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华投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纷纷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占领国外市场，国民政府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列强对华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1929年以后，随着国定税则的颁布，中国进口商品的税率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外国在华投资。抗战前世界性著名垄断组织纷纷在中国增设分支机构:如瑞典泛美火柴公司在华设立美光火柴厂(1928年)、瑞士标准铝业公司设立的华铝钢精厂(1931年)。此外，英国的邓普禄橡皮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西屋电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摩根财团的上海电力公司、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上海电话公司和中国电气公司以及日本的三井、三菱、大仓组公司等也都在华新设或增设其分支机构。到抗战爆发前，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达2 800家(不计分支机构)，但资本高度集中于十几家大洋行，其中英国对华投资集中于怡和、太古、沙逊三大集团和亚细亚火油公司、颐中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和中国肥皂公司等，这些公司占英国对华投资总额达60%。美国在华投资资本集中度更高，1929年，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即占美国在华投资的38%。另据美国人调查，1930年17家美国公司占美国全部在华投资的82%。

由于外国大洋行资本实力雄厚，致使中国不少产业为其垄断。据研究，1933年在华外资企业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的31.8%。在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棉纺织、公用事业、卷烟三个行业中外资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2%、56.9%和63.3%。^[54]此外在造船、蛋类、肥皂、饮料、制革等行业外商均占有垄断优势，比重分别为:62%、56.8%、78.4%、83.6%、66.3%，^[55]以致一些商品进口关税提高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华商，而是在华投资的外国商人。如上海的灯泡厂，规模最大的是一家美资企业，因而引起了“若施以过当的保护税率，转使外商受惠犹多”^[56]的担心。在华最大的外资烟草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也基于进口税提高，开始在华投资生产。

与各国经济实力及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相关，这一时期各国在华投资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况，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尚落后于英、俄、德三国，居第四位。到1930年日本超过英国，居第一位。各国在华投资额见表4-6。

表4-6　1930—1936年各国在华投资额

资料来源: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页。

从表4-6中可见，从1930—1936年的6年中，外国在华投资增长23%，年均增长额为1.33亿美元，高于战前1902—1914年年均递增额113.8%(12年间年均增长0.622亿美元)。从投资国别看，昔日在华投资占第一位的英国地位大大衰落，1930年开始已落后于日本，到1936年，英国在华投资与1930年大体持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则增长了48.5%，稳居列强在华投资的首位。此外，美国在华投资的绝对额虽尚赶不上日、英两国，但增速仅次于日本达19%。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美国在华经济实力的增长迅速。从各国对华直接投资看，据雷麦研究，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长最快，1902年日资仅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0.2%，1914年增加到19.4%，1931年则高达36.9%，仅次于居第一位的英国(1931年占38.9%)。到1936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已达1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的60%以上，从而超过占24.18%的英国，居各国在华投资的第一位。^[57]1926—1936年间，法国的对华投资远不及日、英、美活跃。这一时期法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一是滇越铁路。二是扩大原有在华企业的资本规模，如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资本额由1925年的3 000万法郎上升到1931年的1亿法郎，此后继续扩充资本。再如法资求新造船厂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少数几家外资船厂之一。三是扩大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的投资。1936年其在华金融业投资超过美国。由于上海法租借和内地天主教会之间的窟切关系，法国在房地产的投资上也超过美国。

1921年以后德国在华钢铁、机械、化工及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打击较大，1936年德国对华投资出现萎缩。

抗战前十年，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华投资都增长颇快，瑞士则从无到有，1931年，瑞士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华铝钢精厂;1928年比利时在上海开办的远东建业公司、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都从事铁路机械进口兼营修配、安装工程的企业。1933年，比利时沙城电器制造厂在上海设立远东分厂，兼营电器设备的进口与制作业务;此外，还有意商设立的上海皮革厂、瑞典资本设立的美光火柴公司等。^[58]

在各国对华投资中，贸易性垄断洋行仍占主导地位。到1936年除日本外，外国在华贸易性商行共有1 603家，其中英国501家、美国有400家、德国293家。日本在华商行更多，仅在上海即有677家，大多建立于1931年以后。

外国大商行的建立，使其得以继续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促进了各有关国家对华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