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范畴化导致词义演变

9．3　非范畴化导致词义演变

就语法范畴而言，词的地位是变化的，决不是固定的，这就是原型属性的可变性。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它们的语义特征，所指内容的确定程度在语境的作用下都会发生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语言现象，无需大篇幅论述。在一定语境下，范畴甲的成员可能变成范畴乙的成员，原型成员可能变成非原型成员，指称意义可能变成非指称修饰意义。

当谈到语法理论与语言用法的关系时，人们一般认为是结构和交际因素规定了语法的形式。语法与用法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听者与说者。他们在交流过程中，协商意义，不断对语境做出反应，同时又不断地创造新的语境。语境与语言形式和特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平时确定的语言实体的范畴，如名词和动词，在一定的语篇中，由于所承担的语篇功能的变化会发生范畴转移。这种范畴转移是语篇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原型属性的语篇性。在谈到原型属性的语篇性时，要防止过分强调范畴的动态属性，而忽略范畴的稳定性，没有稳定性，动态性就无从谈起。范畴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是一对辨证的矛盾，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过分强调范畴的动态性将导致无序状态，过分强调稳定性，则抹杀了事物的运动性和发展性这一事物本质特征。事物的运动性和发展性是范畴动态性的基础。正是范畴的动态性为范畴转移和变化打开了一个通道，范畴转移和变化的过程是事物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事物变化的过程，也是非范畴化的演变过程，即范畴化，非范畴化，再范畴化的过程。

在语言研究中，人们将非范畴化定义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也就是说在原有范畴和即将进入新范畴之间存在模糊的中间范畴，这类中间范畴失去了原有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新范畴的某些特征。例如：“安排”是一个很常见而普遍的词，也许还有不少人并未觉察到它的含义发生了非范畴化过程，正在脱离原有范畴，即将重新范畴化。

（25）这次会议安排得井井有条。

（26）参加会议者的食宿都安排好了。

“安排”的意义也就是有计划、依顺序安置。《现代汉语词典》注有两个义项：①有条理，分先后地处理（事物）；安置（人员）；措置：安排工作/安排生活。②规划、改造（山河）：树立雄心，立壮志、要把山河重安排。

可以看出，义项②为临时修辞义，是过去豪言壮语中的常用手法。这种临时意义的消失，实际上也透露出词义的非范畴变化。正因为如此，后来重排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取消了义项②，只保留了义项①。“安排”从原有范畴向新范畴过渡，产生了非范畴化。先看几个口语中或报刊上常说的句子：

（27）张三是安排性的干部。

（28）那个单位是安排人的地方。

（29）那位领导总是存在安排人的指导思想。

这些例句中“安排”的意思显然从原型义引申到非原型新义。产生这种非范畴化的过程，大多因人浮于事，用不正常手段或走后门往不需要人的部门安插人；或个别干部利用关系把不称职的人弄去异地做官，安插到别处去；或不讲原则，把不该提拔的干部硬是提拔起来，美其名曰“适当安排”。

“安排”的原型义本无贬义，但经过上述一些例句反复使用以及经其表达内容的熏陶和沾染，“安排”开始了非范畴化过程，增加了新的义项和色彩，词义就变了味。很自然，这种用法产生的引申义，目前还不能肯定它就会成为词的固定义，还有待对它的变化继续观察。但如果“安排”词义要发生变化，非范畴化的过程肯定从这类场合开始。

与“安排”属于同一类情况的还有新产生的固定词组“有偿服务”。这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后出现的新概念，正好同过去处处无偿服务相对应。正当的“有偿服务”自然无可厚非，但一些人往往把本应无偿服务的乱收费，也美其名曰“有偿服务”。如问路要收咨询费，车站的候车室要收服务费等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有偿服务”的非范畴化过程，已经篡改了“有偿服务”的真实内容，而成了乱收费用的代名词，或者说遮羞布。非范畴化是一种思维创新方式和认知过程。“安排”是一个典型的动词，如安排工作。在例（25）和（26）中，“安排”还具有很多动词的特征，但与“安排”的原型有所区别，后面没有直接跟宾语，没有要安排的对象。在例（27）、（28）和（29）中，在句法上，“安排”相当于形容词，这只是思想内容的外化形式。作者不直接用“人浮于事”、“走后门”、“不正常手段”等词，是任何一个形容词都无法表达在上述几例中的丰富内涵。概念内容与语言表达之间产生了空缺。因此，作者在特殊的环境中，使用新的思维方式，将“安排”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这种内涵是临时附加的，其内在认知过程是转喻。以上各例中的新义都属于“安排”框架，在转喻的作用下，可以随时激活“安排”的添加意义，使“安排”开始跳出原有范畴，走向新的范畴。“安排”，由“树雄心、立壮志、要把山河重安排”的褒义词，变成了“走后门、人浮于事、不正常手段”的贬义词，“安排”开始了由“褒”到“贬”的非范畴化过程。英语中这类词同汉语一样非常多，例如：“boor”最早的概念义是“feudal serf”农奴之义，后来产生了引申义“villain”恶棍。这种非范畴化过程，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都熟悉“大腕”、“款爷”、“倒爷”三个词，但对它们的含义理解是否一样却很难说。如果同一张答卷让人们对这三个词加以注释，恐怕会因人而异，这充分显现了三个词的非范畴化特点，离开原有范畴，也具有即将进入新范畴特征，集两个范畴特征于一身，具有非范畴化过程的模糊特征。

什么叫“大腕”，报纸上曾有人写文章进行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另有一文章说“‘大腕’之称，没有什么科学的界定，人云亦云的市井气颇浓，在提倡科学、知识的现代，这类称谓尤显得与封建社会相互吹捧的陈规陋习如出一辙。”从“大腕”还派生出“玩大腕”，即利用“大腕”产生名人效应等。“大腕”的确切解释是什么，一篇文章作了很长的解释，但是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大腕”有点像旧上海滩的大亨，但不是大亨；“大腕”是名人，但又不尽是名人，似乎没有谁把于是之、李默然、谢晋称为“大腕”的；“大腕”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但却没有人把大作家钱钟书、大画家吴作人、大教授余秋雨称为“大腕”的；“大腕”是有权者，但阮若琳、汪洋、吴贻弓、胡健却无人称其“大腕”。“大腕”似乎只有在北京那特定的环境、氛围中滋生。（《北京晚报》1993－03－09）

“大腕”是什么，如果让人编写词典，可能到现在也不好注释清楚。这么多年过去了，“大腕”的流行开始下降，人们好像要把“大腕”一词抛弃掉。

“爷”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考证出“爷”字含义不断在变化之后，作者说：“历史不会完结，‘爷’的嬗变也不会完结。所以，关于‘爷’字的解释，容当后续。”（《人民日报》。1993－02－12）就以“款爷”“倒爷”来说，好像意义较明白，“款爷”是有钱人，但有钱人却不能都叫“款爷”，好像它同钱的来源和速度还有点关系。“倒爷”好像指倒腾商品有术的人，过去把它同投机倒把者视为一路人，但现在人们观念在变，对搞商品流通的人也不一概否定，所以“倒爷”的贬义好像也在渐渐消失。

这类词被人们称作“胡同语言”，认为它们是京味式的俚语或用俚语的成分造的新词。这是事实，因而它们的生命力就值得考虑，它们的身份本应属方言土语，但由于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炒来炒去，也就火了起来。这样就激活了它们的非范畴化过程，也表明在语言这个系统中，除了界线分明的部分，还存在大量模糊的中间地带和语言特殊现象。正是由于它们是“胡同语言”，正是由于它们这种特殊的复杂身份和境遇，所以他们的含义也极不稳定，随着流行的潮起潮落，时时发生变化。这么多年过去了，“大腕”、“款爷”、“倒爷”等流行词并没有把新意稳定下来，好像人们在城市生活中不大用这类词意义了，又回到了方言土语的地位。这表明非范畴化过程启动以后，一些词能够完成非范畴化过程，进入重新范畴化的过程。而另一些词，例如：“大腕”、“款爷”等，就不能进入重新范畴化的过程，正当非范畴化过程还在进行中，整个过程就快速终止，使它们回到原来的范畴里。

“国耻”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到：“因外国的侵略而使国家蒙受的耻辱，如割地、签订不平等条约等。”词文清楚而为社会所公认。可在十多年前，《光明日报》上《洗刷新“国耻”》（1993－04－21）一文，却把中国货质量差，比不上外国货，也认为是国耻，并推而广之，普遍存在质量差现象，作者认为这都给国人丢了脸，也是“国耻”，甚至把教育和某些服务质量差也算入“国耻”。因为这些现象同国外一比，显出我不如人。新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泛化的过程，中心意义的所指范围有所扩大。“国耻”的非范畴化过程已完成，已重新范畴化，现在人们普遍接受并在日常语言中使用“国耻”的新义。

“托儿”这个词的意义变化，它的非范畴化过程类似于“国耻”。它的原型义是指推销商品中，雇用一些人装成买主，用欺诈手段哄骗，引诱顾客上当，购买伪劣商品。这个词有特定的含义和使用范围。在十多年前，该词词义发生了变化，开始进入非范畴化过程，其中心意义不断扩大。有人把虚假的报道、夸张过分的广告也称之为“托儿”，因为它们起的作用同真正的，即原型该文把“托儿”是一样的。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读者警惕书商托儿。该文把乱给人写序，胡吹一些并不值得吹捧的书，结果让读者上当的人，也叫“托儿”。如果说从性质和作用上看，把上述行为称为“托儿”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是说“托儿”的词义随着所指称事物的演变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演变和变化自然是随着人们认知的联想、深化，引起视野的扩大，引起词义外延的引申。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引申的新词义已约定俗成，凸显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经济性和人们在语言运用中的经济性。众所周知，语言资源是有限的，人类记忆能力和知识储存系统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然而，客观物质世界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语言所要表达的事物、事件、情景和概念是无限的。语言系统无论怎样庞大和复杂，也不可能获得同客观物质世界一样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因此，怎样利用现有的语言资源，表达无限的客观和主观的实际需要，既是一个认知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语言实际运用问题。非范畴化通过扩大或转移语言词汇的词义和功能，使语言词汇在原有的词义基础上，即词义的原型基础上，泛化或扩大原型词义，使其具有新的词义和表达功能，充分利用了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强调和体现了原有知识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是经典范畴理论无法解释的。

非范畴化的基本含义是在一定条件下范畴逐渐失去范畴中典型特征的过程。范畴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在原有范畴和即将产生的新范畴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范畴，这类中间范畴失去了原有范畴的某些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新范畴的某些特征。非范畴化与词的多义性紧密相关，非范畴化导致了词汇的多义性，词汇的多义性是通过非范畴化实现的。

非范畴化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在词义上，词义泛化是非范畴化的前提，词汇意义泛化的主要机制是隐喻扩展，用具体的意义表达抽象一点的意义，由于长期积累，抽象意义沉淀下来，取代了具体的意义。二是在句法形态上，范畴的某些典型的分布特征消失，范畴之间的对立中性化。范畴分布特征的消失为范畴成员跨越自己的边界，为一个范畴中的实体进入另一个范畴打开了方便之门。三是语篇与信息组织能力发生改变，语言中大量的特殊现象，不规范用法，修辞现象也获得了理论上的统一解释。四是范畴身份出现游移，能够对语言的发展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做出比较精细的描写和解释，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语言实体在不同的语用条件下的相互联系与差异，以及产生这些联系与差异的原因。非范畴化不但是语言变化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人类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非范畴化表达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认识方法的，另一方面是语言变化的。认识方法方面的内容与本书关系较为疏远，因而略去不谈，主要谈语言变化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同志”非范畴化的过程，“同志”向“先生”靠近，现在等同于“同性恋”。“同志”是十分神圣的称呼，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加“革命”两字以示更加神圣。宋庆龄主席临终前希望得到一个“同志”的称呼，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这里可以看到“同志”同其他称呼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同志”这一称呼的庄重含义。

20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认识的改变，社会上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同志”的原型意义开始泛化，踏上了非范畴化的征程，好像贬值了，不仅不具有昔日的神圣意义，还招来有的人不高兴。起码在饭店、宾馆或舞厅中称女同志要叫“小姐”，不叫“同志”，说明“同志”的内涵和色彩在变。赵丽蓉同志去台湾访问，不小心走了嘴用了“同志”，马上引用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解围。这说明“同志”还不能对称海峡两岸的人，又说明孙中山时期就称同志，是指国民党内的人，这同现在称党内或把志同道合的人称同志一样。这些现象表明“同志”的含义开始非范畴化，出现含义动荡，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不完全一样。

“先生”的情况类似，过去把“老师”以外的人称“先生”，含义有见外的，不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意味。但现在不一样了，它从“同志”对立面往“同志”靠近，而“同志”也泛化了过去的政治含量，等于互相向对方接近和靠拢。所以“先生”的词义除过去的“老师”和港台的“丈夫”之外，又成了带有文质彬彬的客气的一般称呼。在一些场合“先生”、“同志”两相宜，甚至可以互换，但它们互相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在党、团组织内部不称先生，在一般外事活动中不称同志。很显然，这些变化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也是词义开始泛化，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的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加深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引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同性恋现象在我国开始出现。在英语中同性恋者被称为“gay”，汉语开始把同性恋者称为“同志”。有人说改革开放毁了“同志”这个词，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随着休闲时间和手头金钱的增加，一些人追求不健康的刺激，使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社会陋习又死灰复燃，从而使“小姐”一词开始词义摆动，进入非范畴化过程。“小姐”指称谁？198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①旧社会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里仆人称主人未出嫁的女儿。②对未出嫁的女子的尊称，现在多用于外交方面。1997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①旧时有钱人家里仆人称主人的女儿。②对年轻女子的尊称。从上述《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个版本解释可以看出，“小姐”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词。“小姐”的词义已偏离原型用法，开始进入其他非原型义，“小姐”似乎是指不正经女人。在娱乐场所“小姐”就等同于“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人”或含有些种特殊语境义，一般女人好像开始不大乐意别人称她为“小姐”。如果在某种公共场合称某女人为“小姐”，她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应你一句“你才是小姐”。在四川和重庆人们开始放弃“小姐”尊称，称女人为“小妹”，“小妹”有取代“小姐”之势。这种例子很多，例如：“老师”，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重庆人称男性都为“老师”，一个陌生人可能对你说：“老师，去火车站怎么走？”“老师”和“小姐”不一样，“老师”的非范畴化过程难以完成，重庆人的这种尊称不可能在全国传播，因为有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职业就是“老师”，而“小姐”只是一种称呼，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职业是“小姐”。

语言与人类认知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表达是以人们的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有关现实表征，心理表征，语言表征三者的关系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在此不再重复。近些年来的认知研究表明，从人类日常经验中产生的概念系统，在广泛领域内构成了自然语言语义学的研究基础。从表面上看，多义性，词义变化以及词义模糊各不相干。实际上，它们都关系到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一个形式不止一个意义或功能。词的多义性研究核心问题是，一个词素的众多词义依靠什么机制相互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的概念结构与普遍的认知组织原则。但是怎样认识语言的这种功能，却存在不同的观点。真值条件语义分析强调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排斥词的多义性问题。如果将词的意义简化为一组必须与客观世界相符的真值条件，逻辑推理的研究方式当然大有可为。但这种研究方法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多义性词素的众多意义并不一定共享客观世界中所具有的真值条件。如“齿牙是白色的”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为真，因为“白色”满足了客观世界中，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齿牙作为颜色的真值条件。但是，在“白吃一餐”中，在客观世界中找不到“某一餐是白色”的真值条件。很有意思的是，有些客观真值条件相同的语言，在简称中其客观真值条件又不相等了。例如，“白种人是白人”，它们的真值条件相同。人们可以称欧洲人为“白种人”，也可以简称为“白人”。但“中国人是黄种人”就不能简称为“中国人是黄人”，“黄种人”与“黄人”的真值条件完全不一样。很显然，真值条件的分析方法将认知组织结构和人们大脑中已有的百科知识排除在外，是不大可能解释以上问题的。客观世界不可能将白色与吃一餐饭联系在一起，也不可能将黄种人与黄人联系在一起。

非范畴化与范畴化过程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如果说范畴化是寻求共性的过程，那么，非范畴化则是寻求个性的过程。既然范畴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会有起始点、中介状态和终结点。更为重要的是，范畴化的过程是动态的，永不停止的，只有这样才符合认知进化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事实。范畴化包括无范畴、范畴化、非范畴化和重新范畴化四个阶段。实体从无范畴状态到有范畴状态，然后又逐步失去原范畴的某些特征，开始非范畴化过程，经多次反复使用之后，词语从一种中间状态逐渐过渡成为一种具有稳定范畴身份的词语，完成了重新范畴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可能发生第一次、第二次，或者第N次非范畴化过程。这既是认知的规律，也是词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一。非范畴化的作用在于，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实现新的突破，建立新的词语意义与关系。人们现在非常关注范畴化的起点、中间状态、语义抽象和泛化。语言系统中的原有范畴在范畴扩展或者获得新的范畴身份之前，应该经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会出现何种特征，这一过程对认知的发展有何意义都是有待学者们认真研究的问题。词语的非范畴化不是对范畴理论的否定，而是对词语范畴化理论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