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历史回顾

中国传统新闻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世界新闻学术空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一经产生，又以独特的性格，给中国现代历史以重大的影响。从40年代至5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传统新闻学的早期发展阶段，而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则是传统新闻学的蜕变时期。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传统新闻学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积极的，那么后一阶段，它的作用就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了。

传统新闻学得以诞生，首先取决于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汉唐的邸报和古罗马的《每日纪事报》并称为世界古代报纸的源流。但就近代报纸而言，中国却落后于西方200多年，而且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也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2]。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近代报刊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12年，全国报刊总数达495种，为1901年的4倍。十月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报刊事业也开始发展起来。20年代后期，国民党北伐成功，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从而确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新闻的统治地位。但为了顾全民主的面子，它还允许一些民办报刊的存在；与此同时，在红色革命根据地，还存在着众多共产党的报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延安分别出版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这样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各派政治势力及私人利害关系者都拥有自己的报刊。新闻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此前新闻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新闻观点，作出科学的归纳，以指导当前及今后的新闻实践。

与此同时，东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新闻学研究已兴盛发达起来。早在1845年，德国的普尔兹就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德国新闻史》。1895年，科赫教授在德国创办了第一个新闻研究所，它标志着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洲的兴起。大约也是这个时期，美国密苏里报业公会也向密苏里大学提出了建立新闻学院的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建议直到1908年才得以实现^[3]。4年后，普利策又捐巨资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新闻学院，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欧洲、北美两大新闻学研究中心。这两大中心在研究的重点、方法上大不相同。欧洲中心秉着德国重思辨、轻实践的文化传统，侧重于新闻理论、新闻史的研究；与此相反，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策源地的美国，却表现出了重实际应用而轻理论思辨的倾向。如其他科学一样，新闻学一经形成，便开始了其世界性的发展过程。1899年，日本的松本君平根据美国新闻界的实况，以美国新闻学入门书为基础，写出《新闻学》^[4]。4年后，这本书又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学术史上第一本专著。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其宗旨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5]1920年中国第一个大学新闻系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随着《新闻学纲要》（徐宝璜著）、《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著）、《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新闻学概要》（黄天鹏著）的出版，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中外资产阶级的新闻学术成果，又成了中国传统新闻学的直接渊源。

此外，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的现实环境，为传统新闻学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就曾专门地探讨过报刊宣传问题。十年内战时期，随着根据地报刊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党报的基本思想。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基础上，也就自然地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党报该怎么办？”“无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新闻学观点”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出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学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1942年，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号召，对报刊工作进行了改革。作为改革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传统新闻学的形成。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4月1日，《解放日报》根据通知精神进行了改革，从而使报刊宣传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之后，《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如《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与新的文风》、《党与党报》，以及陆定一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这些文件、文章，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区别，发扬了列宁的全党办报思想。它们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传统新闻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由于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报刊事业及其内在规律。虽然这时的延安已出现了广播，但其地位远远不如报刊重要。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定性研究，其成果大多是对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因而缺乏理性的思辨色彩。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新闻观点的确立，至于新闻业务、新闻史的研究，由于缺乏直接的现实意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尽管如此，传统新闻学一些基本观点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关于新闻的本源，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6]，因而新闻必须真实；第二，认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7]；第三，“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8]，也就是说，报刊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第四，“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9]，党的报纸必须绝对地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闹独立性；第五，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最后，要使党报成为富有战斗性的机关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10]。这些基本观点自提出起，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传统新闻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抗日战争进行，为动员民众士气，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经过短暂的和平，又开始了三年解放战争。随着国民党的垮台，中国共产党迅速接收了大陆上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从而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间，很快便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元化的党报、党台系统，这个系统规模巨大，其基本结构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传统新闻学也随着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得到发展。1948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及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又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传统新闻学理论。建国后初期，传统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照搬苏联新闻理论的倾向。在1954年至1955年间，中国报纸、通讯社、电台都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去苏联学习取经，学术界则组织力量翻译了大批苏联新闻教材和新闻理论著作。不用说，这种引进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这种引进完全是生吞活剥，结果是学会了别人的东西，却忘记了自己本身的特性。不过，这种学习没有持续下来。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新闻界觉察到苏联新闻模式的弊端，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针对当时报纸的弊端进行了改版。学术界也出现了活跃的气氛，许多人对新闻的商品性、时效性、新闻价值及读者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本来可以将传统新闻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这一发展进程被打断了。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些在此前发表过自己见解的新闻学者被划为“右派”，剥夺了政治权利，于是新闻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左”倾思想在新闻界滋生起来，以至于在“大跃进”时期，大刮浮夸风，践踏真实性原则，传统新闻学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开始了其蜕变的过程。此种情形在“十年动乱”中，益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新闻理论完全为阶级斗争理论所取代，而新闻事业则仅仅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反复论证新闻的阶级性以外，新闻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止了^[11]。而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新闻事业，则远离群众利益，不顾事实真相，一切唯权力意志是从，以至于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12]，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局面。至“四人帮”被粉碎时，中国的新闻事业和传统新闻学已是奄奄一息了。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新闻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此后几年间，全国约有50多所大学相继成立新闻系（专业），新闻学术刊物和学术组织大量地创办和创立起来。就学术成果的量和质而言，近十几年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传统新闻学诞生以来几十年的总和。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些研究成果很少超出传统新闻学的体系范围。而现在的政治经济环境及新闻事业的发展程度，远非传统新闻学形成时所能比拟。这主要表现为：（1）共产党由在野的政党，变成了执政党；并且它还从过去封闭、割据的战争环境进到了统一、开放的和平环境。（2）党的主要任务，已由夺取政权转变为从事建设，因而新闻的任务也不能不发生改变。（3）媒介构成，已由过去印刷媒介一统天下，发展到报纸、广播、电视并存，不同媒介的多重覆盖已成为现代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4）受众群由不同层次的干部扩展到广大的人民。（5）新闻从业人员的构成、新闻单位的内部结构、指导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等。对于这些重大的变化，传统新闻学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而显得困难重重，缺陷迭出。时代需要传统新闻学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从上面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传统新闻学相对于其产生的历史时代，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在其形成后的早期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进行，在此后20年间，传统新闻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变为极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年动乱”结束后，新闻研究尽管有了发展，但其研究对象仍囿于传统新闻学的范围。相对于日益变动的社会环境和新闻事业，传统新闻学显得漏洞百出，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