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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时代的文明传播

时间:2022-04-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披天地之博爱,舞万物之辉煌:唐虞时代的文明传播中国礼乐政教,肇基于唐(尧)虞(舜)时代。[2]唐虞时代的传播智慧,集中体现在“敬天爱民”这一中国传播哲学之第一原则上。生命的自我约束的美德,贯彻于万物中,人类的生活才是文明的、幸福的、有意义的。

一、披天地之博爱,舞万物之辉煌:唐虞时代的文明传播

中国礼乐政教,肇基于唐(尧)虞(舜)时代。尧定都平阳(一说为今山西临汾附近),从中央到地方,以五百里为一“服”,共分甸、侯、绥、要、荒,谓之“五服”(《皋陶谟》)。中央政府与各地诸侯之关系,以巡狩述职为最要。中央政府设历官、稷官、司空、司徒、礼官、教官、纳言等,总理天下。柳诒徵论曰:“吾观于唐虞帝国之抚侯国,可谓疏节阔目矣。然黜陟大权,操之在上,不使有外重内轻之虞。分画财赋,各有权限,俨然有国家地方之别。是古代固以法治,非徒以人治也。法立令行,内外井井,而中央政府之政务,自亦简易而无须多人……其时之官吏,不过百工、百揆、百僚,是官吏之大数不过百也。”[1]

远古推崇德治,政简法明,令行禁止,社会事务多由人民自治,且民德淳朴,人人自我约束,作奸犯科者盖寡;今者政网严密、法条滋章,然权吏上下其手、肆行腐败;小民攀缘拉扯、以图自利,贪赃枉法者反多。由此可知德治、法治,不可偏废也。

《尚书大传·唐传》述古天子巡狩之事云:“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尚书大传·虞夏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举无过事。故《书》曰:‘钦四邻’,此之谓也。”柳诒徵对此评曰:“故君主无由专制,而政事无不公开也……其尤重要者,则敬天爱民之义为后世立国根本……故制度可变,方法可变,而此立国之根本不可变……以天与民合为一事,欲知天意但顺民心。凡人君立政设教,不过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阐发而推行之,直无所用其一人之主张。此尤治史者所当深考者也。”[2]

唐虞时代的传播智慧,集中体现在“敬天爱民”这一中国传播哲学之第一原则上。惟敬天,乃知尊礼、爱护、和谐自然万物;惟爱民,乃知怜惜民德、民生、民力,如此,人、财、物各得其宜,无浪费破坏之忧,而有熙熙融融之乐。《尚书·尧典》开篇言“允恭克让”一语,表现出中国人深沉的宇宙信念:自然万物是内在和平安足的,只要所有生命和谐共处,彼此尊敬,相互谦让,就能共同繁荣。

从这篇中国最早的散文文字开始,中国古人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和平的世界:自高祖以至玄孙,九族亲密;自亲族以至异姓百族,一体公平有序,融洽和睦;自一家一族一国以至天下万邦,皆协调和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而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克明俊德”,即每个生命体,必须遵守“俊德”,俊者,大也,博大之谓也;德者,得也,循道而行,所得为大,即遵循天地好生之德,彼此克制协调,使万物各遂其生,如此俊德美意,可以和睦九族,公平百姓,协调万邦,人与万物受和平供养,幸福安康。雍者,和也,时者,常也,天下黎民百姓得以繁衍生息,和美无穷。[3]

对照西方世界的最早文字,则一片杀伐不祥之音:在迄今发现的最早史诗——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泥版残片中,相貌堂堂的英雄吉尔伽美什被描写为力大无比的残暴统治者:“吉尔伽美什不给父亲们保留儿子,日日夜夜,他的残暴从不敛息……他不给母亲们保留闺女,哪管是武士的女儿,还是贵族的爱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就点出全篇的高潮:“缪斯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苦难,把战士的尸体喂野狗飞禽……”

中国最早的诗体文字《诗经》开篇《关雎》,歌唱的是人间万物相亲相爱的和平幸福景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是一个何等葱茏的诗意世界:水中佳禽相戏,清流与细沙同依偎;岸上两情相悦,人生与天地共久长!

古希腊人同样向往这样的世界:稍晚于“传说中的”荷马,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在《工作与时日》这一希腊最早的个人作品中,描写了西方社会从黄金时代(约当中国唐虞时代)向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逐级堕落,诗人认为战争、不义和痛苦伴随文明一起出现,天父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象征文明技术)给人类,便命众神打扮“潘多拉”(意为“一切馈赠”)许配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一落尘凡就打开随身携带的“宝瓶”,各种不幸立即飞出,惟独“希望”被留在瓶中!

赫西阿德以诗人的锐利,揭示着自己所处的信奉“强权就是真理”的“黑铁时代”:“贪赃枉法者强拉正义女神,人间一片争吵之声。正义女神身披云雾,跟在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哭泣……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自己。”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似乎预言我们今日时代的种种问题:工业革命犹如潘多拉及其瓶子,初次打量之下,觉得她(它)非常美丽,不料瓶盖打开,灾难飞出,难以控制。工业文明是人类自我设计出来的,如今人类却面对着自己设计的后果——工业文明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生态危机。什么方法能重启瓶塞、放出被困瓶中的“希望”呢?生活于2800年前的诗人,预言了我们今日的困境:正义在城市和人群拥挤之处哭泣,因为都市化与人口爆炸使社会压力加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人们不得不损人以利己,人性与道德因此扭曲,正义掩面而泣!

作为训喻诗,记录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种种问题、思考与训诫的《工作与时日》,开篇就说宙斯赐给人类两个不和的女神:一个引起战争和争斗,另一个则“刺激怠惰者劳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致富。这种不和女神有益于人类。”这简直就是对西方历史的最简洁的概括:不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酿成剧烈的社会冲突与战争,而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把争斗从战场拉向商场,这位不和女神并非对人类有益: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阶级分化引起的暴力革命,种族、文化、宗教、国家利益引起的侵略、迫害、灭绝、屠杀与恐怖……赫西阿德比亚当·斯密和当代自由主义论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懊丧地承认:“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方法……愤怒的宙斯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道……”

生命之道在于让人类美德的光辉,照亮自然万物的和谐秩序,所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者,笼盖也,润泽也;四表者,无限时空也;格者,到也;上下者,天地也,万物也。生命的自我约束的美德,贯彻于万物中,人类的生活才是文明的、幸福的、有意义的。这种生命之道,又可称“生命智慧”,即让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处于和平共存、协调运转状态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切文明长治久安之道。

中国文明智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视农业,重视四季节令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以人民生活为政治第一要务。

唐虞圣治之一曰极重农事:尧治中国,先设天文官,以助农业:“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天文历象,所以正四季节令,农人据此播种收割,国家据此丰衣足食。人间农时、自然节候,不可乱也。故唐虞之治最负盛名者,即“养民惠民”:“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谆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民以食为天,农以时为先,十二州牧,必须宽抚招徕远方少数民族以增加民力,发挥同族民众之能力,信用仁厚者(德、元),拒绝凶恶残民者(任人),使“民事”敷洽,蛮夷来归。由此可知当时政治家对农业生产、政治道德与吸引外来人口以增进繁荣诸“大政”之深刻认识。舜帝命禹治水,命稷(弃)播百谷,由此可知当时政治对兴修水利和优选良种等农业要务之重视。

尧舜之时,大地神圣,山川壮丽,舜摄尧位,“望于山川,遍于群神”[4],大地河山被奉为神灵,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不是原始迷信,而是最深刻的生命智慧:天地万物是人生命的源泉,如果她们枯竭了,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那是一个四季多么分明的葱茏世界!春之温柔,夏之繁盛,秋之清丽,冬之严毅,这持续了数十亿年的宇宙诗篇,如今却凋残为春之风沙、夏之酷暑、秋之阴霾、冬之燥热,不知愁的少年们仍在白日梦中喃喃自语:“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自工业革命以来,哪里还有“风花雪月”的空间!在真实世界里,目前只有肆虐的狂风和尘暴,沾满农药和化肥的花朵,造成人畜死亡雪灾,被“阿波罗飞船”揭穿为一片荒漠的月亮……

唐虞圣治之二,曰“举国相让”。唐虞时代最为中国人称美,突出表现在以“禅让”、“纳言”等为代表的原始民主制度,象征着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天下为公”之大同世界。史籍所载,君臣交让,其事多多。禹受命治水,先让稷、契、皋陶。伯夷受命秩宗,先让夔、龙。三代之间,侯国世子彼此谦让王位者,亦史不绝书[5]。而尧舜二帝,居天子之位、握帝王之权、享天下之利,而能主动让贤,以天下相让,实“天下为公”之太古光辉,美名永标青史。此唐虞之圣德,足以感化天下,故中华民族恒称颂“尧舜”之名,以为盛德美名,辉耀人寰,三代以下,无能过也。

中国社会或中华文明,恒以“谦让合作”为协调运转之基础,良风、善政、美俗之根本。柳诒徵论曰:“吾国圣哲之教,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故论中国文化,不可不知逊让之风之由来也。人情好争而不相让,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吕览》谓‘君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可见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之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权,钜富至贵,靡不可以让人,而所争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群之安否。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

舜帝受禅即天子位,秉尧帝之大同精神,先进行一番原始民主建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同上)咨询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召四方贤俊,广四方之言路,除天下之壅蔽。近代一些学者将中国古代政治笼统指斥为“君主专制”,殊不知以中国之大,政治之第一要务在于维护一种有效的政治权威,以免于全国陷于混乱;而以中国各地情形之复杂,此种政治权威必出于公议方能维持,若全凭君主一人专断独行、倒行逆施,则其统治很难维持下去。故此对某一历史时期政治状况的评判,不能仅仅停留于政治典章制度的“表面文章”,还要深入了解当时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形和历史效果,不应预设一种政治模式作为评判尺度,将不合这种人为模式的一切政治斥责为“僵化的”或“落后的”。《白虎通》曰:“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民本主义的政治观念深入渗透于中国文化中,形成对政治权力的舆论压力;尊贤集议、禅让、让贤、纳谏、陈诗、史官制度、秦汉以后的宰相制、御史台监察制、封驳、清议等,都是代表民意限制君权的。事实证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开明的精英政治,是中国社会成功的统治模式。

舜帝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建制之后,命“龙”为“纳言”官,负责上下沟通、总理行政、监察百官,此即后来“宰相”制之前身。君主为全国政治领袖,而宰相则是全国行政首脑,通常前者世袭,后者选举,前者皇族世袭,“庶民不议”;后者政权开放,选贤任能,如此良性互动,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繁荣[6]

唐虞圣治之三,曰“五伦之教”。《尚书·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乃中华文明之道德核心,古典教养之信念基础,伟大中国传统之生命线!此五者看似平常,实乃一切文明、一切社会、一切民族盛衰兴亡之关键!在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多少盛极一时的文明、武功盖世的民族,由于不行五教,遂旋起旋仆,灰飞烟灭,难于久长。父子不亲则家庭不睦,君臣无义则国家不宁,夫妇无别则社会紊乱,长幼无序则民不知敬,朋友无信则万事不成,此五教须臾不可离,离则天下大乱矣!五教顺乎天性,涵养善心,和睦家庭,安宁社会,树立正义,提澌人伦,造成整个民族之良风美俗,此唐虞“圣治”之“圣”,不朽美盛之功德也。德治为本,法治为辅,故帝命皋陶作“五刑”,以惩奸恶,扬善良。

一个社会共同体,仅靠法规、制度等外在方式是难以粘合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之主脑,一切法规、制度才能奏效。中国价值观(世界观)的外在形式体系是“礼”、“乐”,礼乐是中华民族伟大而独特的创造,中华文明得以维系之道德秩序。故舜帝命伯夷为“秩宗”,掌“三礼”。三礼者,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之礼仪也。中国人之祭祀天地鬼神,不是为了谄媚天地鬼神以降福于自己,而是为了从尊敬中涵养自身的心性,让自己更珍视受天地鬼神之赐的自己的人生,进而奋发自身道德与才华,以无愧于天地鬼神之造化、仁德圣贤之教诲。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与中国风俗,是“为人生的艺术”,是人生自我提升的美丽仪典。

舜帝语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者,敬畏也;直者,正直也。礼之精神,在于晨昏敬重,正直清净,无私欲之狂乱,而有自我向上之心境。中国人又称之为“清明之志”、“自持之心”。此志此心,全赖教化。故唐虞圣治之美盛,在于其“教化当先,礼乐大兴”:依据中国传统,良好政治的最高境界,在于普遍推行一种道德教化和人文教养,以陶养人民的性情,由此形成尊礼天地、护爱众生、礼敬圣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柳诒徵论曰:“吾意虞学名庠,庠者,养也……老者在庠无所事事,则又等于素餐,故必各就所长及其多年之经验,聚少年学子而教之。于是耆老之所居,转成最高之学府。而帝者以其为宿学之所萃,亦时时临莅,以聆其名言至论,取以为修身治国之准绳。少年学子见一国之元首,亦隆礼在庠之师儒,则服教悦学之心因之益挚。此古代以学校养老之用意也。”

《尚书·舜典》载舜帝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此乃中华文明历五千年而不衰之奥妙所在,世界人文主义之开山纲领,中国礼乐教化之根本大法:从教养国之子弟正直温存、宽厚严毅、刚正不阿之品格入手,以诗养其志,以乐正其心,使少年奋然兴起,勃然有志于道;王者以观政教得失,学者因之储才化俗;人民潜然向善,万象和谐庄严,如此广大深切,悠然旷达,开启人生之美,涵咏宇宙之诗,德凝天地,妙和神人,臻乎美仑美奂之人文境界。

《尚书大传》记载:“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曰:‘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不敢忘也。’子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

夫子圣明有如此者:其教子夏之“七观之法”,使之于融会贯通中得古人教化之大体,领略中国政教理想与人文精神之美。后学无识,只知对《尚书》文词字斟句酌,更以今疑古,菲薄古人,以为新必胜旧,不知文明如潮汐,涨落不定,今人未必尽胜于古人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且盛称唐虞政教之美:“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文章”者,礼乐政教制度之谓也。“焕乎”,光明盛大貌。以孔子做人治学之严谨,可以断定:中国历史到了唐虞时代,已经具备相当进步而良好的政治教化。

公元2001年夏,余讲学山西太原,游祁县乔家大院,见一幅楹联道:“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须与古人争”,感而抄录之,与同行者涵咏久之。可知直至清末,中国殷富之族如晋商乔家,犹能承古训,标举“依天理行事、慕古人高风”之崇高境界,亦见出中国人文传统与古典教养之深厚影响。道德风俗,诚如顾炎武所云:“养之千年而不足,毁之一日而有余”!《尚书·大禹谟》(伪古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传说中古圣明之君“十六字真传”:人心危如累卵,一触即溃,不可收拾;道心深微难辨,一纵即逝,渺不可寻。故精察之、固守之,以道养其心,以德范其行,礼乐盛、政教明,则人生之美叠现,宇宙之诗无穷;否则,闭塞之、荒怠之,以利乱其心,以邪荡其行,礼乐崩、政教敝,则人生之恶满盈,乾坤亦为之荡然矣!生民者,敢不慎乎!

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养成清正刚大之资,谱成庄敬和美之乐,从而德配天地,诗化万物,“神人以和”。禹受舜禅,治中国。夔进言曰:“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尚书·益稷》)禹治水成功,舜让天子位,天下感恩,祖宗神灵来贺,美乐大成,兽凤率舞,真人间万物相爱相亲、自然和谐、和平幸福之盛景!余听古琴曲,知古人高洁之心:听《高山流水》,知天地悠悠,深情无限;听《大浪淘沙》,知天道为公,生生不止;听《孤馆遇神》,觉清气弥漫,神明广大;听《孔子读易》,则泠泠而善,欲乘风而行也。乐者,德之盛也,非内心崇高清洁,不能流出美妙和谐之音乐也。一切音乐,美妙天成,诚然“来不得半点虚伪”:听《春江花月夜》,知古人生活之温厚淳美;听“现代音乐”,则知今人生活之颠倒错乱、浅薄无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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