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政治运动中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的迂回发展

第一节　系列政治运动中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的迂回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进行一系列政治运动，斗争而不是建设和发展成了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背景下，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过迂回和倒退。

一、新闻学研究的迂回发展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召开。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发表了长篇报告，论述了共和国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报纸应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方面加以改进。^[1]

20世纪50年代，全国新闻界大举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做法，基本上全面接受、移植了苏联新闻工作的模式。新闻观、新闻理论等也全盘苏化。1950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了《新闻工作丛书》，包括《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系人民日报《新闻工作》双周刊文章集结而成。1954年，《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先后派人到苏联学习，回来后编印了《真理报》、苏联广播、塔斯社工作经验介绍。此后翻译出版了苏联的一些新闻学著述，如《论新闻报道》(1954)、《怎样组织报纸编辑部的工作》(1954)、《报纸中的文化问题》(1955)、《报纸是党的有力武器》(1955)。其中，李龙牧^[2]做了大量引介、翻译工作。较早翻译出版的苏联新闻学著作是《新闻学研究提纲》(扎斯拉夫斯基编，1949年出版)。虽然名为“新闻学研究提纲”，其实仍以苏联报刊史为主要内容。另外，新闻总署办公厅编译了系列《联共(布)高级党报新闻班讲义选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报刊评论选》等文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翻译的苏共报刊史以及模仿苏共报刊史编写于1956年初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奠定了今天所谓的新闻史写作的“革命范式”。它的特征包括：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划分报刊发展的历史时期；基本内容是阐释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别的报刊涉及不多；以阐释报刊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主；史论结合，理论色彩很重。^[3]20世纪50年代末，按照这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编写了系列《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这一模式既成就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辉煌，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桎梏。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7月1日改版当天特意发表了社论《致读者》。^[4]社论认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过去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决定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改进：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读者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第三，改进文风。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

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这次改革是在由革命到建设、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开始独立自主、从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到重新看待、重视知识分子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在理论上的探索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这些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改版准备阶段所做的读者调查、报送中央的改版报告，以及改版实施阶段的社论《致读者》、《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其中改版报告“是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5]即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所形成的“完全党报”模式的突破，探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报纸的功能。

《人民日报》的改革与新闻理论研究有契合之处。这个时期，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最前沿的探索是王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命题，如“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具有宣传工具和商品两重性、报纸发展的几个规律等。实际上在《人民日报》改版之前，王中已提出报纸的两重性问题：“所以，我说报纸还是两重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决议当中提到，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日报》改版后，也这样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共产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6]

余家宏、丁淦林认为，由于教学改革和新闻改革的需要，王中开始研究新闻理论。王中主张，“报社一有动作，新闻系教师就能对它作理论分析，并预见它的发展趋向”。^[7]王中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集中在1956年初至1957年7月，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是同步的。1956年7—8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回来后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新闻学概论》。^[8]丁淦林认为，王中的新闻观点和主张，“是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新闻改革理论家”。^[9]虽然我们不能从相关文献中直接找出这次改版与王中的新闻观点和理论有直接关系，但从王中的论述和《人民日报》改版的时间来看，仍然可以认为二者有密切关系，包括改版的失败和王中新闻观点被错误批判。专业新闻研究者的研究直接促进新闻改革，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所没有的。虽然“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10]但一旦把握住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理论研究仍可以预测、指导新闻实践。这也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反右”及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正常的学术争鸣被无限上纲上线，知识分子一时噤若寒蝉，要么明哲保身，要么被批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状况到“文革”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新闻事业成了江青、林彪一伙篡权夺位的“大喇叭”，新闻媒介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教育几近被取消，新闻学术研究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打击。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编的《新闻理论讲话》(1975)竟成了罕见的新闻理论著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形势，统一思想和行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当务之急。斗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得以延续。再加上全面学习苏联，导致新闻业务、教育和学术都陷入“五性两论”(即片面强调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和“阶级斗争工具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教条化的泥潭。新闻事业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新闻学研究无不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期间虽有短暂的、部分的调整，但总体来看变化不大，并一直保持至“文革”结束，甚至到今天还不难发现其残留。目前仍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舞台上的老一辈学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如王中、甘惜分、方汉奇、何微等。这一阶段，除了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的一些苏联的教科书外，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新闻学研究都是革命导师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少数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学者遭到批判。这说明，新闻实务场域、教育和学术场域事实上已被政治场域的逻辑所支配。于是，“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新闻史几乎等同于片面的“革命史”、思想史或者无产阶级报刊史，外国新闻史则以批判资产阶级报刊及其思想为主要内容；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课程如广告、经营等一律删除。^[11]不过，这一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人大多成为我国新时期第一代新闻学者，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尤其是他们培养的硕士、博士，是现今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力干将，他们的一些观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二、新闻教育的迂回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创办了一些新闻学系，如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北京新闻学校、中央宣传干部训练班等，^[12]但主要是对旧教育的接管，然后在1952年至1953年间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新闻教育也经历了这些阶段。

在院系调整过程中，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先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设编辑专业，后称新闻专业。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分别于1950年底、1953年秋停办。

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要求扩大现有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规模，新闻教育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发展高潮，创办了一批新闻系科。1954年，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高级党校)设立了新闻班，主要培训省市级机关媒体的干部，学制两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从1954年的96名扩大到1955年的112名。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办，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至1960年我国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杭州大学新闻系、江西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专业、安徽大学新闻系、南京大学附属新闻学校、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等。196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招收过两名新闻学研究生。1961年，新建的新闻教育机构有所调整，大多数停办、合并。在课程设置上，政治课增多，专业课减少。新闻学概论、编辑等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新闻史几乎等同于革命史。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创办过程具有代表性，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形。

1954年，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找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要他去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新闻界老前辈(如胡愈之、萨空了、顾执中)等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人大新闻系于1955年春正式挂牌，9月正式开学，学制四年。安岗任系主任。何洛、章南舍、蒋荫恩、甘惜分、方汉奇、汪溪、刘爱芝、张隆栋、蓝鸿文、郑兴东等为骨干教师。前两年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新闻机构的在职人员，从第三年起才开始逐渐招收高中毕业生。除课堂学习外，还让学生去报社实习，创办有教学报纸——《新闻与出版》。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新闻系停止招生。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直到1978年才恢复建制。

1956年5月，刘少奇提议创办培养广播干部的高等学校。1958年9月，中央广播局在原有的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制两年，设立发送、传音、电视三个专业。同年11月设立了波斯语专业本科班。1959年9月，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扩建为北京广播学院，设立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共11个专业。首任院长周新武。1964年扩大办学规模。至1966年该院共有30个专业。^[13]“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1973年恢复。

“文革”期间，新闻教育属于被“彻底砸烂”之列，认为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甚至出现了要求“堵死”从大学培养新闻记者道路的文章。^[14]人大和复旦新闻系先后停止招生，其他新闻系基本上也都销声匿迹。其中，北京广播学院1973年恢复办学；江西大学从1974年起开办新闻干部进修班；广西大学新闻专业1972年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