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南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贡献

郭南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贡献

赵　涛

抗战时期，是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在这段时期内国内、国际的爱国志士为了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反抗侵略，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

早在1987年，曾担任解放军十九兵团政治委员，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的李志民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一段陈述：“兰州市有一位著名的中医大夫，名叫郭南浦，是西北地区伊斯兰宗教界的上层重要人士，已七十多岁。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与于右任、沈钧儒、傅作义、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马子健等知名人士颇有交情。他拥护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思想进步，用积极行动参加抗日活动。曾为声援‘西安事变’，营救我西路红军出过力；此后，又曾积极进行过团结抗日和反对内战的宣传，并利用他担任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的特殊身份，为营救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作出过贡献，在回族同胞中很有声望”。在回忆录中还特别描述了郭老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为和与共产党的真诚合作，充分肯定了郭南浦先生在历史上为国为民所做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抗战时期，郭南浦担任第八战区长官部顾问、西北行营参议、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193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局出发，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响应。国难当头，郭南浦先生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责无旁贷地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这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已成为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地处中国大西北的陕、甘、宁三省，成为内战的敏感地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辟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郭老先生为制止内战，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

帮助营救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

1937年初，中共党员张文彬奉周恩来之命，在西安同马德涵（陕西西安人，回族画家，曾在甘肃任过县长，教过书）、吴鸿宾（回族，中共党员，甘肃天水人）、马宪民（回族，进步青年，宁夏海原县人）三人商谈赴甘肃、青海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有关事宜。当时，三人都表态愿随张前往，但都觉得“人微言轻，恐不足以胜任大事”。张文彬就提出甘、青两省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将领均系回族，最好请你们物色在回族里有声望的上层人物从中斡旋，这样就比较容易接近甘、青两省的军、政上层，有助于开展营救工作。经张提示，马德涵、吴鸿宾、马宪民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郭南浦先生。三人即向张文彬详细介绍了郭先生的情况，向他说明郭老与他们三人都很熟悉，郭老又是一个乐于帮人而不避嫌的人。张听后十分满意，即带三人去向周恩来副主席当面汇报。周副主席对他们的建议很满意，当即指示张和马德涵、吴鸿宾、马宪民三个人尽快赶到兰州，请郭老先生出面帮助进行营救工作。

周副主席并就此行的目的、任务作了布置，总的来讲，就是要想方设法摸清被俘人员的情况和处境，要求国民党当局善待被俘人员，争取释放被俘人员。

1937年2月，张文彬、马德涵、马宪民三人到达兰州，前往郭老先生家中拜见郭老先生。经介绍，张文彬结识了郭老先生，张向他讲明了此次来兰州的目的，恳请郭老帮助，郭老欣然应允。他说：“共产党为国家为人民北上抗击日寇，本人宜当出力，但青海我本人不便前去，我写信给马步青，他是认可的。我有一教下名叫马福顺，此人在马部任职，又是韩起功的连襟。你们去了，先找到他，他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并帮助你们相机行事。”

张文彬、马德涵、马宪民三人到达河西后，通过马福顺引见，见到了马步青，将郭老先生的亲笔信交给他。在这封信中，郭老以伊斯兰教义劝说马步青要与人行善，善待俘虏，并从国家、民族抗日大局出发，释放被俘的红军将士，让红军奔赴抗日战场。马步青看完信以后，表示赞成郭老的话，张文彬等三人也随机向他晓以大义，并提出了一些要求。马步青说：“老汉（指郭老）劝我行善干好，我也愿意揽这个‘塞哇布’（即做好事）。为了抗日大局，我也要求部下尽量善待红军。我也同意你们到各处看一看被俘人员。至于释放的事，我现在做不了主，还要向上峰禀报后再说。”由此，经马部允许，张文彬等三人顺利地到了黄蕃寺以及张掖、武威等地，见到了被俘的红军人员，了解到大量情况，然后返回兰州。在郭老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张文彬等三人不虚此行，完成了周恩来托付的任务，达到了目的。

在张文彬和郭老先生交谈后，郭老先生还利用自身是中医的条件，找到在兰州设立医院的高金城大夫，告知有关情况。郭老先生综合考虑自己不便公开出面，让高金城大夫出面积极营救西路军散落红军。郭老先生专门派人，秘密给高金城大夫送了大量的药品、物资和银元，用于救助散落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很多西路军散落红军都是通过高金城大夫的救助，回到陕北的。

极力制止内战，促成“海固事变”和平解决

1939年1月至1941年5月，海固地区的回族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巧取豪夺、残酷压榨和民族歧视，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波及宁夏、甘肃两省八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回民群众（包括一些汉族群众）约一万人，最多时达两万余人，史称“海固事变”。

国民党当局调集军队，对海固地区回民的武装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剿杀了大批义军和无辜群众。这样，在西北地区又爆发了内战。

面对与自己有深厚感情的海固回民群众所遭受的血腥屠杀，抗战后方内战再起，愈演愈烈的局面，郭南浦先生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避嫌疑，亲自找驻兰州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即向朱绍良谏言：“国难当头，必须尽快制止内战，和平解决海固事件。”当局采纳了郭老先生的意见，做出了和平解决的“姿态”。此时，海固义军的首领马国瑞被押在兰州，郭老先生出于对其安全的考虑，再三要求将马保释到自己家中。朱绍良碍于情面，同意保释。1939年5月9日，在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混乱之际，海固回民群众将马国瑞秘密接回海固，又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国民党当局派重兵继续武力镇压，导致海固起义的义军伤亡惨重。随后，国民党中央军继续进行武力下的所谓“善后”，剿杀大批无辜群众，海固地区的民众危在旦夕。面对这种局势，郭老先生不遗余力，利用他的声望，联络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当局停止内战，制止刺刀下的“善后”。政府当局畏于国难当头残杀民众，会造成难以收场的局面，决定采纳郭老先生的建议，即派出以于右任为首的中央劝慰团抵达兰州。于右任、朱绍良等人商定，敦请郭老先生出面，以省政府劝慰团的身份，赴海固地区调停和解。郭老先生接受了使命，并对当局表明了态度，提出了要求：“此次事件起因盖出于地方官吏横征暴敛，侮辱回民，伤害至极所致。应惩办当事的地方官员。所以，当局必须承诺以下要求：一是军队即刻撤离当地；二是停止‘善后’，对当事民众不咎既往；三是放粮救济民众，以安抚民心。”经于右任协调，朱绍良表示同意以上要求，保证做到。郭老先生救人心切，即刻动身，星夜马不停蹄，途经平凉，抵达化平（现泾源县）。当时化平笼罩在恐怖之中，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刺刀下的“善后”仍在进行中。他立即制止了军队的暴力行径，督促军队即刻停止剿杀，释放所有的在押民众和义军，撤出海固地区，同时安抚群众，敦促即刻调粮济民。甘肃省政府很快派人携带粮款赶到化平，给每户百姓发三斗粮食以表示安抚。郭老先生不辞劳苦，组织带领群众救活人埋死人。海固地区民众面临的一场大灾难在郭老先生的极力劝解下得以避免。至此，事件和平解决。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郭老先生为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主动请缨，不顾82岁的高龄前来宁夏做马鸿逵、马鸿宾的工作。当郭老先生的汽车到达宁夏固原大湾时，当地的群众第一次看到汽车，还有武装人员在车上，都很惊慌，不知是什么情况。当时有几位回民就是当年郭老先生解救出来的群众，当他们看见郭老先生从车上下来，纷纷上前问候，很快周围的回民群众都来看望郭老先生，对郭老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可以看出，郭老先生在宁夏的回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设想，如果当年郭老先生没有解救过“海固事件”中的回民群众，就不可能得到当地回民群众尊敬，回民群众也是不会认可的。和平解决“海固事件”，郭老先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固回民起义后，起义军二百余人在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奔赴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光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为抗日骑兵的生力军。

郭老先生此次作为，制止了内战，解救了群众，为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对郭老先生救民于水火之中，报国于危难之时的精神和作为十分敬佩，欣然挥毫书写了“仁者寿山河”的贺幛赠与郭老先生。

老当益壮，呕心沥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八年抗战中，郭南浦先生以年逾七旬的高龄，不辞劳苦，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一系列工作。

1940年1月，作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为声援和鼓励抗战前线将士英勇杀敌，郭老先生与全体参议员一道，慰问、勉励前方抗敌将士：“溯抗日军兴，时历三十月，我各方忠勇壮士，服从领袖，保卫国家，浴血奋战，劳苦功高。最近南北各线，捷音屡闻……我后方民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伏愿再接再厉，争取最后胜利。”在《慰问本省抗战将士电》中，老先生和参议院同仁一道，历数日寇对抗战后方甘肃进行的野蛮空袭造成的罪恶，对家乡参加抗战的将士表示:“日寇猖獗，侵我华夏，执事奉命出征，参加抗战，肤功迭奏，桑梓增光。近以各方捷报频传，敌寇为掩饰败绩，连炸兰市，灾害所加，伤心惨目，而人民抗战情绪，愈益坚定。深愿我忠勇袍泽，再接再厉，歼彼残暴。”对于敌伪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充当汉奸的可耻行径，郭老先生和参议员们则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鄙视，发出了讨逆通电：“汪逆兆铭，居心险诈，行为卑鄙，早已自绝于国人。我神圣抗战开展以来，举国同仇，万众一心，汪逆竟通敌求荣，认贼作父，破坏抗战之国策，危害民族之生存。罪恶滔天，人神共愤……深望续张挞伐，歼此敌奸。”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电》中，郭老先生和参议员们站在争取国际正义力量同情和支持抗战、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向当时尚未投入到对法西斯作战的美国提出了正义的要求：“自日本以武力侵略我中国，迄今三十一个月，种种暴行，世界昭闻。我中央政府，为国家民族，人类正义，长期抵抗，亦久为世界各文明国所同情。无如日寇灭亡中国，独霸太平洋之野心，仍不少戢，顷更肆其空威力，狂炸我后方各地，即远在边陲之兰州，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止，凡遭敌机空袭十一次，敌机总数，至五六百架之多。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六七等日，连被轰炸，每次敌机百余架，掷下炸弹千余枚，击毁商店民房，一万余间，无辜人民，受害甚众。残暴凶狠，已达极点。贵国与我，邦交夙敦，对此人类公敌，谅必同情膺惩。乃据报载，敌国军用品，来自美国者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敝国人民，无不深表惋惜。特代表全甘民意，略述敌国罪状。深望力主正义，严行经济制裁，禁止军用品运往日本，以惩横暴。”

几乎在同一时期，郭老先生针对日寇多次空袭兰州省城，各地县防空报警系统不适应战时防空要求的现状，于1940年1月在甘肃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加紧防空训练的提案：“郭参议员福金等提：严令敌机经过各县，加紧防空训练案（提案第81号）理由：近来庆阳、固原、海原、平凉等县，敌机必经之地，警报多不合宜。有时只发空袭警报，不发解除警报。有时前批敌机甫过，后批敌机即来，人民误以为我机，致遭扫射。无谓牺牲，不一而足。亟应严令各县，切实训练宣传防空知识，并统一警报，减少牺牲。办法：就各县所有之信号，参酌省城最近决定警报方法，通令各县切实遵行。”郭老的这一提案，引起了第八战区长官部和省政府的重视，采纳了这一意见，在各县普遍向群众进行了防空知识宣传，并下决心整顿、完善、统一了各地警报信号系统，有力地减少了日寇空袭对后方军民生命财产造成的牺牲和损失。

以上这些电文、提案，反映了郭老先生在抗战岁月中，虽已年逾七旬，却仍老当益壮，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殚精竭虑。这是郭老先生的心声，也是有识之士和全省七百万民众的心声。

挫败日寇妄图利用民族宗教破坏抗战阴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寇侵占华北，北平沦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马震武教主来不及撤退，被困北平。马震武教主虽身陷困境，仍保持爱国气节，坚持不与日伪方面有任何来往。为了达到全面侵华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民族和宗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颠覆分裂活动，并且已在满、蒙地区采取了分裂行动。在内地，日寇收买了山东回奸马良，在东京成立了所谓“清真堂”，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阴谋活动，制造谣言，企图利用马震武教主的重大影响达到他们分裂中国，破坏抗战的目的。

当时国民政府对马震武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处在敌占区，担忧他一旦被日寇所挟持，将给国家和抗战带来严重后果。郭南浦先生十分担忧被困在敌占区的马震武，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提出应由政府设法尽快营救马震武回来，谨防日寇借此生事，避免国家民族的损失。在朱绍良的支持下，郭老先生赴重庆面见蒋介石，陈述了马震武作为伊斯兰教界影响重大的要人身陷敌占区，不但个人处境十分危险，如不及时营救，会对抗战大局，对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估计的严重后果，恳请国民政府尽快设法营救。蒋表示赞同，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实施了营救马震武的行动，并请郭老先生赴香港迎接马教主抵渝，同时向世人宣传回族的抗日救国立场，以正视听，戳穿日寇的阴谋。

郭南浦先生即以“回族抗日代表”和“中国抗日救国协会”理事的身份飞赴香港。到达香港后，马震武被成功营救，乘坐英国包机从北平抵达香港。郭老先生和马震武一道，向世人严正宣告：“中国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员，倭寇猖獗，侵我华夏，占我国土，杀我同胞。近闻日寇制造谣言，企图利用回教破坏抗战。日寇豺狼本性，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灭绝人性。我回教宗旨与人事为善，与日寇善恶水火不容。此告世人与我回教同仁勿信日寇谣言，回族誓与华夏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坚决抗战到底。”然后，郭老先生和马震武一起回到重庆，受到国民政府和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

郭老先生此次营救马教主，在香港宣传中国回族抗日主张的行动，有力地挫败了日寇妄图利用民族宗教进行分裂、颠覆的阴谋，为巩固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华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老先生不顾八十二高龄，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宁夏，四处奔走，为使宁夏的回、汉群众免遭战火涂炭，大声疾呼，为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作出了贡献，无愧‘和平老人’的光荣称号。”

这是1983年12月20日杨得志、李志民二位将军在致郭南浦先生夫人糟宜君的信中对郭老先生晚年促成宁夏和平解放又一次作出的评价和肯定。

纵观郭南浦先生一生的作为，特别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维护全民抗战所做的几件举足轻重的工作，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郭老先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睿智的思想，以无所畏惧的奉献精神，崇尚与人为善，与事为善的处事原则，不辞风险劳苦，无私无畏，纵横捭阖，游刃有余。郭老先生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对国家、对人民是充满挚爱的拳拳之情的；他对邪恶势力，对一切违背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则是充满憎恨之情，予以痛斥揭露的。这爱憎分明的背后，是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