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出现及两极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形成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出现及两极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形成

一、“战时新闻学”的出现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流报纸，连同新闻论述，都开始围绕着战争展开。受战争的影响，新闻教育机构要么停办，要么颠沛流离，辗转多地，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都呈现出一种战时特征。

此阶段代表性著作有梁士纯著《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1936)、赵占元著《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1937)、王新常著《抗战与新闻事业》(1938)、任白涛著《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1938)、任毕明著《战时新闻学》(1938)、郭沫若著《战时宣传工作》(1938)、雷乙鸣著《战时宣传技术讲话》(1938)、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编《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刘光炎著《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1940)、杜绍文著《战时报学讲话》(1941)、孙义慈著《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1941)、彭乐善著《广播战》(1943)、田玉振著《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1944)等。^[11]

“常规性”新闻著作一般也专设章节论述“战时新闻”，如赵君豪著《中国近代之报业》(1937)专设“战时新闻采访”一章；王文彬著《采访讲话》(1938)设有“战时新闻采访法”；张西林编著《最新实验新闻学》(1945)设有“战时新闻”一章。

此外，该阶段的新闻研究组织、学术期刊都把“战时新闻”作为核心话题。

“战时新闻学”只是当时“战时”著作大量印行的一个缩影。该阶段还有战时经济学、战时公路交通、战时农民运动、战时文化运动、战时社会行政、战时外交、战时教育、战时文学等大量“战时”研究系列，但以战时新闻和战时经济研究为最多——与社会联系愈紧密，愈容易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

“战时新闻学”认为，在“战时”这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新闻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一切学理，包括新闻学在内，本身具有战斗性，是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学者们呼吁新闻界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抗战救国的重担和历史责任。为此，舆论应一致，应该牺牲一定的新闻自由，接受新闻检查。由此可见，这些论述的基本逻辑是将新闻事业、新闻学纳入到整个抗战体系中去，新闻界有力量参与并且应该积极投入到全民抗战中去。这些论述也为战时新闻检查、新闻政策等提供了合法性，为新闻界积极投入到抗战中摇旗呐喊。这显示出中国学者在重大历史关头，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

二、“两极”新闻学的出现

“战时新闻学”只是抗战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共两党对立所形成的“两极”新闻学。

1942年之前，共产党人也有一些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论述。如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1922年2月12日)、1936年张友渔出版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宣言》中说：“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12]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系统化阐述还是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行改版(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并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改版社论《致读者》，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原则。这两篇文献，连同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党与党报》、《提高一步》，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陶铸《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等文献一起，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方法。

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首次发表在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文章对新闻的本源和新闻的真实性等新闻学的基本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论述。文章阐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的观点，也是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新闻工作者在采访、编辑中，应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并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文章指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13]因此党报必须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办党报的人要牢记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树立群众观点。

从研究主体来看，国共双方的文宣大将开始强势介入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共产党许多领导人都介入到新闻学的研究中，文宣战线的领导人更是从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进行阐释。国民党亦是如此，除了对新闻界实行“党化”政策外，还派出大量官员出任高校领导职务。在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大学，历任领导都在国民党内有较高职务。^[14]新闻教育和学术由于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关系，更是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格外关注。曾任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天放、马星野、潘公展、詹文浒分别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社长等要职，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虽然他们也拥有教育资本(程、马、詹均有海外留学背景，程、詹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和实务资本(就国民党党派报纸而言，政治资本与实务资本是高度合一的)，但政治资本是他们进入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

三、关于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也开始成为学者的必修课。李公凡在《基础新闻学》第一章(绪论)中辟专节论述新闻学研究方法。“我们要研究新闻学，要对于新闻学有正确的认识，就须先求得正确的研究方法。”^[15]他提出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法、观察法、比较法和实际的研究法(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黄天鹏的《新闻学入门》(1933)主要内容则是研究新闻方法——上篇：研究新闻学的方法；中篇：研究新闻纸的方法；下篇：研究新闻事业的方法。当然，他这里的方法是广义的。他认为新闻学研究必须从科学方法着手，“同时也要并重实际的试验、分析的研究法”。^[16]研究方法的提出主要受西学的影响，不管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具体应用都比较稚嫩，但它超越了“文学作品创作法”，甚至出现了定量研究。^[17]共产党人的新闻学研究，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如“事实说”、“党性原则”、“阶级斗争说”等。研究方法得到重视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标志。这个时期新闻研究中对研究方法的探讨，说明新闻学的学科特征更加鲜明。

标志着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还有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如《新闻记者》(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刊，1938年6月创办)、《新闻学季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主编，1939年11月创刊于重庆。后停刊五年，1947年在南京复刊)等。

四、战时新闻教育的形成

抗战爆发后，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内地大学纷纷辗转向西南地区迁徙，新闻系科有的暂时停办，多数随大学一起颠沛流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燕京大学新闻系并没有南迁，而是假教会大学之便利选择留在北平。校方聘请《益世报》总经理、总编辑刘豁轩担任代理主任、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关闭。1942年10月，燕大在成都复课，新闻系也随之复办，系主任为蒋荫恩^[18]。王芸生、王文彬、张恨水、赵超构、张友渔等报界名流均在该系发表过研究成果或举办过讲座。

1942年春，顾执中回到重庆后着手筹备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渝复办之事。经过一年准备，该校于1943年春正式开学。顾执中、陈翰伯、陈尧圣、陆诒、高集、彭乐善等担任专业课教学工作。1944年，顾执中因前往印度办报而暂别民治新专，陆诒任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上海。

1938年1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随学校一起迁至重庆。由于谢六逸留在上海租界，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代理该系主任，并于9月正式兼任主任。程沧波、胡健中、刘光炎、赵敏恒(时任路透社记者)等任教师。1941年9月起，陈望道代理该系主任，并于1942年9月正式任该系主任，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原则，把“好学力行”作为系铭。1943年3月，复办复新通讯社。1944年4月建起“新闻馆”，于右任为该馆题词“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规模逐渐壮大，在读学生一度达到200多人，为复旦大学规模最大的系科。^[19]1946年6月，新闻系迁回上海。

1937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被迫离开南京，先到湘西芷江，1938年暑假到重庆。1939年停止招生，改办新闻专修班，潘公展主持工作。1940年，扩大为新闻专修科，招收高中生。1943年，恢复招生，詹文浒任系主任。1946年迁回南京。

此阶段创办的新闻机构有：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1938年创办，第二年7月停办)、中华新闻学院(中华通讯社于1940年在北京创办，管翼贤主持，日伪新闻教育机构)、广州国民大学新闻系(黄轶球主持，后撤退至开平、香港，再撤至曲江)。其中，中国新闻学院(由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于1939年在香港创办，郭步陶主持，1941年停办)、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创办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由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等也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但由于条件异常艰苦，这些教育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

因应战时需要，还开办了一些战时新闻教育训练班。1938年，国民党创办了武汉大学留日归国训练班新闻组，谢然之主持工作，开军中新闻教育之始。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在桂林举办了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陈纯粹(原国民党中央社天津分社社长)主持。1939年，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有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1940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也开设了专门的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