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是文明传播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本源

一、自然生态是文明传播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本源

能领悟宇宙之美的，是一种脆弱而奇特的生物——人。人的起源渺茫难知。大约500万年以前，可能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引起森林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的祖先必须从东南非热带草原栖身的树上降落到地面以寻找食物，这些“原人”开始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解放出来的双手能够使用一些原始意义上的工具。大约10万年前，连续4个较短冰期之后，急剧的气候和生态变化极大地促成原始人的大脑发育出新的适应性机能，人类意识的微光开始闪现，直至原始人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用一种彼此相通的东西，来表达共同的生命感受，这时，语言、思想的诞生同时宣告了人类的诞生。

原始人的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的工具制造、群居生活、原始艺术与宗教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学者们认为这一“文化高涨期”与地球异乎寻常的温暖相一致。旧石器晚期文化由于人口膨胀引起的食物资源破坏而于公元前1万年的时候过早地消失了。据估计，旧石器早期世界人口约为12万人。由于气候温暖，人口膨胀，过度的食物采集与狩猎，破坏了原始人赖以生活的狭小生态环境。约1万年前，世界人口激增至500万人，膨胀了42倍的原始人必须迁出祖居地，向全球其他地方迁徙。冰川的后撤使原始人能够走出东南非的热带草原，进入欧亚大陆，并穿过大陆桥，进入美洲和澳洲。在随之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遍布全球的原始人开始尝试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地方，通常是大河之滨，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黄河岸边，最早的人类文明诞生了。

5000年前的文字，记录了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农业革命。河滨灌溉农业使人类第一次出现了剩余，这些剩余足以支撑少数人从事灌溉系统的管理、剩余作物的管理和向神献祭的活动，人类最早的文明生活开始了。农业生活的根本特点是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当自然赐予这些辛勤的农人以丰收时，这些农人——最早的人类对自然感恩戴德；当自然暴怒时，人们则心怀畏惧，于是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产生了。宗教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被沙漠包围的希伯来人的宗教所信奉的上帝是威严的，他要求虔诚；炎热的印度次大陆的宗教是沉思默想的，印度教的神灵指向绝对的静寂；在温和的中国大地，宗教与自然合一，“天”是仁慈的，他养育万物，成就万物，他昭示和谐。

“天”又称“道”。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宇宙万物存在、运行、循环的终极真实是“道”，道就是自然，即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行决定、本来如此、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操纵的万物生命。中国人又称之为“天命”。万物依从着天命。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自然。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协调。管子曰：“人与天调，则万物之美生。”人是自然的产物，最终复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生的根基，也是人生的归宿。宇宙之“道”或隐或显，时明时晦，需要人来发“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是文明。

“文”者，宇宙之“道”的显现。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朱熹注曰：“道之著者谓之文”（《四书集注》）；“明”者，将宇宙之“道”显而“明”之，使其焕发光彩、昭若日月，这就是人生的伟大意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天之文刚柔交错，阴阳变化；人之文，礼乐文章，和谐天下。自然生命与人文生命的统一，就是“道”。“道”是生之循环，是自然、人类、文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存。因此，文明的奥秘就蕴藏于“生态”之中。“生态”是一切生命和谐共存的完美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而不是现代世界观所注重的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才是文明兴衰的奥秘。

正是这种原初的生命主义的世界观，鼓舞着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人类，在汩汩流淌的生命之泉的岸边，建造了人类的初始乐园——“伊甸园”。

“伊甸园”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的新月形状的沃土，苏美尔人首先开发了这一地区，建立了复杂的灌溉网，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经形成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使人类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苏美尔人的城市领地被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彼此隔开时，各城市国家尚能和睦相处；当开发耕地的能力大为提高、城市之间的处女地被开发净尽之后，苏美尔人陷入历史性的政治灾难中：组织严密、残酷无情的连年征战使参战各国损失惨重，最终被迫臣服于来自阿拉伯沙漠、趁机崛起的闪米特人。留传至今的一首苏美尔人的诗篇，表现了人类亘古如初的“终极焦虑”：“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久长；无论如何作为，都是空虚一场。”这样的情调在一种不安全的、没落的文明环境中随处可见：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摩天大厦，被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数千无辜的平民一瞬间被化为焦土，人们在震惊、哀悼之余不禁心生恐惧：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四千多年前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的人们无法了解文明以后的命运，正如同伟大的艺术家查理·卓别林在他那部描绘现代文明残酷性的电影《凡尔杜先生》中的一段台词所说的：“婴儿如果知道他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他一定不愿意出生！”创立文明的人们，也如母亲腹中的婴儿，对此茫然不知。

自然犹如母亲，文明是她30亿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孩子，这个5000岁的孩子由于最近200年的突然壮大，竟然不知不觉中正谋害自己的生身之母！时间的残酷性在于它不可倒流。诗人雪莱写道：“我生是创巨痛深，我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了我，我是太浮、太傲、太和你们一样的不羁……”^[2]对于刚刚告别森林和草原、在两河之滨定居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他们是尚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的、“太浮、太傲、太不羁”的孩子，他们之间的残酷战争，对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犹如几个饥饿的孩子为了争抢母亲的奶水而进行的哭闹和打斗。那时的地球母亲，有足够充足的奶水、源源不断的河流和雨露，足以供养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美索不达米亚新的征服者们，在萨尔贡国王（公元前2371～2316年在位）带领下，在两河流域中部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这一帝国也寿命短暂，被古蒂人毁灭。苏美尔帝国在复兴一个世纪后，最终被闪米特人中的另一支——阿莫里特人征服。阿莫里特人在汉穆拉比国王（约公元前1704～1662年）率领下建立了巴比伦帝国。此后，巴比伦被喀西特人、赫梯人、亚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一次次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重演了人类文明的固定模式：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也埋下了文明毁灭的种子——人口的增长最终会超过生产能力的增长，随着地力的耗尽和生态的破坏，文明的惟一出路是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遭到受侵犯或受威胁的其他文明的反抗，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惟一后果是使一度繁荣的文明彻底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