大学》，2004年夏。

(20)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21)参见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2)联响:《引咎辞职，能否成为惯例》，人民网，2004年4月19日。

(23)李强:《“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化》，载《新闻周刊》（中国）2003年第37期。

(24)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3年8月8日。

(25)江泽民:2002年4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26)《人民日报》，2003年8月9日。

(2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8)俞可平:《从统治到治理》，http://www.cp.org.cn/pool/ctzdzl.htm（中国政治学网）。

(29)竺乾威、马国良:《西方公共行政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