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合编语文词典（二）

两岸半个多世纪的隔绝造成：各自社会制度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处地理环境的特点，不同方言的影响。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语文社区（大陆和台湾），语言文字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

由于台湾特殊的选举文化，产生了“奥步、桩脚、站台、背书、冻蒜”一类特有词。由于台湾地处闽南方言中，台湾“国语”自然就吸收了不少闽方言词，如“伴手礼、土豆（花生）、白目、好康、歹看、假仙”等。两岸吸收外来词的情况也不同，如“阿娜达、卡哇伊、酷索、撒西米、中古、一级棒、阿巴桑、阿沙力”之类不少日语词就渗进了台湾“国语”。

几十年来，大陆的词语也有类似的不同变化，如从北方话中吸收了大量有表现力的方言词，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吸收了不少外来词等。

在词典编纂中应十分注意两岸的差异词，因为两岸语法、语音差别不大，只有处理好差异词才能顺利达到沟通的目的。这些差异词也是汉语发展中新生的宝贵资源。

海峡两岸在1949年以前，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和文字，分隔半个多世纪后，两岸语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歧异。由于词义演变轨迹的不同，新词新义产生的途径不同，对外来词语消化吸收的机制不同，两岸在语言上各自产生了一批独有词语，形同义异或义同形殊的特殊词语。大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与台湾推行的老“国音”，客观上也造成一些字词在读音上的差异。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两岸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文化交流，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适应时代要求的语文工具书加以全面反映，以促进差异的缩小和解决。

由于两岸对当前语文的现状有正确的定位，即“一语两话”和“一文两体”，就保证了相互平等相待，互不歧视，也不以一方标准去统一规范对方语文。在这个大前提下，两岸才能相互信任理解，平等协商，真诚合作。

因此，《中华语文大词典》是在同一种共同语和文字产生差异后，按求同存异的原则合编而成的。反映这样特定语言文字的词典性质，既不同于方言和普通话对照词典，也不同于大陆或台湾各自编的语文词典，更不同于汉外词典，它是一种过去从未编过，世界上恐怕也很少见到过这样性质的词典。因此对收字和收词、注音和释义，都有一些不同于一般词典的做法，如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双呈，大陆和台湾相同又有差异的词义并存，等等。

词典的主要内容是释义，两岸词典中大约有13%左右的差异词，要准确注释清楚这些词是编写中的最大难点。差异词情况多种多样，如异名同实，同名异实，同中有异。异中又有词义大同小异，用法差异，感情色彩歧异等各种情况。不是生活在该语境中的人，很难说清楚。这正好发挥两岸合编的长处，相互取长补短。比如“脱产”，大陆指脱离生产、从事非生产性工作，台湾指将财产转手出去。但这样注释差异还不到位，因为台湾“脱产”不是一般转移财产，而是隐藏财产时的一种手段。如不明白这种深层的语用含义，就会用错。

大陆方在两岸开始合编词典时，在福建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从事两岸差异词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邀请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帮助审稿，充分利用台湾的语料等办法为两岸合编词典扫清了不少收词、释义和例句方面的障碍，使合编的词典更加符合台湾和大陆的语言实际。

两岸经过6年时间，先后出版了《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并增收词条使之达到15万条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华语文大词典》。这个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主要得益于两岸有关各方面的支持，两岸编写人员的齐心协力、真诚合作。没有出现一方坚持己见，刁难扯皮，也没有久拖不决，误工误事。所以台方主编张文彬教授说，正因为这种工作关系才保证了高速度的工作进展。也正因为这样，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不少老大难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如词条收录问题，台方最初坚持要收人名，他们认为两岸的人到对方去，一些常见的人名都不理解，就会影响沟通交流。且不说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就是台方提出的大陆寺庙中到处有赵朴初先生的字，赵为何许人？台胞不知道，所以认为该收。大陆方认为语文词典不应收现代的人物，收了不仅不合语文词典的收词原则，也不好做到收词平衡和注释准确。即以赵朴初而言，如仅说他为书法家，就不很到位。他主要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语文词典中要注释到位不仅困难，还会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而以收录书法家说，还要收多少同样的书法家，标准实难掌握。一时双方争持不下，大陆方采取等待和实践来解决。台方后来也感到收人物的难处，就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两岸用字的名称分歧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台方坚持称自己用的字为“正体字”，称大陆的为“简体字”。有所谓正体字就有非正体字，实质上正体是相对于讹体和俗体字的名称，限于同一的用字体系内。大陆和台湾用字应是互不相属的系统，根本不涉及谁正与谁不正的问题。台方一些学者坚持称自己用字为“正体”，含有贬低大陆“简化字”的意味，自然不是相互尊重的应有名称。从科学上讲，大陆的用字也不能简单称为“简体字”，因为大陆现在通用的字近1万多个，真正简化的只有400多个，经过类推简化才有2200多个，也只占用字的很小部分。不能以偏概全叫“简体字”。台湾现行用的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字，也不应称为“繁体字”。

经过双方理性讨论，决定用两岸当局自定的正式名称。在大陆整理简化后的汉字叫“规范字”，台湾经整理后的汉字当局正式定名叫“标准字”。现在双方称大称版词典为“规范字本”，台湾版为“标准字本”，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取长补短，发挥两岸各自优势，在双方第一次会商时，就决定收录的字头和词目共同选定后，各自负责撰写一半。相互审读提出意见，双方再进行修改，然后再互审，最后将双方审订的稿子统一形成“初定稿”。

两岸的版本内容应该一致，表述风格如有不同，只要符合现代汉语的予以保留。这样正体现出两岸表达上的不同风格和差异。个别实在无法统一的，如长度单位，大陆用米，1公里叫1000米；台湾用公尺，1公里叫1000公尺，只能保留差异，但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两岸合编的好处很多。要确切了解词的含义在两岸有无差异，只有使用该社区语言的人才能准确知道。相互取长补短，不仅加快了编写工作的速度，也提高了词典的质量，真正体现出两岸合作编撰的优势和高质量的成果，切实为两岸交流扫除语文障碍。

至于涉及风俗习惯或社会差异形成的词语，如不了解历史文化背景，很难正确理解词的含义以及两岸的差异。台湾渔民前些年在“保钓”运动中，在钓鱼岛附近台湾一渔船被日本自卫队水炮攻击，将船上拟上岛供奉的神像损坏，渔民们十分气愤。台湾的很多神灵都是从大陆移过去的。如果只取神祖牌叫“分香”，如绘制神像去供奉就叫“分灵”。渔民们对供奉的神灵是十分虔诚和敬畏的。还有一些词有大陆的说法，但不知台湾的说法，也只有请教台湾的同行才能知道，反之亦然。如常用的“掰腕子”，查了许多书也找不到台湾对应的词，后来去台湾才问到，他们叫“比腕力”。汽车的“后备厢”，很简单一个词，但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就很难决定对这个词的收录与释义。台湾同行不经意地说出了常叫的名称“后车箱”，大陆同行听了哈哈一笑，原来如此。

由于两岸现实的特殊情况，必然会出现一些涉及两岸政治认识和价值观差异的词语。对这些词语的收录和注释就会产生敏感问题，必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

敏感词语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词语本身就有敏感性。比如收释人名的问题，一些台湾编者坚持要收一个叫高行健的剧作家，理由他是当时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的作品内容不好，在大陆看来根本不应收录。又比如“南昌起义”“国军”一类词，本身也很有敏感性。台湾把“八一起义”叫“南昌暴动”，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后把“国军”叫“匪军”，客气一点叫“国民党的军队”。这类词相互都主张暂不收录，予以回避。

另一类词是词义中有敏感部分。如“儿童节”是一个常用词，台湾注释除指明联合国为维护儿童权益设立的节日、时间各国自己设定外，还指出中华民国在30年代定为4月4日（今台湾儿童节日）。大陆注释除上述相同部分外，还注释有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定“儿童节”为6月1日。说的都是历史事实，但两者放在一起就不合适。双方协商修改，直接注释为大陆儿童节6月1日，台湾儿童节4月4日，不说谁定的、什么时候定的。有些词语的所指存在观念分歧或评价上的差异，如“义和团、农民起义、五四运动”等词语，原则是双方都能接受就收，一方不能接受的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先回避，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类词是注释中举例或行文中出现的敏感问题。如“长城”释义后的例句中台湾撰稿举出“国军是保卫国家的钢铁长城”。协商后将“国军”改为“军队”，大家都赞同。行文中“我国”“中国”“大陆”“台湾”这些限制词都有明确界限。如“钓鱼岛”，可以用“我国”或“中国”，因可以包含“大陆”和“台湾”。如果所指范围不能涵盖两岸，就不能用“我国”，如“改革开放”，就只能用“大陆指实行改革政治和经济体制”。

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得益于两岸编者相互尊重，求大同存小异的指导方针。

语言文字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发现差异；同样，也只能在使用中才能逐渐融合，达到消除差异的目的。

连战访问大陆时，所用的“愿景、福祉”这些词，当时大陆民众就感到陌生甚至不理解。其实这些词都是汉语中的传承词，只不过大陆长期不用它们罢了，现在这些词已逐步成为两岸共同使用的词语。有些词从台湾传入大陆，或大陆传入台湾，最初都觉得面孔很生，不会去使用。随着交往频繁了，也互相由“理解”到应用。如过去大陆用“渠道”，台湾用“管道”，大陆用“激光”，台湾用“雷射”，现在这4个词大陆和台湾都可以同时任选使用。预计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会在两组意义相同的词中选出一组作常用词，就完成了从求同存异到相互融合的过程。即使像“方便面”和“速食面”这样异名同实的词，可能两岸使用语言的人觉得“方便”有歧义，“速食”又不大众化，两岸可能选用过去不大用的“泡面”。这也是两岸语文从异到同的一种途径。

两岸交流的现实，展现了一幅两岸语文化异为同的美好前景。词典编纂及时注意到这种变化，同时又力促这种趋同的变化。先前认为不少台湾的专有词，已被逐步吸收进普通话，如“负面、代沟、媒体、运作、界定、评估、瓶颈、前瞻、知名度、工薪族、转型期、自助餐、联手、打卡、包装、认同、共识、爆满”等。与此同时，不少大陆词语或独特用法也进入了台湾“国语”，如“抓、搞、落实、紧张、对口、口径、样板、渠道、方便面、水平、试点”等。近时纷纷涌现的不少新词已经难分你我，如“作秀、观光、套牢、福祉、达人、香波、丁克族、脱口秀、麦当劳、肯德基、霹雳舞”等。英语中的laser，大陆叫“激光”，台湾说“雷射”，这种不同的科技术语定名似乎很难统一。但台湾教育部门审订的《气象学名词》将“雷射”和“激光”并列，台湾学者也认为“这是好现象”，有助于两岸交流和化异为同。

差异词是历史发展中的产物，对两岸交流会产生一定的障碍。但通过化异为同的努力，也可以使交流顺利进行，同时使汉语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同义词的丰富使表达手段更加多样化，所以差异词不是无用，它既反映了语言的变化，进而勾勒出社会发展的概貌，同时它也是研究语言的宝贵资料，丰富汉语共同语难得的养料。

两岸合编语文词典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语言的统一和畅通无阻的交流，是一个统一国家和社会应该具备的条件。两岸从合编语文词典着手，促进语言文字的统一和交流，增加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感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潜移默化地增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亲切感。这将会对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极为有利的氛围和条件。台湾和大陆是一个中国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两岸同根同源，而两岸语言却不能畅通，那将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两岸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词典》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将会随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怎样估计它的巨大影响都不会过分。

2012年两岸合编的《两岸常用词典》出版后，闯出了两岸在文化方面合作的实质性的新路子。“词典”在两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编纂中两岸建立起真诚合作的互信关系，解决了过去存在的一些难题。这一年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成立20周年，编写组就20年来的工作和体会给许嘉璐和有关领导部门写了一个汇报。许嘉璐和教育部长袁贵仁以及语委主任李卫红都做了批示，一致认为编写组20年来，克服了各种困难，编写了30多种语文工具书，获得多项学术成果，应予以表彰。特别是编写组在没有国家经费和编制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以书养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为文化发展和繁荣走出了一条新路。教育部专门发了一期送中央的简报，表扬编写组为语文规范化和两岸交流工作作出的贡献。《中国教育报》在2012年2月13日全文发表了编写组20年的回顾和体会——《推进辞书编纂工作，助力文化发展繁荣》。这对于编写组是很大的鼓舞，更加激励他们进一步做好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工作。

《中华语文大词典》首期成果发布会主席台。左起：靳光瑾、李卫红、许嘉璐、叶克冬、李行健、刘青、苏雨恒。

许嘉璐在《两岸常用词典》大陆版首发式上讲话。

李行健在《两岸常用词典》大陆版首发式上介绍编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