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和教育

近代报刊的出现，缘于众多历史条件。首先，德国人古登堡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为报刊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支持。意大利（1464年）、法国（1470年）、尼德兰（1471年）、英国（1476年）等国相继引进了这一划时代的新技术。其次，近代早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增加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要，为报刊提供了精神动力。再次，欧洲邮政业务不仅为报刊提供消息，也将新闻印刷品及时投递给读者。

由于享有印刷术的优势，德国曾在近代早期的世界新闻史上独领风骚，例如：1609年，德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刊物——《观察周刊》，每期只刊登一条新闻；1615年，德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的报纸——《法兰克福新闻》，每周一期，刊登数条新闻；1650年，在莱比锡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份日报《新到新闻》等。但是，由于近代德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落后，致使德国报业也长期处于小型化、分散化的停滞状态。

与德国不同，英国和法国较早地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将报业纳入官方的严格控制之下，其控制手段有特许出版制度、新闻审查制度、知识税和津贴制度等。1621年，英国出现第一份定期刊物《每周新闻》，内容取材于荷兰的新闻书，主要是国外消息。英文News作为新闻之意，第一次用于刊名，从此流行于世。1665年，政府公报《牛津公报》创刊，后来改名为《伦敦公报》，发行至20世纪。1702年，英国有了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1709年和1711年，斯蒂尔和艾迪逊合作创办了文学报刊《闲谈者》和《旁观者》。18世纪中后期，英国陆续出现了几家权威性日报，如《纪事晨报》（1758年）、《晨邮报》（1772年）和《泰晤士报》（1785年）。而在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国，三种官方特许报刊垄断了思想传播：第一份报纸《各地见闻》于1631年1月创刊于巴黎，后来被勒诺多创刊于同年5月的《法兰西公报》兼并；1665年，《学者报刊》创立；1672年，《文雅信使》创立，1724年改名为《法兰西信使》。法国第一份日报是布里索于1777年1月创立的《巴黎日报》。

另外，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也发展了报业，第一份报纸是1690年由哈里斯创办的《国内外公共事件报》，但刚出版一期便遭查禁。第一份连续出版的美国报纸是1704年坎贝尔创办的《波士顿新闻信札》，随后还有1719年创刊的《波士顿公报》和1721年创刊的《新英格兰报》等。

报刊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革命期间，报刊更是斗争双方强大的宣传工具。在1640—1660年的英国革命期间，英国共有300多种报刊问世，分为革命派和保王派两大阵营。其中，革命派的报刊有《国会议程纪要》《公民信使报》等，保王派的报刊有《宫廷信使报》《学院信使报》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报业也分为爱国派和效忠派两大阵营：前者包括《波士顿公报》《马萨诸塞侦探报》等；后者包括《利文顿纽约公报》《波士顿邮差报》等。而在1789—1800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共涌现出1350多种新报刊，其中绝大多数是激进的革命派报刊，比如马拉的《人民之友》、米拉波的《法兰西爱国者》和阿贝尔的《杜歇老爹》等。英、美、法各国的革命极大推动了报业的发展，然而，真正的新闻自由要等到19世纪才得以实现。

19世纪上半叶，西方涌现出第一批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报纸，从而改变了近代报业的结构和性质。大众报刊的出现也缘于某些特定历史条件。首先，19世纪初现代民主政治在欧美国家的逐步确立激发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需求。其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生产、消费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居民人口高度集中，为大众报刊提供了更多的读者。再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广告产业也在19世纪上半叶实现空前飞跃，大量的广告收入使报刊变得更加廉价。最后是印刷技术方面的革新：1814年德国人发明了滚筒式蒸汽印刷机，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

大众报刊在19世纪30年代首先崛起于美国。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了《太阳报》，每份售价1美分，直到19世纪50年代，该报销量一直居美国报业之首。贝内特于1835年创办的《纽约先驱报》，销量后来居上。另外，格里利在1841年创办的《纽约论坛报》成为美国大众报刊成熟的标志。在七月王朝之后的一段时间，法国的大众报刊也开始繁荣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吉拉丹于1836年创办的《新闻报》，每份售价1苏，主要刊登社会新闻。杜塔克于同年创办的《世纪报》，其销量从1838年之后一直领先于《新闻报》。英国在废除印花税的1855年，诞生了第一份便士报《每日电讯报》，在1896年《每日邮报》创刊之前，它一直是英国乃至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到了19世纪末，美、英、法等国相继出现“黄色报纸”，比如《纽约世界报》等。黄色报纸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渲染新闻事件，尤其是关于色情、暴力、犯罪方面的事件，以达到耸人听闻进而扩大销量的目的。

大学是除了天主教教会之外欧洲最古老的机构。近代早期的大学继承了中世纪的传统，通常包括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然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各个学院，尤其是提供预备教育的文学院。宗教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欧洲大学的发展，因为天主教教会和新教教会都将大学视为加强自己力量的一个机构。因此，神学在16世纪仍是最重要的学科。然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导致神学院失去了主导地位，因为教派神学不能完成自身政治合法化的任务，也无法证明自己作为论辩神学的统一神学力量的存在。一些新教国家建立了新型大学，推动了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联系密切的世俗化趋势。比如，苏格兰于1583年成立的爱丁堡大学，其教学重点是文科和实用的知识，包括哲学和科学基本知识，并设立了医学讲座和解剖学讲座。

到了17世纪，大学学科发生变化。首先，自然法的兴起弥补了神学公信力的丧失，法学取代神学成为显学，并将这种地位保持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宗教改革之后，随着政治问题的凸显，解决国家的行政和宪法问题成为法学家的主要任务。国家确立君主政体的过程导致法学的政治化程度日益提高，法学遂成为一个主要学科，这在德意志地区、尼德兰、意大利和苏格兰等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17世纪末，现代公法诞生，有效地刺激了18世纪的大学改革。哈勒大学成为宣传政治法学思想的中心，哥廷根大学则在公法传统中享有盛誉。其次，国家强盛依赖于经济繁荣，经济科学也成为大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有着政治哲学功底的苏格兰大学的经济学家们，首先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文化基础，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使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独立出来。另外，尽管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发生在大学之外，但新科学的思想却逐渐渗透到大学课程里面。

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里，哲学变得愈发重要，并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了主导性学科的地位。自然概念是神学、法学和哲学的共同基础，但由于神学保留了派别性，法学趋于政治化，它们都不能对这一概念的所有来源进行探究，而哲学则以一种非派别性的和自主的方式宣告了自身独立于宗教和政治活动之外。因此，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性便成为哲学的任务，哲学处于确立自然启示的地位。这促成哲学在启蒙运动行将结束时成为大学中的主导学科，获得了学科评判权。

与此同时，近代科学进一步渗透到苏格兰大学的课程结构中，许多实用科学以讲座形式进入大学，如天文学、农学、技术学、化学、机械学等讲座。18世纪的苏格兰大学以科学教学闻名于世，尤其在医学、科学和数学领域，吸引了来自英格兰、欧洲大陆甚至美洲的学生。苏格兰的大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载体之一，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比如，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和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则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里开始了他的探索。总之，苏格兰大学培养了近代英国的大部分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德国教育学家洪堡的改革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原则和体制，其理念是倡导学术自由以及研究与教学合一。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意味着大学不为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洪堡的理念传递到欧美各地，被许多大学效仿。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在欧美的开展，各国大学纷纷将科学技术融入其课程之中，开始走出冰河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英格兰为例，由于工业生产急需大量的科技人员，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古老大学牛津和剑桥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达拉谟大学等新型大学应运而生。它们主要以苏格兰和德国的大学为模板，重视实用技术知识。此外，从19世纪中叶开始，城市学院在英格兰各地工业中心城市出现，这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牛津和剑桥也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深刻的世俗化变革，增加了自然科学和医学课程，建立了现代科学实验室，加强了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