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媒体与西方社会

第四节　西方国家媒体与西方社会

在工业化社会形成之后,西方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成了工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西方媒体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媒体产业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了。

在20世纪上半期报刊处于上升时期,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报业间的兼并成了西方媒体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二战之后随着广播电视的崛起,西方国家还出现了不同媒体之间的跨行业兼并甚至跨国兼并。比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从澳大利亚的报纸起家,60年代开始进军英国,先后买下了英国最大的星期刊《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1974年又开始进军美国,买下了《纽约邮报》,70年代末已经拥有了30多家报刊媒体并开始进军广播电视。再如加拿大的汤姆森集团,称雄于美国、中东和英国。媒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中的重要部门。

媒体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功能。不过这种发展是在社会体制之内,媒体也开始建立与社会共处机制,规范自己的功能。

媒体与社会契合的最重要的结合点是媒体与政治。在结束了媒体自由放任的发展之后,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开始了对媒体的控制。概括说来,西方国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而言,有三种类型:完全控制、部分控制和主动利用。就媒体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而言,也可以分为紧密一体化、部分一体化和非一体化三种。在二战之前德国、意大利、日本可以说是前者的典型,英、美是后者的代表,美国最为典型。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早在1822年就说过,“一个缺乏广泛信息或收集这种信息渠道的政府只能导致闹剧、悲剧或两者皆有”。⁽²⁷⁾不过20世纪以后的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被动地依靠新闻界收集信息,而是主动利用媒体发布信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定了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宏观框架,只是保证了媒体免于政治权力的干涉,却没有规定政治权力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制约媒体。这些方式多次发表“炉边谈话”之一,就是通过塑造大众舆论的行业———公共关系业影响媒体。在企业公共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一战之后政府公共关系也开始发展。结果在美国形成了媒体在政治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共同维护现存社会体制的前提下,形成了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关系:政府利用媒体和媒体监督政府。

公共关系业是一种什么行业呢?沃尔特·李普曼认为:统治精英们需要那些受过科学训练,懂得大众心理,知道如何操纵大众头脑中的图景的“社会分析专家”的工作。如果知道了大众的认知方式,了解了他们眼光中的积习,就可以制造出“虚假环境”来操纵大众了。这种专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关系“专家”。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关活动制造和提供新闻,控制和影响媒体;另一方面媒体也十分需要政府的帮助,从而受到政府的制约。因为媒体要生产新闻,就要和新闻的消息源保持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而政府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新闻消息源。尤其在报道国家和国际事务时,媒体对政府是极为依赖的。政府的公共关系实际上是政府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通过控制信息、议程设置,从而控制媒体。所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墨瑞尔称媒体是“第四势力”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动听的神话而已”。⁽²⁸⁾

在美国,政府是媒体消息的主要提供者。根据美国学者塞格尔的研究,在1969年至1973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头版的2850条新闻中,78%的新闻来自政府部门,其中一半以上直接来自美国政府官员,除了华盛顿新闻,他们还提供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在这2850条新闻中,有58%是通过常规渠道(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政府公报和简讯)采集,有24%是通过正式采访,来自非正式渠道的只有15%。⁽²⁹⁾另有人统计,1978年,美国总统新闻办公室每月平均向6500家新闻单位、组织及个人发布35551条新闻消息。⁽³⁰⁾美国报纸头版头条的四分之三来自政府。所以美国报人理查·霍奇勒在《操控新闻》一文中说:“许多美国报纸的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阅读的‘新闻暞,很多其实并非出自新闻人员本身的勤奋发掘或谨慎思考,而是来自某份由政府机构所发布、上面印有‘请勿引述来源暞的新闻资料”⁽³¹⁾。由于政府是社会信息的最大拥有者,新闻界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既提供新闻,又操纵新闻的作法。

政府不仅控制消息源,而且还主动利用媒体,罗斯福利用广播多次发表“炉边谈话”,为自己的“新政”服务就是典型事例。从今天的观点看,“炉边谈话”不仅对稳定美国人心、战胜危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不仅对推动广播这一新兴媒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它是新闻信息发布制度从统治到治理的一个重要转变,表现出政府主动利用新闻工具通过发布新闻信息而实现社会协调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所以,“炉边谈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罗斯福还通过会见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利用媒体,有人统计,罗斯福在位12年共会见记者998次,平均每年83次。⁽³²⁾新闻发布会也达到了创记录的每日7次。

当然,媒体也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这也是媒体重要功能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纽约时报》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文件的披露,和《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穷追猛打。不过,这也是西方国家战后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内容。西方国家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公民的普选权和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力得到法律肯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知情权”理论的实施,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70年代初美国法院对“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的司法判例,都支持了受众的“知情权”理论。70年代、80年代以后,“知情权”理论被学术界、社会和政府普遍接受,也成了后来各国纷纷开展信息公开立法的理论基础。在美国之后挪威、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哥伦比亚、奥地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纷纷仿效,陆续制订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因为西方国家媒体的揭黑传统和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理念,新闻机构对政治廉洁表现得尤为敏感,一旦发现政治丑闻,立即予以揭露并穷追不舍,政治人物被迫辞职甚至被绳之以法的不乏其例。如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因接受贿赂、偷税漏税于1973年被法院判处缓刑三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内阁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帕金森因与女秘书私通不得不挂冠离职。日本的“里库路特股票受贿案”,使一大批政界要人跌入深潭,首相竹下登也因涉嫌其中而辞职。

西方媒体不仅影响政治,而且影响社会文化。其主要的表现即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的维护者,特别是在媒体对新闻的选择和解释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另外,媒体也是社会流行文化的主要宣传者和承担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整合社会文化和趋于商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受到媒体的威胁。

无论如何,西方媒体也是西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了解西方媒体的社会作用也应该从西方社会的整体出发。我们说,西方媒体在从属于社会的政治系统,并开始上升为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列的独立系统的过程中,也在调整着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