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和市场博弈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两大杠杆

1.制度安排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杠杆

人类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所构成的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西方社会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是统一的，没有一个超越于其上的统一体存在，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各安其位，经济生活主要通过经济手段的协调斗争前进，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并不明显，社会的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手段之间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内在一致性，西方社会通过国家政权捍卫统治阶级利益，有着鲜明的阶级特色。西方原发型现代化的启动一般是由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引发的，其启动顺序往往是以自下而上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为先导。因此，西方社会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自发磨合中前进。

（1）东方社会制度安排传统及优势

从社会基本矛盾看，东方社会中、印、俄三个国家也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磨合中前行，但它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东方社会国家政权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牢牢掌控土地，通过定期重分的方式遏制土地兼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宏观调控，“东方(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笔者注)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甚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2]

东方社会政府还通过统一兴修、管理灌溉渠道等公共设施和工程实现对社会的宏观控制，“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3]虽然东方社会中、印、俄运行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但东方社会存在着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的国家、统治阶级、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分立和统一，国家政权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安排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介入社会的发展，成为貌似超越于阶级之上的统一体，将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链接在一起（如图）：

东方社会制度安排结构图

罗荣渠认为，“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4]中国、印度、俄国不仅是晚近的现代化，而且，基本上一直都有着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因此，与西方社会生产力“自下而上”推动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东方社会现代化有着依靠政权力量、通过政府干预而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显著特征。

（2）制度安排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杠杆

虽然古代东方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国家宏观调控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①国家宏观调控遏制了生产资料的过分集中、限制社会的两极分化，统筹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有效化解贫富分化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维护社会稳定。②国家宏观调控超越了个人力量的有限性，统一整合社会主要资源，形成集体合力，解决了国土疆域辽阔而小农经济整合力不足的困境。这种传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路贯彻下来。

东方社会中、印、俄三国独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政权干预经济的制度安排。通过国有经济、公营部门等直接干预经济，有效防止帝国主义或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操纵，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对反经济依附、实现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代的东方社会中、印、俄普遍存在着公有制，依然延续着“制度安排”这一传统，主要原因在于：一者，东方后发型现代化一般是在外来势力冲击压迫造成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启动的，其顺序常常是以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或改革为先导，政治制度的民心合法性十分充分，但经济合法性不十分充分，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变革和技术更新。二者，东方社会有着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丰富的成功经验，去整合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三者，东方社会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发展这一传统经过现代化改造，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这个“看得见的手”避免了现代化发展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保证了国家发展的计划性和调控性，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国富民强的发展轨道。因此，政府干预经济这一制度安排依然在东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安排成为维持东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杠杆。

当代中、印、俄三个国家发展模式在制度安排上有相似之处，“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东方社会的“制度安排软实力”，撇开制度安排就无法理解东方社会历史，无法理解东方社会发展模式。

2.市场博弈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杠杆

（1）东方社会对市场博弈的传统认知

处在阶级社会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东方社会国家政权，普遍存在着轻视或压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情形。古代中国政府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等，这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相关。

新中国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度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成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行严格管制，将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途径，限定商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

由于普遍的宗教情结以及对来世的追求，印度人民普遍不重视今生和物质享受，不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印度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在差不多延续40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府时期，一直推行计划经济，通过市场许可证制度，对市场实施超级管制，通过进口替代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5]

苏联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推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废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资源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市场博弈消失。

由此可见，东方社会中、印、俄都一度存在着轻视市场经济、轻视市场博弈的情形。

（2）市场博弈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杠杆

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东方社会中、印、俄发展模式中的重要杠杆：

拉吉夫·甘地就已经积极放开进口，印度在1991年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逐渐废除许可证制度，开放市场，实现市场化，市场博弈成为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市场化”也是俄罗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恢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使市场调节、商品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杠杆。普京坚持，“俄罗斯应当成为而且将要成为实行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私有者的权利应得到可靠保障，经营自由将能使人们诚实地工作和挣钱。毫不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挣钱。”^[6]市场博弈在资源配置、社会劳动的各部门之间分配方面起支配作用。

中国同样将市场经济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78年以后逐步放开市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重要杠杆作用，市场博弈成为撬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市场和商品之所以在当代东方社会大行其道，关键在于商品经济是人类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印度、俄罗斯与中国已经都成为当代新兴市场经济体，市场博弈成为东方社会经济重要的调节手段和调节方式之一，在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