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资本力量博弈中传媒公共性的缺失

2　政治与资本力量博弈中传媒公共性的缺失

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大众传媒是保证整个社会持续、有序向前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因此，公共意识的明晰，公共立场的坚守，公共责任的履行就是现代传媒社会功能的基本内涵。或许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解释存在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但它至少揭示了传媒所具有的公共性，以及这种公共性之于传媒、政府、公众关系的结构性意义，遗憾的是，就世界范围内的传媒发展而言，传媒公共性的缺失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双重博弈之下，处于传媒、政府、公众三角结构中的传媒，其公共性被不断地消解。

希望通过一个完善的制度环境和组织管理来保障传媒、公共职能的实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期待。依照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的观点，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信息和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都无法完全按照理性的模式去行动，即人和组织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无法按照“效率最大化”和“最优化原则”理性地指导自己的行动。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有限理性使政府决策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由于信息的非完全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甚至可能导致公共利益的偏离。

基于有限理性而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传媒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处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传媒经常会与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产业化发展张大了它的经济属性，市场利益驱动之下的传媒，有时竟成为一个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资源的稀缺性会使每个人都受到资源稀缺的约束，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在既定的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巨大的市场诱惑，往往导致传媒在社会责任、公共道德与巨额商业利润的纠结中陷入困境，以致丧失社会独立品格、放弃社会公众立场。

事实上，传媒公共性的缺失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发生着。在西方现代传媒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欧洲公共电视在很长时间内恪守传媒独立性和公共事务服务角色。较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被称为世界公共广播电视旗舰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其指导原则就是免于商业和政府的控制，使广播服务超于利益和娱乐的局限⁽³⁾，这一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

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大企业的商业压力，使BBC不得不以多种方式参与激烈的竞争并进行组织和机构改革。以此开端，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发生了“裂变”:公共传媒日益丧失其公共服务和公共表达的社会职能，逐渐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化传媒体制和高度商业化运作模式转化。欧洲公共性传媒最大程度地向商业化传媒转化，这是日益强大的资本力量操纵的结果，资本的权力化进一步加速着西方传媒公共性的全面丧失。

我国传媒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被视为政府行政职能的天然延伸。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传媒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补偿机制悄然发生着变化。《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报纸提出的变革思路最终为政府采纳，长期以来传媒单一事业性体制逐渐演进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并直接催生了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客观地说，双重属性下的混合型体制的确立，体现的是政府与传媒在传媒制度设计上的“公共选择”，是一次制度合谋。

“事业”与“产业”双重属性下的混合型体制和二元运作体制，使得政治与意识形态取向和市场利益的商业取向始终贯穿于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传媒资源补偿机制的改变使得传媒在经济上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大为削弱，但在政治上却依然保持着对政府权力的强依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取向始终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导意志。对传媒而言，市场之门的打开使它看到现有制度之外的潜在获利机会，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对传媒产生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传媒越来越表现出追逐利润的产业天性，市场利益的商业取向同样贯穿于传媒产业发展的全过程。

混合型体制下传媒的双重取向使传媒功能结构中的公共性表达常常处于实际的缺失状态。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控制需要，传媒给公众提供表达的空间始终被监控在有限范围内;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利益原则也使传媒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时会漠视公众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受众”和“公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同为传媒信息和传媒传播活动的接收者，但“公众”强调的是一种存在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新闻媒介的灵魂就是公众”正是基于这一理解。而“受众”则是传媒对信息和服务进行商品交换时的个体消费者。所以传媒在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所标榜的为受众服务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市场利益的考虑而与公众利益甚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