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2年)为逐步恢复期；第二阶段(1983—1988年)为新闻改革引发的新闻学术研究和教育繁荣期；第三阶段(1989—1991年)为曲折前行期；第四阶段(1992—1996年)为再次启动期；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逐渐迈向多元化与多样化。
一、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的逐步恢复
在“文革”十年中，新闻传播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1976年10月，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其遗留下来的各领域的混乱秩序仍没有得到有效更正，“两个凡是”成为新的思想桎梏，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因为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是探寻事物的规律，是求“是”，检验规律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一些抽象的条条框框或教条式的语录。政治和社会步入正常轨道，为新闻传播学术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979年3月，被称为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15]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新闻界一方面继续深入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一方面开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推出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经济宣传报道，为全社会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包括学者)，如范长江、邓拓、王中等，相继得到平反。与此同时，不少报纸纷纷恢复出版，如《工人日报》(1978年10月)、《北京晚报》(1980年2月)、《新民晚报》(1982年1月)。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新闻传播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1.新闻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等高校的新闻系、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办，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16]、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也开设、开办新闻学课程、专业或学系。1982年底，全国大学高等学校新闻专业点已有16个，在校生(包括专科生)1685人，基本恢复或略超过“文革”前的教育规模。[17]
在课程设置上，压缩政治类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如报业经营管理、大众传播、广告学、广播电视、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少都属于在“文革”中被取消的课程，还开设了一些选修课，如伦理学专题、中外政论家研究、摄影表现手法等。总的来看，比较重视文化基础课，尤其是文学基础课的开设，政治理论课程所占比例依然很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开设的课程中，政治理论课占21.5％，文化基础课占54.6％，新闻专业课占23.9％。[18]作为新闻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实习也得到普遍重视，一般要安排一个学期的实习。
除培养本、专科生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从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北京广播学院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新闻教学、科研工作，[19]成为学术研究的后继力量，学术发展的持续性得到保证。
新闻干部的培训也在积极进行。中央党校恢复了新闻培训班。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均从事过新闻培训工作。一些省市院校和新闻单位也开办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2.新闻学研究的恢复
在机构上，除高等教育机构外，专门的新闻传播科研机构、学会也纷纷成立。1978年8月，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该所在新闻资料搜集整理、新闻传播研究、组织、交流和人才培养上都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北京广播学院于1980年9月成立了新闻研究所。部分省市也建立了一批新闻研究机构，如吉林省新闻研究所(1979年3月成立)、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1980年2月成立)、甘肃省新闻研究所(1981年12月成立)等。除此之外，媒体内部也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如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部(新闻战线杂志社1978年12月复刊)、新华社新闻研究部(1980年成立)、中国青年报社研究部(1981年2月成立)以及《天津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设立的研究所、研究室等。资料显示，至1981年，我国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33个，[20]1982年底和1983年底分别为近40个和50多个。[21]
与此同时，研究者的组织——学会和交流园地——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1984年改称首都新闻学会)。它是我国解放后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该学会办有《新闻学会通讯》和《新闻学刊》，设有新闻理论组、新闻法规组等11个学术组，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大量新闻调查、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号召力。除北京新闻学会外，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等也恢复或成立了新闻学会。
1980年8月，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恢复活动。此后各地记者协会纷纷恢复活动或成立，它们的业务范围也包括学术研究。
1980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会的任务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以及新闻事业史、干部培训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新闻学术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新闻学术期刊方面。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于1978年12月复刊。它一直是全国性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刊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国际新闻界》于1979年5月复刊，1980年起改为16开本的季刊。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于1979年8月创办，前5辑为不定期出版，1981年起改为季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于1981年创刊。其他新闻传播研究刊物还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北京广播学院主办，1979年9月创办，内刊)、《新闻学习》(《湖北日报》主办，1980年8月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1981年创办，1984年公开发行)、《新闻采编》(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1982年1月复刊)等。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大多以经验交流、业务探讨、史料整理为主，理论研究较少，但它们的恢复或创办为新闻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由于“文革”期间新闻教育、研究的中断，导致研究队伍断层，造成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人员以“文革”前的老一代为主，[22]再加上有新闻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以实力最强的几个教学、科研机构为例，[2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有40多名科研人员，整个北京广播学院有专任教师280人，人大新闻系有教职工60多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专任教师51名，教职工合计400多人。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24]除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外，高校新闻学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围绕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25]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虽在恢复，但研究仍非常有限，不过恢复和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这是由当时特定的背景所决定的。新闻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新闻界的形象和尊严荡然无存。因此，步入新时期的新闻界在起点上连零点都算不上，实际上是处于负起点上，所以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开始研究。这种状况反而为学界提供了诸多研究课题，也是造成有实务经验的新闻人成为研究主体的原因之一。
除传统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的初步研究也于1983年底开始了，如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新闻与美学、新闻与哲学、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4月，有“传播学集大成者”之称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关于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新华社、新闻战线编辑部等代表参加。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目前的研究对象、内容、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我们对传播学应采取的态度：“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会议内容结集成《传播学(简介)》一书，于1983年1月出版。这是我国关于传播学介绍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标志1978年以来，对我国传统新闻学影响最大的一种外来思想、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开始从零星介绍转为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研究。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新闻学，一边在逐步恢复，一边又在不断生成新的特质。所谓“传统新闻学”既是时间上的概念——1978年传播学导入之前的新闻学统称传统新闻学，又有特定含义。张昆认为传统新闻学，“是以报刊等印刷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历史三板块研究的新闻学体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又可以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26]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新闻学的重大缺陷有：(1)满足于定性研究，忽视了定量分析；(2)满足于对现有新闻体制的论证，放弃了对现有传播体制的剖析和未来新闻传播的科学预测和设计；(3)满足于对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思辨性；(4)满足于孤立地分析新闻现象与新闻规律，忽视了新闻现象同现实背景及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5)满足于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忽视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建设；(6)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了对不同媒介的综合研究；(7)满足于传者研究，忽视了受众分析；(8)重视传播内容的研究，忽视了传播过程与效果分析；(9)过分强调新闻的政治性，忽视了新闻传播的其他属性与功能；(10)片面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忽视了新闻机构与党的正常关系的研究。[27]
甘惜分、方汉奇、艾丰在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是此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正式出版于1982年，是我国解放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现象的理论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第一次系统化表述。该书成为当时大多数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材，并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该书在10多年发行的高峰期，销售20多万册，称之为新时期之初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并不过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该书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新闻有学”。该书不是泛泛、零散的经验总结，而是有一定理论体系的著作。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28]新闻事业与党的关系始终是该书关注的焦点，[29]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以来，系统地建构‘党报’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著作”。[30]影响大，争论也大。甘本人也总结过它的不足：一是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二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三是个别论点不一定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或不必强调得过分。[31]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无法抹杀的。
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著)被认为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出版的一部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学术著作”。[32]“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33]1987年，该书荣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新闻史料的收集和基于史料的判断始终是新闻史研究的主题，也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该书材料丰富、体制恢弘，订正前人研究的谬误达200多处，是一部信史。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应该说，在我国纷繁芜杂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新闻业务类研究最多，其中又以经验总结为主。这类著述虽然可以称为“研究”，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又很难冠之以“理论”或“科学”，因为其缺乏必要的抽象和概括。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分析工具，分析新闻采访的规律，把我国新闻业务研究第一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被称为“新闻哲学”。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曾自评该书是“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34]由于没有做足够和细致的比较，我们很难断定其是不是中国和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但其对新闻业务的理论化和抽象程度，以及其在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直到今天仍无人超越。
“文革”期间，片面的、教条的、语录式的“贴标签”法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还谈不上是研究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作出了一定贡献。1983年10月、12月分别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更是使学界经受了两次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洗礼，有利于早日摈弃教条主义，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恢复和回归仍是初步的。上面提及的三本代表性著作都还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35]由此也可以看出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异常艰辛和不易。
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学者深感学界普遍不知如何开展新闻学研究的状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研究、科学研究及研究方法问题，做了一些常识的普及工作，以促进、加强新闻学研究。如王中写于1980年的《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和《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宁树藩写于1981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和方汉奇写于1982年的《消除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等。
总之，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进行，新闻教育、新闻研究，包括机构、队伍和专业期刊得以恢复。在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领域分别出现了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新闻无学”的论调。传播学也开始从零星介绍到系统研究。这些都为此后新闻传播研究的持续开展做好了准备。新时期之初，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虽然起点低，但在短短5年时间内的进步还是巨大的。
二、新闻改革引发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繁荣
1984—1988年是我国全面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为新闻事业改革提供了大环境，新闻改革只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新闻改革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关于媒介功能定位、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媒介制度等体制层面。改革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即信息量增大，以提供信息为主的媒体增多；相应地，媒介的功能和结构都有了变化；接着，媒介体制[36]开始有所松动。1985年广播电视事业被列入第三产业；同年，《洛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1988年前后开启了媒介可以办公司的先声。1988年新闻出版署对15个省市的175家报社的调查统计显示，已经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社占54.2％。[37]从总体上看，媒体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大发展。最能代表新闻改革成就的新闻法也于1988年完成了起草工作，尽管至今仍没出台，但它标志着当时新闻改革的推进程度。受新闻改革的影响，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都获得了一次大发展。
1.新闻教育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
1983年5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分析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形势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作出了大力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决定。会议认为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缓慢，招生数量过小，只能满足每年平均需要数的9％，因此，要加速发展新闻教育，增加新闻专业数量，1985年前各大行政区至少应有一所高等院校设置新闻专业；扩大招生规模，1983—1985年每年平均至少招生800名。会议还认为，以报学为主的新闻专业设置与新闻事业的发展很不适应，国际新闻、新闻事业管理、新闻摄影和广告学都还没有设置。因此，要积极增设新的专业。此外还提出了多层次培养干部、加强在职新闻干部的培训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新闻学研究等要求。
受此政策的直接影响，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于1983年增设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其中，华中工学院新闻系的创建，开全国理工科院校办新闻系的先河——以往新闻系往往由文科或综合性大学开办。该系提出的口号就是“文理结合，交叉见长，特色取胜”。这表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新闻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至此，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全国高等学校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38]1987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高校新闻教育改革讨论会上，已经开始呼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切忌片面地追求速度、追求数量。这从反面说明，本、专科层次的新闻教育在此阶段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规模迅速膨胀。
除高等院校外，新闻业余教育和继续教育蓬勃发展。1987年，新华社在职业培训的基础上成立新闻学院，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并开展职业培训，随后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安徽日报社开办新闻刊授大学。同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设立新闻专业并开始招生。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制定新闻学专业自学考试计划。
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教育迈入一个新台阶的是博士教育的开始。1984年1月1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获得授予权，并从1985年开始招生。首批博士生导师为甘惜分、方汉奇和王中。博士点的开设，是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和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被列为高等教育重点学科点，也是我国首个新闻学重点学科。至此，以人大、复旦为龙头的新闻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教育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师资力量的增加。据1989年12月统计，专任教师880人，比1982年增加400多人。高职称教师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教授40多人，副教授240人。[39]
2.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论争促进学术繁荣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40]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相继成立，分散的学术组织得以整合。由复旦和人大自设的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这标志着高等院校新闻院系在承担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科学研究正逐渐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继1983年新华社成立研究所后，人民日报也于1986年成立研究所。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面的课题。[4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这是“我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大喜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它再一次向社会宣告，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对繁荣我国新闻学研究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在1987年第一次评奖中，《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新闻采访方法论》(艾丰)分获一等奖和优秀奖。跻身社会科学界重大基金资助体系表明，新闻传播研究已经突破新闻学界这个小圈子，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林——最起码在体制上如此。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争论反过来有助于新观念的扩散，进而推动新闻改革。这是该阶段新闻改革与新闻研究高度互动的体现。争论的话题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的指导性、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等。这些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随着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入，争论开始集中爆发。从1985年到1989年，连续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均开设了“专题讨论综述”栏目。《新闻学刊》也设有“争鸣”栏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些问题经过争论初步达成共识，如新闻真实性问题、新闻的指导性与服务性问题等；而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新闻的定义等。对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关注，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研究。
什么是新闻？或者说新闻的定义、本质是什么？这与人们的新闻观(对新闻的基本看法)密切相关，又是新闻传播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基本问题。该阶段出现的诸多新闻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事实说，二是报道说，三是信息说。[42]它们分别以范长江1961年提出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陆定一1942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宁树藩1987年提出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为依据，或扩展，或补充，或完善。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文革”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限，这是根本问题；二是都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来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限，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限，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而持后一观点的日益增多。这也反映出“阶级斗争”这种思维方式开始为人们所摒弃，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新闻价值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先后”问题，二是主、客观问题。“先后”是指新闻价值到底是作者衡量、选择事实的依据(在新闻作品之前)，还是评价新闻作品的标准(在新闻作品之后)。主、客观问题是指新闻价值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禁区。[43]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深层次问题。新闻价值是这一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不管持何观点，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44]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它表明，我们开始承认新闻学中有一些知识(如规律)是可以超越阶级性的，是普适的。这一认识的转变，为我国新闻学术继承以往的研究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可以继承的研究，不光是无产阶级的，还包括国共两党对立时期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的版图。
新闻的真实性是个恒久话题，争论已久，尤其是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讨论的焦点是所谓“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问题，即如何做到真实，怎样才算做到真实。真实不真实在新闻操作中本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多方核实)，但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却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原因是真实性这个问题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45]这表明“左”的思潮依然紧箍着人们的头脑，简单地排斥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学，用哲学范畴代替新闻学范畴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
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有四种主张：一是包容说，即宣传包括新闻，新闻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二是并列说，认为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三是无差别说；四是交叉说，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46]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交叉说逐渐成为共识。这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新闻事业开始初步有了独立性。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如此，其有个基本前提：党性与人民性是可以分开的。而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一体的。这样，问题就必须转移到什么是党性、什么是人民性上。于是，问题一下子又转移到意识形态的论述上了。就新闻事业而言，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尤其是报纸监督同级、甚至上级党委的问题。
1985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真实性等问题。新闻界的争论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同时，这篇讲话也为上述争论定了性。总的来看，应树立的新闻观念包括：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树立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的报业观念；破除单一的功能观念，确立多功能观念；破除“舆论一律论”，确立舆论不一律的观念，让新闻媒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出多种声音；破除只传播不反馈的观念，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新闻信息观，加大新闻媒介的信息量；破除“平面”新闻观念，提倡“立体式”报道；破除大造舆论、大打宣传战的观念，确立按新闻规律办事，使新闻报道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47]这些在学界达成共识的观念，实际上是以大众传播的功能、体制、操作方式等为参考标准的，这反映出学界构建大众传播体系的构想，这是与当时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的改革相一致的。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些超前的构想在当时实现起来是不可能的。
通过该阶段新闻学术争论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是由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特殊年代所决定的。它表明，尽管思想解放已数年，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习惯依然存在。第二，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该阶段的一些争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当今新闻教科书中的必备问题，尽管尚有部分问题没达成共识，但没有这些争论，我们就无法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它们。1991年，几乎每次重大论争都参与了的甘惜分教授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他认为争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即使对一些问题无法定论，通过争论也发掘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争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争论锻炼了队伍，人员大增，研究所林立，专著有一百多种，刊物达数十种，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48]
在研究方法上，开始逐步摆脱单一的哲学思辨方法，系统论方法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之一。1985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全国掀起一股信息热。由于新闻媒体是信息的基本载体，“信息”一词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之一；扩大信息量，提供信息服务也成为媒体改革的方向之一。我们知道，“信息”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信息科学和系统论方法分别是传播学的学科来源之一和基本研究方法。从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进程而言，传播学此时逐渐发展壮大，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日益深化。1985年，首都新闻学会成立了传播学研究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分别于1984年、1986年成立，传播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1986年8月，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举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目标。研究成果上，1986年出版了居延安著《信息·沟通·传播》一书；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出版。另外，还有诸多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令新闻学研究耳目一新。信息概念的借鉴与融入、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1988年，《新闻学论集》第13辑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可以看做新闻学界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学、探究二者关系的一次集中展示。同年，刘卫东著《信息论与新闻》一书出版，标志着系统论方法开始运用到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中。
也是在1988年，“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五十多篇交流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制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等。这表明，传统意义上以“报学”为代名词的新闻学，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开始有所更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1978年以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新闻调查(或曰受众调查)是1982年“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闻调查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角色，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如“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等。如果把这些调查看做量化研究的话，方法是次要的，为新闻改革服务是其主要目的。
新闻改革意味着创新与突破，新情况、新问题带来新观念、新研究，新闻研究又反过来促进新闻改革。由于该阶段新闻改革如火如荼，新闻传播研究自然发展迅速。这种发展直接表现在著作的出版上。1978年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 050种。[49]198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10个年头，198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稍后出现了对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发展状况的总结文章，如《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何光先)、《10年新闻理论研究综述》(童兵)、《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丁淦林)、《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10年回顾》(陈力丹)等。这些文章普遍认为，改革开放10年来新闻学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同时，新闻学研究“任重道远”。
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由首都新闻学会骨干成员如胡绩伟、何光先、戴邦、钱辛波等做出的，主要内容仍是对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的辨析。大多数观点和主张都多多少少涉及新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展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新闻史研究由于与新闻体制改革没有直接的关联，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很多大型研究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撰等)已经启动。
三、曲折前行的新闻学研究
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中共中央认为，极少数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反思与清理错误言论成为当时党的新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机关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重点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讲话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新闻传播研究受政治风波影响也较大。从1989年下半年起，个别学术刊物(如《新闻学刊》)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新闻传播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主体是各大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如邵华泽、穆青、范敬宜、吴冷西、徐光春、林枫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一些过激的观点以及如何贯彻中央的有关精神，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和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以往关于“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且认为新闻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
由于前期积累的结果，该阶段仍有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新闻理论方面，王益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1989)和江柳著《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1991)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1990)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1990)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传播学方面，心理学学者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一是力图阐明传播学是一门学科，为这一学科的存在理由做些陈述；二是力图开拓另外一些研究角度”。[50]“另外一些研究角度”包括“文化与传播”、“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特点”、“信息传播的内在机制”等，这都是以往传播学著述中所忽略的。
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包括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著教材的研究)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如陈力丹、孙旭培、李良荣、童兵、刘建明、郭镇之等，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乏实务从业经历，但更大程度上凭借的是教育和学术资本，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的再次启动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发表和“反和平演变”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一目标，整个社会的中心和重心都转移到了市场经济建设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信息观点已经从新闻传播观念转变为新闻传播实践，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除了完成宣传教育中心任务外，开始不断丰富和扩展。市场经济带给新闻传播界的冲击和影响还反映在从业人员的心态变化以及职业操守和伦理道德上。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的关系是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有偿新闻、新闻侵权、新闻商品性和职业道德等。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集中在1993—1994年，1995年有所减少。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新闻伦理道德研究开始深入化。1996年4月23日，中国记协学术部与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闻伦理学纲要》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研讨会。《新闻伦理学纲要》(1995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现象、规范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为的著作，填补了新闻伦理学专著方面的空白。当然，除了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外，还包括对新闻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随着媒介结构的变化，党报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所削弱，党报如何发挥应有的功能和影响成了一个问题。1995年出现了党报研究热。稍后出现的新闻策划之争也是市场经济对新闻传播实践冲击在学界的反映。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5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2]五年实现了翻番。第五批(1993)和第六批(1996)合计批准了12个新闻学硕士授予点。[53]
研究机构也有增加。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54]1992年6月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方汉奇为首任会长。该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新闻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其研究方法和模式比较固定化，新闻史学会成员之间有较高的共识，即对于如何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有大概相同的认识和判断标准，所以它在诸多新闻传播学术组织中成为最具学术共同体的特征的一个组织。1994年5月25日，中国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举办的第一次新闻心理学的专题学术会议。199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传媒管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越来越专业化是知识不断专门化和学术研究注重精耕细作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现。
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社科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于1993年4月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继续出版，所载文章也从以史料收集整理为主转变为以发表高层次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为主。1993年5月，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出版。它是我国目前收入条目和文字最多的一部新闻学辞书，学术性非常强，“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为新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55]1996年3月，《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出版。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传播专业辞书。
市场经济对高校教师队伍也有影响。1995年6月19～28日，由国家教委高教司主持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新闻教育研讨会，也是一次涉及21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业务要求、教学方案定位的会议。会议分析到，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存在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现象。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热、“脑体倒挂”等社会现象在高校教师身上的必然反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下心去扎扎实实教书、研究，要么离开教育界甚至新闻界，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
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闻与政治联系紧密，大多新闻传播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整个80年代更是如此。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在很大程度上把新闻传播研究者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王全林，2005)，[56]学术生态因此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研究呈现出的面貌可以这样描绘：一是对相关政策的积极表态和论述，阐释其合理性以及如何实现；二是放弃新闻改革的奔走呼号，转向知识本身的精耕细作，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前者如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指示精神，各刊物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研究文章，强调正确引导舆论的意义。从此，关于舆论导向的研究长盛不衰，除了大量表态性、经验性研究外，直到1996年、1997年，对此的研究才开始有一定深度。[57]后者带来的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另外，一批经过严谨学术训练的新闻学硕士、博士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并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基本地位，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郭镇之、尹韵公、秦绍德、李良荣等。这也使得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入门门槛不断提高，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与业务界的研究不断分化。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为新闻传播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1993年出版的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前后花了10年时间，通读了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有关资料，作过10000多条名目索引、3000多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58]把分散的、零星的材料系统梳理、整合起来，并创造性地用“精神交往”这个概念加以统合，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信息传播的诸论点理论化、体系化。这一重大创新性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奇方评价其是研究马克思的新视角，“尚没有人像陈力丹这样全面而有系统地就这两位思想家关于精神交往的学说，从整体上进行阐发”。[59]
新闻史研究方面，1992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社科课题，规划于1987年。全书共3卷25章，约263万字，共有24个单位的50位作者参与了写作。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是目前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个案研究方面，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于1994年出版。作者花了四年时间翻阅了新记《大公报》23年的全部报纸，摘录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订正了不少前人研究中史实上的错误，并且不掩过、不溢美，如实评价其得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该书是诸多大公报研究中的一部力作，“最为翔实，也最见功力”，[60]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61]
上述研究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新闻理论方面，1995年5月出版的黄旦著《新闻传播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传播学重构新闻理论的著作。它把传播理论融入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中，以“新闻的传播”作为逻辑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党报”、“新闻事业”为中心概念的新闻学体系有所突破。“以传播学的框架重构新闻学”的思路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效仿，之后以“新闻传播学”为名的著作又出版了近10部。
综上所述，从学术构成要素来看，该阶段的新闻传播研究被迫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集中论述、倡导新闻改革的思路，转向离敏感地带较远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入探究，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性研究为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跃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
1997年6月，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新增设了一个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对促进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国家认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新闻传播事业、教育的特点相一致，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一是指研究内容多样化、分散化；二是指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证研究不断增多；三是指研究机构、研究主体的构成也渐趋多样化。
1.新闻教育狂飙猛进，超常规发展
199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我国实力最强的两个新闻学院拥有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继拥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之后，1999年11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正式挂牌成立，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已进入新的更高阶段。此外，新闻学重点学科也有增加。2002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为重点学科，复旦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学科。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为重点学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为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的设立和保持，一是说明新闻传播学科在国家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二是说明，起码在官方看来，新闻传播学科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这无疑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空间。2002年度(第四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首次出现了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的身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的博士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观新闻编辑研究》入选。2003年、2006年又有两篇新闻传播学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2]虽然与其他传统优势学科相比，获奖的博士论文数量还非常少，但它说明新闻传播学科起码经得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检验和审视了。
资料显示，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66个。1995—1999年，5年增加58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随着1999年全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2000—2002年，新闻学类专业点增加了204个，平均每年增加68个。其中仅2003年就新增100多个。2004年专业点总数约470个。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到661个。另有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63]2001年和2002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继成立新闻传播学院。由于这两所大学特有的影响力，进一步刺激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持续升温。
新闻教育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2002年开始由传媒或政府相关机关领导人士出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2002年4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范敬宜出任院长。范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2002年5月，刚成立一年之久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聘任邵华泽为首任院长。邵曾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2004年6月，赵凯被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曾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书记、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等职。2005年11月，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走马上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2006年12月，暨南大学聘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以锦为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2007年4月11日，张铭清正式就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局长、中新社新闻学术研究中心副主席等职。虽然他们不乏新闻传播教育资历，但“高管”、“高官”是他们进入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瞭望东方周刊》把此类现象作为高级官员退休以后开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选择”来解读——以前除了进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64]这些资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和人脉资源，可能会在学院整体发展方向，尤其是与政府、实务界的关系处理中彰显自己的能量，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产品，如在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等，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较小，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象征。
新闻传播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2.新闻传播研究渐趋多样化与多元化
1998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等目标。2002年6月28日，科技部和教育部下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当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作用，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为此，将选择一批研究力量强的高校，进行创新基地建设试点。通过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加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交叉和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它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和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的能力，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科研力量和较高科研水平的研究型大学。[65]顾名思义，科学研究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4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出台、目标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浓烈的社会氛围，同时也对学术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并为未来的发展规划了蓝图。
1997年11月，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时，新闻论文首次列为我国综合性年度新闻评选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项目。新闻界最具号召力的半官方组织设立学术委员会无疑表明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1998年3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教育科研战线以外的、也是全国新闻实务界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分别于2004年、2006年和2007年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辟了大众传媒机构从事高层次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领域。这说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如集团化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开发、媒介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其本身变得比较复杂，需要高层次的研究以科学决策。高校方面，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也相继被批准为重点研究基地(俗称“小基地”)。从名称上我们不难看出，四个研究基地在研究内容上虽各有偏重，但从其具体成果看仍是比较多元的。2006年3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立。该基地既是一个跨学科、跨部门、国际性的研究实体，也是一个与相关学术机构资源共享、与相关政府部门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也获准设立国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俗称“大基地”)。“大基地”这种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除上述体制化研究机构外，原有民间学会、研究会、学术会议(如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继续存在并定期举行学术活动，一些新的民间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规格、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有：中国都市报研究会(1998)、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分会”)(2002)、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2006)。较有影响的、定期举办的学术会议有：“全国传媒伦理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9年11月[66])、“中国传播论坛”(2001，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2001年12月)、“中国传播学论坛”(2001年12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3年10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2004年5月)。
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上看，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学理论、方法进一步融会到传统新闻学中。一是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如徐小鸽著《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6)、李广增著《新闻传播学》(1997)、童兵著《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2001)、李元授著《新闻传播学》(2001)、蔡铭泽著《新闻传播学》(2003)等。二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三是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使其地位不断上升，只要谈论新闻学就无法撇开传播学，以至于出现“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与传播学”等暧昧有加的名称，二者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这些名称见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在学界更是畅通无阻。这充分表明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除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纪念研讨会(如2001年6月17日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讨会”)、一般研究性文章和教材的出版和修订(如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辟专章论述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外，一项规模浩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于2004年开始实施。是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决定重新编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2004年12月，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等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学”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的编写问题。目前系列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另外，在“八五”和“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课题规划中，该方面的研究占据非常重的分量。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得到了及时总结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康荫、杜丽华著《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概论》(1999)、李雪著《邓小平新闻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2003)、陈富清著《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2003)、雷跃捷主编《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2005)等。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以及丁柏铨等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2006)。此领域的大量研究，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另外，由于思想的解放，学界不再仅仅把它们作为抽象的条条框框，而是按照学术的基本规则(如实事求是、客观评价等)来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理论专著。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地论述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并且对党的新闻思想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作了总体的概括和评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该书注重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地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注意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些关键时期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其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概括和评价，[67]体现了客观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为中国当代新闻史的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话语方式。
这些论著强调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延续，更强调论述的是他们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虽多为历史研究，但仍不失对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关怀。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这将引导着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
该阶段出版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专门史研究。2004年1月，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著作，填补了一个空白。以往的新闻史几乎都属于报刊史的范畴，这部专门史的出版标志着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5年3月，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传播思想史》出版。它对中国5000多年来传播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多学科视角的、立体的扫描，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并且对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进行了重新评价。地方新闻史研究开始繁荣，如《香港报业纵横(当代香港报业史)》(陈昌凤，1997)、《太原新闻史》(《太原新闻史》编委会，2000)、《东北新闻史》(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2001)、《山西新闻史：新闻传播与山西社会发展》(王醒，2001)、《福州新闻史略》(潘群主编，2005)等。除新闻传播事业史这个中心外，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外围”史研究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如胡太春著《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8)、戴元光等主编七卷本《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001)、李建新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2004)、杨海军著《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2005)、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2006)等。从目前研究形态来看，虽然多为专门史研究，但仍属通史的范畴。在新闻史的叙述形式上，也做了新的尝试，如2000年9月出版的方汉奇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不仅把时间延续至1997年，更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编年史著作，填补了编年史出版的空白。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图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图史》也分别于2002年、2006年出版。
传播学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68]外，在地意识[69]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持续深入。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是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一书。四年之后，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全三册)》出版。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作验证，以期检验本土情境是否适用，试图对原有理论提出修改或完善。代表性的研究是张国良教授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如龙耘著《中国大众传媒涵化功能研究》(2003)、丁未著《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2003)、王玲宁著《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王昊著《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2005)等。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除上述两类本土化研究外，创造性的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当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重点资助项目，表明国家对网络传播研究的重视。网络传播研究，初始多为介绍、描述和前瞻性研究，随后陷入无法深入的尴尬境地，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开始下降。[70]经过2000年的转折，网络传播研究不再限于“媒体”这一单一范畴，开始关注网络对社会的影响，视野打开了，研究随之深入。2000年6月，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召开。中国记协向全国新闻媒体发出创办“中国传媒网络论坛”的建议。2002年7月，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成果《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出版，被称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网络新闻传播最全面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71]2004年5月，“第一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召开。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网络传播专题进行全方位、深入的交流，它的成立标志着学界开始对此开展制度化的研究。2005年7月，系统总结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专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出版，并获第五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标志着网络传播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版图中开始占据一定地位。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1998年第3期、第4期《新闻大学》连载了时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学界几个来回的争论。争论的内容除了观点、主张外，还涉及研究规范、方法问题。孙旭培、刘建明、张允若、姚福申在争论文章中都提及学术研究中的概念、逻辑、规范、方法等问题。由于固守传统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早期硕士、博士课程中没有相关课程)、研究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研究内容倾向于实用性对策式研究等原因，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一直比较随意，有论点无论证，或者仅仅限于举例论证，很多都是一些感想或体会，造成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无法深入，少有理论、规律的提出。关于研究方法和规范从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之后，一直有零星的论述，如孙振斌《方法论与新闻学研究》(1983)、黄旦《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1994)、《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1996)等，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8年的这场论争无疑是一次研究方法的启蒙与普及。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规范“从边缘话题到主流话语”起于1991年11月《学人》的创刊。[72]之前经济学界、音乐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率先开展过讨论，之后则波及各个学科。学术规范讨论蔚然而成“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73]相比较而言，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是比较滞后的。研究规范和方法的提倡，也与传播学的影响日益深入、研究的不断积累等有关。
1998年论争之后，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4年6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表明国家开始重视学术规范，并将其制度化。2005年夏天，首届“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举办，针对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进行研究方法培训。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新闻大学》在2007年开办专栏“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该刊编辑在第1期《编者按》里写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进展迅猛，成就卓著，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仁们无不为此而感到欣喜和自豪。然而，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而言之，尤其在其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74]该笔谈共刊载了新闻史学界10多位著名学者的笔谈文章，再次把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注释】
[1]《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载于《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344页。
[2]李龙牧(1918—1996)，北京市人。1938年起在武汉和江西前线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42年起，先后任湖南衡阳《大刚报》、《力报》编辑、编辑主任，昆明《云南日报》编辑，汉口《大刚报》主笔。1946年到上海参加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工作。1946年担任上海《文汇报》、《文萃》杂志编辑。1947年起在长沙担任《新潮日报》、《湖南日报》、《晚晚报》、《实践晚报》主笔。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至1950年1月任长沙《大众晚报》总主笔，1950年1月—1954年11月，先后在新闻总署、中央宣传部、政务院工作。1954年11月—1957年11月任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讲师。1957年12月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1961年12月—1966年6月期间，任新闻系副主任。1978年8月—1980年11月再次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主要新闻学著作有《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
[3]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32页。
[4]《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第1版。
[5]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1988年9月)，第1～47页。
[6]《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7]《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
[8]《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9]《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10]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载于《蔡元培选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6～1057页。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2]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创办于1949年7月上海刚解放时，恽逸群任院长，主要是对学员进行革命基本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也有专业知识训练。该学院1951年10月停办，共招收两期学员。北京新闻学校创办于1949年10月，前身是新华社办的新闻训练班，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直属的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学校，副署长范长江任校长。该校1951年停办，共办两期。中央宣传干部训练班创办于1951年10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担任总班主任。该班于1953年5月停办。这三所新闻教育机构主要都以培训，尤其是干部培训为主，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为我国输送了一批新闻宣传骨干干部。
[13]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53页。
[14]转引自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15]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纪念1979年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20周年》，《新闻学论集》，第18辑(1999年12月)。
[16]该校于198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98年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合并。
[17]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18]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9]资料显示，1981—1983年三届毕业的218名新闻学研究生中有55名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占总人数的25％。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50页。
[20]参见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59页。
[21]《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28页。
[22]198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人大、复旦、暨南大学新闻专业第一线的教师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62页。
[23]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393～395、399页。
[24]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3)，第53页。
[25]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年鉴》(1984)，第30页。
[26]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27]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05页。
[28]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9]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书社2005年版，第107页。
[30]沈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3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书社2005年版，第108页。
[32]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2页。
[33]甘惜分：《新闻学术著作获奖后赘言》，《新闻战线》，1988年第1期，第33～34页。
[34]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35]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书社2005年版，第108页的有关论述。
[36]包括经营管理、舆论监督、新闻自由、新闻法等问题。
[37]《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4页。
[38]《中国新闻年鉴》(1989)，第12页。
[39]《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14～15页。
[40]《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12页。
[4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于1983年，“六五”期间设立的项目中并无新闻学。
[42]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3]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4]何湘：《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1页。
[45]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46]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47]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8)，第12～13页。
[48]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书社2005年版，第31～32页。
[49]《中国新闻年鉴》(1990)，第16页。
[50]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52]《中国新闻年鉴》(2002)，第59页。
[53]数据来自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54]《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7页。
[55]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6]这种转变是由研究者的自觉和国家的引导机制共同造成的。课题、项目的设立即可以看做引导机制之一。
[57]《中国新闻年鉴》(1998)，第44页。
[58]陈力丹：《写在前面》，载《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9]转引自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60]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2期，第32～37页。
[61]参见方汉奇为《新记〈大公报〉史稿》写的《序》，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62]分别是《新闻事实论》(杨保军)、《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
[63]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新闻记者》，2007年第1期，第62～64页。
[64]张悦：《赵启正改任背后的官员退休通道》，《瞭望东方周刊》，总第106期，2005年11月24日。
[65]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2002］202号)。
[66]此时间为第一届会议时间。下同。
[67]参见方汉奇为该书写的《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68]如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黄旦主编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等，不仅数量大，且涵盖美国、欧洲传播学研究经典著作，不再以美国为主，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传播流派得以引入国内。
[69]区别于按照西方已有的框架、理论和方法的验证性研究，而是关注自我，甚至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70]赵莉：《十年来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第54～58页。
[71]方汉奇对该成果的鉴定意见。参见《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72]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73]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74]《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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