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游戏研究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儿童游戏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国外儿童游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游戏作为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因此，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儿童的游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首先把儿童游戏作为一项单独行为类别，提出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实际意义。亚里士多德（Aristole）认为游戏是幼儿应有的活动，游戏可以做作业的准备。罗马教育理论家昆体良（M．F．Quintianus）认为游戏的目的在培养儿童有为的资质——这种资质足以作他将来活动的基础——所以应该加以奖励。他甚至提出这样的希望，对儿童来说，应通过游戏学习。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A．Comenjus）在其《母育学校》中提出，儿童们爱好活动是极有利的，因为儿童“还不能从事真的工作，而我们就应和他们共同游戏。”^[3]“应为他们找些玩具以代替真的工具……。这些东西可帮助他们自寻其乐，并可锻炼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活泼和肢体的敏捷。”^[4]英国哲学家洛克（J．Locke）认为儿童应进行体操与游戏，不仅对身体健康重要，而且也让儿童试验了自己的能力，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

19世纪以后，随着幼儿园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学前教育理论的确定，儿童游戏受到了教育家们的高度关注。英国欧文（R．Owen）在其创办的幼儿学校中，把游戏作为儿童活动的主要方式，大量地开展儿童的户外活动和游戏，开创了游戏在学前公共教育中的实施。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Frubel）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游戏，并把游戏作为幼儿园教育的基础。福禄培尔详细论述了儿童游戏的体系，并且阐明了游戏在教育上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儿童早期的各种游戏，是一切未来生活的胚芽；因为整个人就是在游戏中，在他最柔嫩的性情中，在他最内在的倾向中发展和表现的。”^[5]为了使儿童得到知识和发展各种能力，福禄培尔为幼儿园设计了做游戏和进行作业时用的玩具和材料，取名为“恩物”（gifts），意为神赐予儿童的礼物。其儿童游戏的思想和方法，对西方各国的学前教育补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继福禄培尔之后，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Monteson）创建了幼儿园教育的一系列教学法。她设计了14种教具，主要是训练知觉，进行感官教育和发展智力，后人称之为蒙台梭利教具。蒙台梭利教学法实际上从儿童自然游戏中概括出主要因素，并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系统化而形成的。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了儿童游戏的有利因素，设计了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把游戏引进了幼儿园。但他们都没有重视儿童自然的游戏，其游戏从根本上说是带有一定游戏性的教学活动，因而没能真正利用和发挥儿童游戏的教育潜能。

尽管，儿童游戏是人类早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但对儿童游戏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才刚刚开始发展，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把儿童游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一百多年来，儿童游戏研究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儿童游戏研究的兴起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这是儿童游戏研究的初兴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游戏理论和对儿童游戏的最初的系统观察。

儿童游戏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的方法。“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早的游戏理论，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问世以及它在思想领域中的胜利，赢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进化的思想被称为这个时代的“关键性概念”，为许多不同领域的思想家所接受。比如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人们在探讨动物心理与人类心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正像达尔文曾为人与猿之间“失去了中间环”而苦恼一样，人们为原始人的实用生产与艺术品生产之间、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之间缺少了“中间环”而苦恼。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中，在现代残存的原始部落中寻找着史前的遗迹，同时儿童特有的心理特点和行为表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发现，可以通过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游戏研究来了解原始人的思维与艺术活动和现代社会中成人的思维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儿童可以成为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成为活的“中间环”。人们对于儿童的看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开始注意到人类所具有的长久的幼年期的意义以及这种幼年期所具有的独特的可塑性。儿童的游戏，开始作为童年期所特有的现象而受到关注。人们不仅仅从儿童的游戏中探讨艺术的起源，而且也开始探讨游戏本身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最早出现的游戏理论之一是“剩余精力说”。这种游戏理论认为，生物体都具有维护自己生存的能力，生物体进化得越高级，这种能力越强。人类儿童除了一般生活活动外，无需谋生，所以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外，还有剩余精力，同样高等动物除了维持生存所必须消耗的精力外，也有剩余精力，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将剩余精力发散出去，游戏就是儿童和高等动物对剩余精力的消耗。这一思想初见于德国哲学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的著作《美育书简》中，他是在探索文化与艺术的起源时注意到了游戏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斯宾塞（H．Spencer）则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阐发了游戏的剩余精力说，认为由于神经中枢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后，精力就不稳定，超过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因而产生剩余精力。游戏就是剩余精力的发泄。对高等动物和人来说，游戏具有特殊的意义。德国学者拉察鲁斯（M．Lazarus）和帕特里克（Patrick）提出了游戏的“松弛说”，认为游戏不是剩余精力的发泄，而是为了精力的恢复。人类在脑力和体力劳动中都会感到疲劳，为了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就产生了游戏。对于人类儿童来说，由于其身心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生活经验缺乏，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难于适应，容易疲劳，需要游戏帮助其轻松，恢复精力。德国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格鲁斯则提出了“生活准备说”，认为游戏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准备。格鲁斯以自然选择论为基础，认为人和动物有一种与环境斗争的生存本能，但依靠遗传得来的本能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将来复杂的生活，游戏则是对这种本能的无意识的训练。如女孩子喜欢玩“过家家”，就是为将来做妻子、母亲养育子女做准备。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S．Hall）提出了“复演说”，他认为格鲁斯关于游戏是对未来成人活动的练习的观点是片面的、表面的，因为它忽视了过去。他认为游戏是早期种族活动的遗迹。他将胚胎学关于人在发展过程中再现种族发展演化的情形应用于儿童游戏中，认为游戏的发展正是以不同的形式重现祖先的进化历史，重现祖先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动作和活动。

这些理论被称为“经典的游戏理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严肃地思考并解释了儿童游戏出现的原因与意义。这些经典的游戏理论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产生的，所以都带着浓厚的生物学色彩，同时，它们主要是主观思辩的产物，缺乏可靠的实验依据。但是，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解释并说明了游戏这种人们司空见惯但又令人困惑的现象，推动着儿童游戏研究的进展，对后人的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经典的游戏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儿童的游戏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儿童游戏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主要试图客观地观察描述托儿学校环境内儿童游戏的特征，寻求建立儿童游戏发展的常模。受研究技术的限制，研究者一般不注重条件控制，对于结果一般不做测量，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观察，对结果作简单分类。柏顿（Parten）在1932年关于儿童游戏的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儿童游戏研究的代表。

（二）儿童游戏研究的缓慢发展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到50、60年代，是儿童游戏研究的缓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游戏的研究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精神分析学派对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使游戏理论逐渐摆脱了美学的影响，成为发展心理学理论支配下的新游戏理论。

这一时期，人们普遍重视游戏对于儿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价值，游戏被看作是与童年的快乐、与未来健康的成年生活有关的活动。在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游戏治疗技术，叫做“娃娃游戏”（doll－play）。做法是：给幼儿一大堆娃娃，它们穿着各种服饰以标志身份，例如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等，这些娃娃和一些游戏材料组成了某种生活情景，例如家庭环境。然后让被试在玩娃娃时，讲一个关于这些娃娃的故事。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儿童的行为表现，对儿童所讲述的故事的分析以及在与儿童的谈话中，可以记录到大量的性格方面的因素，如攻击性、深层的情绪障碍问题等。

（三）儿童游戏研究的繁荣时期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儿童游戏研究的繁荣的阶段，儿童游戏研究领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著书立说，丰富了儿童游戏的知识，使儿童游戏方面的研究资料数量激增。据1982年的统计，现存的关于儿童游戏方面的研究资料中的20%是在1970－1974年间发表的，38%是在1975－1979年间发表的，14%是在1980年之后发表的。也就是说，1970年以后发表的文章、著作约占现存研究资料的70%多。^[6]

这次研究高潮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文化背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进步，机器正在取代过去由手所做的工作，脑力劳动的成分逐渐增加，体力劳动的因素逐渐减少。这一现象不仅改变着生产过程本身，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两种现象：

一方面，是游戏娱乐生活的大众化。由于工作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逐渐增多，观光旅游、户外活动成为时尚，各种游戏活动成为成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众化的游戏娱乐时代在到来，清教徒式的游戏罪恶论的影响正在消除。那么，大众化的游戏娱乐时代的到来，如何用科学知识来引导和丰富大众的娱乐消遣？

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对童年生活的挑战。技术进步，知识“爆炸”，生产过程对人的智力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向学校教育的前后两端扩展，早期教育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计算机、电视教育节目等，涌入幼儿生活的天地，以往浪漫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面临挑战。那么，早期教育问题既已提出，那么如何调节国家利益与幸福童年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对于游戏问题的研究。

在这一阶段之初，以皮亚杰（Piaget．J）、维果茨基等为代表的认知发展的游戏理论在游戏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游戏理论逐渐突破了认知理论的框架，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式，如以伯莱因（Berlyne）为代表的游戏“内驱力”说，贝特森（Bateson）的“元交际”理论等。这些理论，深化了人们对于儿童游戏的认识，也拓宽了游戏的研究领域。

这次研究高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十分重视游戏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作用的研究。人们把游戏看作是认知和言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和中介，并把游戏作为衡量幼儿象征性功能是否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从这些研究兴趣中，不难看到皮亚杰、维果茨基等人的影响。

另一种理论倾向来源于新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想象游戏（fantasyplay）在自我的发展和掌握中的作用。早期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想象游戏具有一种宣泄作用，现在的研究者把想象游戏看做是一种认知发展和情绪掌握的有效认知技能，因而拓宽了这种游戏个体发展价值的传统研究思路与框架。

这一时期非常重视实验研究，对条件的控制比较严格，对结果进行了测量并作统计分析。但迄今为止，这些研究只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而不是因果关系。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比早期的自然主义的、描述的研究方法更精确、严格一些，但是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在设计好的“游戏情景”中观察儿童的游戏，看到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游戏，所观察到的游戏的水平或类型等可能不同于自然条件下的游戏。

纵观一百多年儿童游戏研究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发展趋势：一是从游戏理论的发展来看，由纯思辩的性质向实证性质转变。早期的一些游戏理论都是主观思辩的产物，缺乏实际依据。20世纪开始，逐渐重视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体系。二是从游戏价值观的变化来看，对游戏的发展价值的认识由思辩的、不全面的或有所侧重的，发展到确切的、全面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左右受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比较注重游戏的情感发展价值，70年代受皮亚杰等认知学派的影响，比较注重游戏的认知发展价值，80年代后，人们开始注意游戏对于儿童身心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价值。三是研究的范围逐渐拓宽，不仅注意纯理论的问题，而且逐渐注意应用问题。如亲子关系、家庭环境、同伴关系以及物质环境的组织与安排等对幼儿游戏的影响。四是从研究技术来看，由不注重条件控制的自然主义研究发展到注重条件控制的实验室研究，现在又开始出现了把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有条件控制的自然观察的方法。

二、我国儿童游戏研究的历史发展

我国教育家很早就对幼儿教育尤其是游戏方面有了论述。像《礼记·内则》、《少仪》等篇，《大戴礼记》、《本命》、《保傅》、《贾谊新书·保傅篇》等书中都记载在关于幼儿教育的意见。宋明兴起的蒙养教学比较注重儿童的学习兴趣，强调要教人“乐学”。程颐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朱熹亦强调“乐学”的重要。王守仁主张“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7]蒙养教学多注重歌舞、吟诗、讲故事之类，就是要让儿童“欢呼嬉笑之间”习得行为规范。

我国在清代建立蒙养院时，已将游戏列入教学计划之内，但对游戏的选择及游戏的内容与规则都是教师规定的，并作为一门必修课的学科。^[8]1904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提出，蒙养院应设立与初等小学迥然不同的课程，包括游戏、歌谣、谈话、手技。

以托幼机构教育实践为基础的我国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说发轫于20世纪20～30年代，从那时至今，我国的儿童游戏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本世纪20年代左右到解放初期。

这一阶段，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游戏理论（主要是经典的游戏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我国儿童游戏研究的工作。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从1920年起，陈先生以自己的孩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连续的儿童发展研究（包括儿童游戏的研究）。在1925年出版的《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他不仅介绍了当时国外的儿童游戏理论与研究成果，而且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详细描述了一个孩子从出生82天到两岁多（808天）的游戏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提出了自己对于游戏的看法。

陈鹤琴认为，“小孩子是生来好动的，以游戏为生命的。要知多运动、多强健、多游戏、多快乐、多经验、多常识、多思想。”这是他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角度考察儿童游戏的原因，游戏的发展变化，这是他关于儿童游戏的看法中的核心思想，陈鹤琴认为，儿童之所以游戏，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是儿童游戏的力量（体力）和能力（动作技能）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是与儿童好动的天性和游戏能够给孩子以快感有关。游戏给孩子的快感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交上的快感。

陈鹤琴认为，游戏是有益于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活动。他指出：“游戏从教育方面说是儿童的优良教师，他从游戏中认识环境，了解物性，他从游戏中强健身体，活泼动作，他从游戏中锻炼思想，学习做人。游戏实是儿童的良师。”^[9]所以，应当给幼儿充足的游戏机会，实施游戏化的教育。并且，依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为他们提供各种游戏材料。陈鹤琴还提出了优质玩具的标准，如可以引发幼儿游戏兴趣的，质地坚固不易损坏，可以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发展儿童创造力的，能适应儿童的能力，发展儿童智力的，等等，并且在教育实践中进行了玩具的设计制作与研究。这些观点与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发。

陈先生关于儿童游戏的思想与研究，奠定了我国儿童游戏研究的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

这一阶段，我国教育界、心理学界全面学习前苏联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念，在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同样也照搬苏联的游戏理论。以社会文化学派的心理学理念为基础的游戏理论对我国儿童游戏理论与幼儿园游戏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强调游戏是学前儿童的主动活动，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强调成人对游戏的指导作用；注重利用有主题的角色游戏和规则游戏来编制教学游戏，游戏成为教师传授知识技能的辅助手段。在幼儿园实际工作中，也形成了一套来自苏联学前教育学的领导游戏“三段论式”（开始－进行－结束）的方法模式。

前苏联的游戏理论在西方游戏理论中独树一帜，有其突出的特色。全面学习苏联的游戏理论，促使我国学前教育对儿童游戏的重视，促进了我国幼儿教育游戏的实践探索和应用。但是，这一阶段基本处于移植阶段，带有机械模仿的痕迹，中国化研究还不够。另外，在全面学习苏联游戏理论的同时，来自欧美的理论与研究完全受到否定与排斥。

第三阶段，是“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儿童心理与教育研究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儿童游戏的研究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处于停顿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国外儿童游戏研究与迅速发展时期。

第四阶段，“文革”后至今。

这一阶段可分为二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这是我国儿童游戏研究重新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儿童游戏研究的专业人员少，力量薄弱，游戏研究局限于学前教育领域。相当数量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不了解近年来国外儿童游戏研究的情况，指导幼儿园教育实践的主要是原苏联20世纪50～60年代的游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广泛翻译世界各国的儿童游戏研究的著作，如《锻炼儿童思维的游戏》（美国：伊夫林夏普，1981）、《游戏的心理和指导》（日：小口忠彦，1984）、《幼儿游戏与智力启蒙》（日：岗崎市广幡幼儿园）、《游戏中的儿童教育》（苏：门捷利茨卡娅，1989）等。针对我国在儿童游戏的基础研究方面比较薄弱的现实，我国学者也开始了中断多年我国自己的儿童游戏的研究工作。卢乐山带领一批对儿童游戏有研究兴趣的幼教工作者进行了幼儿游戏发展的年龄特征、不同类型的玩具和游戏材料对幼儿游戏的影响、不同类型游戏的发展价值、不同类型游戏的组织和指导方法等课题的研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一批儿童游戏研究的成果纷纷出版了。如《实用婴幼儿游戏》（孙纪贤、徐珍文，1981）、《游戏》（全国幼儿园教材编写组，1982）、《幼儿智力开发与游戏》（陈俊恬，1983）、《儿童游戏创编与教学》（黄世勋，1989）等，主要侧重于应用性的游戏编排与案例介绍。游戏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涉及，如《游戏》（陈帼眉，1982）、《儿童游戏的当代理论与研究》（刘焱，1987）、《学前教育参考资料》（黄人颂，1988）、《学前教育学》（黄人颂，1989）、《学前教育原理》（卢乐山，1991）等其中相当篇幅介绍国外的游戏理论与研究。

第二时期是80年代末以来，我国游戏研究掀起高潮。1989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10]，明确提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幼儿教育改革拉开了帷幕，这次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把过去受忽视的儿童推向了教育舞台的中央，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认。我国幼教工作者围绕着“幼儿园为什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游戏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游戏与学习的关系”、“如何实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等主题展开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1993年1月4日～8日，我国首届“全国幼儿游戏与玩具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肯定了对“幼儿园游戏与玩具的教育作用游戏分类、游戏指导方法、游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但对有些问题如以游戏为主体的幼儿园课程设置、游戏中的幼儿主动性和教师指导作用的处理、游戏与幼儿个性发展的关系等仍值得思索。1998年12月21日～25日在广州市召开了“全国幼儿园游戏、课程与教学关系的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对当前儿童游戏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两点问题：如何把教育目标渗透在游戏中，游戏与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进行的讨论，对游戏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教育学领域。

随着《幼儿园工作规程》的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出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观念已深入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对于扭转我国幼儿园长期以来重上课、轻游戏的现象具有积极意义。但如何把这个观念落实到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尚需要相应的理论与研究作为指导。同时，对幼儿园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优秀成果与经验，也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与提升。目前，我国儿童游戏研究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

1．儿童游戏研究的中国化问题

回顾我国儿童游戏研究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我国儿童游戏研究大都停留在学习与模仿的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国外关于儿童游戏的理论与新近成果不断被引进与介绍。但是，在介绍与引进国外游戏研究成果的同时，未能建设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游戏理论体系。许多研究报告从设计到结果，基本上是模仿国外的。说明我国的游戏研究还停留在学习阶段，对国外的游戏研究依赖太多，缺乏创新精神。因此，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游戏理论成为我国游戏研究的首要问题。

儿童游戏研究中国化的正确途径是摄取——选择——中国化。所谓摄取，是指重视国外儿童游戏研究的资料，摄取其中的营养成分，用以发展自己。我们应当承认，我国儿童游戏研究的水平与国外是有差距的，从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等都存在差距。有差距就得学习与引进，就得摄取其中的营养。但摄取不是全盘照搬，而要适当地加以选择。所谓选择，意指批判地吸收。中国儿童的游戏发展与国外儿童游戏发展，既存在着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如果照搬国外儿童游戏发展的规律，势必失去其客观性、真实性，也会影响我国游戏研究的科学性。中国儿童游戏研究既然有本民族的特点，就导致在摄取国外游戏研究后要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如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儿童游戏发生、发展的年龄常模。在理论和实践上推陈出新，有所突破。总之，中国的儿童游戏研究，要注意摄取和消化外国的要素，使之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相融合，形成中国当代儿童游戏理论学派和实践模式。

2．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从上个世纪20年代，陈鹤琴就开始了儿童游戏的研究，到今天在学前教育领域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儿童游戏研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呈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许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不能有效地引导或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广大的幼儿教师在游戏教育实践中，存在着盲动与无助，却无人关注与探讨。因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游戏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把游戏与幼儿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体现游戏的价值，也才能体现“寓教于游戏”的学前教育特色。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一方面体现在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游戏研究应关注实践问题，特别是幼儿教育实践中的游戏问题。因为，在教育机构中，儿童的游戏已不同于自然情景中的游戏，它受到的教育目标的规范，打上了教育的铬印。

在实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教育理想时，仍面临着游戏与教学的融合问题，“重上课，轻游戏”的倾向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尚未得到根本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