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 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代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自主、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些重大的文化转变，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主题与话语系统的转变。
一、文化发展的五大矛盾
（一）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的矛盾
传统文化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形成的文化，属于一元文化，如西方的基督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文化形态，都是一元文化。一元文化追求文化性质、体系的单一性、纯正性和排他性，由此形成并强化了不同文化体系的边界。当然，一元文化体系可能包容着某些多样性，允许一些亚文化与主体文化有所差异，如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与道家、佛家并存。而这些多样性并非多元性，多样性只是形式的多样化，其精神实质不能与文化主体相违背和对立。
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1]很显然，泰勒把文化看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全球文化随着全球协同正呈现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的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使许多性质不同的文化从外部嵌入本土文化之中，而且不一定很快与本土文化融合。奈斯比特写道：“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心，国际性青年文化的迹象几乎到处可见。因为我们很热衷于交流食品、音乐和时装。所以在大阪、马德里和西雅图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一致的国际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消费：喝牛奶咖啡和皮埃尔矿泉水；为公寓房间配备（瑞典）IKEA公司的家具；吃寿司；穿贝内托公司的混合色彩的服装；开着现代牌汽车，同时听着美国和英国的摇滚乐来到麦克唐纳快餐店。”[2]
显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更多则是价值观层面的。实际上，这30年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接受了一些外来价值观。比如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资产阶级人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典型表现，是虚伪的，是欺骗人民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围绕人道主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只是承认革命的人道主义，即在救死扶伤意义上承认人道主义，认为“以人为本”违反唯物主义原则，是唯心史观的表现。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二）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全球化支撑了所谓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抑或全球主义。这些主张尽管名称各不相同，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都强调在当今世界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信息趋同，经济趋同，生活方式趋同，文化也逐渐趋同，形成了人类基本公认的普遍性的文化原则。人类的普遍性从来都是以具体的历史的人群，如家庭、社区、民族、国家等形式存在，所以人们都是从自身所处的文化价值角度去理解所谓人类普遍性的文化原则。
传统文化大多属于民族主义文化，所有的民族都存在自我文化的中心主义，他们刻意强调自我价值，并认为只有自己的价值观才是合理的，才是对的。以神话为例，中国人相信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认为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督教信奉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亚当和夏娃。古印度人认为创造之神梵天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古希腊人认为普罗米修斯兄弟用土捏出了人，并盗取天火给人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房龙曾说过一句名言：“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更荒谬的是，‘属于上帝的人’。”[3]
福山认为，随着苏东解体，人类进入全球化，传统的历史终结了，从而证明西方的价值观的成功。而亨廷顿正好相反，认为进入21世纪后，文明的冲突，尤其是西方价值观和东方价值观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亨廷顿认为：“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往往显得模棱两可，它们常常会发生变化……冲突也明显地发生在文明的内部，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冷战这种说来相对简单的两极对峙正在为一个多极角逐、多元文明的世界和更加复杂的关系所取代。”[4]由此，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5]亨廷顿之所以对文化的认同问题给予如此高的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化认同的差异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与冷战时期国家之间通过意识形态进行联合不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文化认同是国家之间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当代世界中，不管是否存在真正的冲突，但目前在现象上看是如此，而是不是文明的冲突则另当别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的殖民主义是以“领土”为核心取向的殖民主义。二战以后，演变成以“经济”为主导的殖民主义。现阶段，这一取向则侧重于“文化”，即文化殖民主义。何谓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就是西方国家力图通过传播其价值观，使东方的民族、国家接受其价值观，最后实现中西一体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能接受这一点，由此必然导致所谓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三）文化霸权与文化自主的矛盾
在现代文化传播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谁的文化占优势地位，谁就掌握了文化霸权。因此，文化霸权逐渐取代了政治霸权。美国为什么在现当代掌握世界霸权？这不仅在于它的精良武器，还在于它有能力在全球普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后发展国家不管在政治上多么反美，但在日常生活、教育、文化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美国好莱坞大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好莱坞电影普遍传播美国价值观，它包括几个基本层面：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世界主义和救世主义。
在这些影片中，美国愿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电影的主人公大多是小人物，没有大人物。大人物在电影里几乎都是反面角色——虚伪的政客，变态的领导，官警匪不分，互相勾结。然后一个小警察、一个小记者、一个小医生，甚至一个小流浪汉，最后拯救世界。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总是幻想拯救世界。以前是从纳粹统治下拯救世界，后来是从克格勃阴谋中拯救世界，现在是从外星人威胁和生化危机中拯救世界。影片的主人公经常是孤军奋战，凭武力、先进的武器、发达的身体，全都是救世主形象。不仅如此，在儿童玩儿的电子游戏中也渗透着价值观的输出。这样，文化自主就成了很艰难、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推行，另一方面却是各民族国家对此的拒斥和对本民族文化振兴的渴望，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由此直接导致的是文化霸权与文化自主的矛盾。
（四）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立
所谓理想主义就是以未来为取向，以英雄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强调一个人的净化、升华和神圣的文化价值观。英雄主义是一种追求创造、支配外部世界的观念。英雄一词，在英文中是hero，与男主角是同义词。英雄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角意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权。为了获得、实现人对自然的支配权，英雄主义推崇人的创造能力。正如歌德所说，创造使人自由。因此，主角、创造、自信是英雄主义的三个基本精神。[6]
中国文化的终极境界是理想主义，它实质上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认为人可以参天地之灵气，浩气长存，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系辞》）。它极重人事，主张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荀子也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能够“通天神明，参于天地”。如果人能使“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不尽其美，致其用”，人就能成为主宰天地的“大神”（《荀子·王制》）。它提倡积极进取，通过个人修养使人能够战胜和支配环境，最终养成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所以要当大丈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都是理想主义。
但是，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式微，人类进入了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理想逐步被消解，社会日常生活化。加之信息化、网络化在整个社会的介入，整个社会最终走向了平面化，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了，随之带来的是英雄主义的衰落，即理想主义的衰落。
文化是人的活动结果和活动方式，人们做什么，怎样做，决定了他们塑造什么样的文化。今天，人们大多在埋头发展经济，因此，一种令中国人既陌生又眼花缭乱的功利主义文化便应运而生。这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功利视为社会行为的主要目的；二是把功利作为文化行为表现的价值倾向。
人们往往把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等同起来，但实际上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强调的是工具、手段比动机和目的更有重要意义。功利主义（Ut ilitarianism）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动机和手段并不重要，行为结果是否符合趋利避害，实现快乐和幸福的最大值，才是最大的善。因此，功利主义往往容易成为社会上的流行价值观。
马克斯·韦伯说过：“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7]赚钱的欲望人皆有之。但是，人的需要不仅限于满足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还有满足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需要、文化需要。从重农文化到重商文化，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金钱财富被正名，但并不等于说，时代精神亦应从精神至上转向金钱至上。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8]这表明，韦伯反对崇拜贪欲，并非出自道德谴责，他追求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既能保持人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又能把人欲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人格中，便是一种新教徒式的“天职观”，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9]由此可见，这种文化与拜金主义的区别在于，拜金主义视贪欲的满足为目的，而韦伯的天职观视贪欲的满足为手段，视升华贪欲成为社会创造力为目的；拜金主义放纵贪欲，韦伯的天职观则用理性节制贪欲，寻求使贪欲的宣泄不致伤害个人和社会的最佳表达方式；拜金主义是一种贪欲获得合法性的狂欢，韦伯的天职观则是一种导引贪欲合理化的反省。
韦伯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应该是建立在生存欲望、生活追求合理化基础上的新的精神文化，而不是泛商业社会式的物欲横流。
（五）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
大众文化是指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以现代传媒为手段，快速流行的文化。大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联系，借助大众传播手段，它带有浓厚的商业性和高度普及性。
大众文化首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具有节奏强、变化快的特点，从而形成一种讲求效率、方便、时髦、变幻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喜欢太沉重、太深奥、学院化的文化，越来越注重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时时更新、富有刺激的文化，如时装服饰、流行歌曲、卡拉OK、娱乐大片、旅游文化等。
大众文化也是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的产物。随着电视、电脑及电子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现代技术手段越来越直接影响到文化形式的变革，使之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可复制性、大批量化和迅速传播性，电视文化、电脑文化、电子合成文化应运而生。
大众文化还是商业文化兴起的副产品。商业的特点是市场、商品和服务营利一体化。商业文化以文化消费者为市场，以文化产品为商品，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手段，以营利为目的。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统功能，使娱乐大于教化、消遣大于宣传，把文化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再分配的体系中。结果使文化追求面向大众（最大数量的消费者），面向通俗性（最大的销售量），面向娱乐的消遣性（最易于接受的形式）。
精英文化则是以传统为基础，以实现理想为目的，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掌握和传播的文化。它承载传统，与商业价值关系不大。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进入了文化产业化的时代，在这个休闲时代，大众文化占主体。精英文化以什么方式存在？文化究竟是商品还是纯精神产品？这些问题困扰了我们二十多年，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弄清楚。所以精神产品和商品的这种两难境地，普遍存在于文化现象中。
尤其是在当下，专家神话的终结与网络的平面化最终必将促使精英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这体现为精英自身所追求境界的消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取向所导致的精英“被平民化”。这两个方面纠结在一起，最终使得精英文化有走向衰落的危险，也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推向了前台。
二、多重板块的文化构造
（一）处理好意识形态追求与多重板块结构的矛盾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但是我们遇到了当代文化的多元板块结构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究竟以何种文化为基础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存在争议，这一争议在文化层面呈现出四大文化体系的多重板块构造。一是传统文化，核心是儒家思想。二是革命文化，就是五四运动以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新文化，其代表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三是外来文化，如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四是当下文化，由于受来自上述三大文化的不同影响，它呈现出追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力图按市场经济要求调试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务实主义、追求当下物质上的功效与利益的功利主义、受西方文化影响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等多元化的矛盾状态。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伦理主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目前它正在弱化，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结构变迁。举一个社会学的案例，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和家族，但随着家庭的核心化和独生子女一代的崛起，传统的家族结构将面临瓦解的危险。一旦这一结构和发展的模式衰落，中国文化必将缺乏社会载体，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就缺乏社会基础。
那么，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到底是要干什么？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是培养人，就是古人说的，通过传道、授业、解惑，使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泽东讲要将人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0]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务实主义占了上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务实主义使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效，但务实是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有善的意义上的务实主义，也有恶的意义上的务实主义，即彻底的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执政者必须有执政理想，即具备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理想。不加上理想这个环节，只是盲目地务实，就会发生任意践踏群众利益，产生以牺牲群众利益为取向的权力至上、政绩至上和GDP至上的恶的务实主义。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学会了如何带领群众创造财富，但还需学会如何带领群众合理分配和使用财富，需要处理好理想主义的传统文化与务实主义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理念矛盾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公平优先，力图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则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效率优先。两者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合就有矛盾，不是天然的吻合。市场经济不会天然推动公平，社会主义理念也不能直接促进效率，所以两者的结合就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彼此之间有适应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同志的创举。虽然是创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问题。文化的矛盾和纠葛是必然的。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在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经济生产不断强调市场经济最大化。最大化就有可能不利于公平。因此，公平和效率之争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念分殊。[11]
要处理好由现有所有制结构带来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就必须对其作深刻的剖析。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既两极相通，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则是通过自由竞争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就是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由此就导致人力物力向最有效益的群体和区域集中，这最终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在现有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因素扩大，效益就有可能下降；私有制因素扩大，在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公平就有可能缺失。如何调控二者的平衡，将是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考验。
（三）处理好文化创新与社会多重跨越的矛盾
当前，我们要在同一时期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样多重性的社会跨越，文化也一样，我们要从农业文化转为工业文化，要从工业文化转为信息文化。一方面，中国54%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还有20%左右的市民是刚刚离开农村的农民，所以农业文化依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也已普及。所以，我们要做好文化的创新，就需要实现多重的跨越，需要不断地整合。
我们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在文化层面整合。文化层面整合，就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就要把中国崛起和民族精神的重建结合起来。仅仅在经济上崛起的民族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必须能够为世界文化贡献我们的新文化。美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说过一句名言：“现代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12]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转折点，我们正在告别旧的文化，要努力探索、创造新的文化。
三、当代哲学主题的文化学转变
（一）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的主要形式
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有一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信进入了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控的阶段。研究人与文化之间的矛盾，也必然成为当代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许正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追索与回答，才有了哲学。当代哲学主题与话语系统应随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及时转变。哲学应担负起跨越多元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塑造文化理想、引领大众文化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主题与话语的文化学转向，从文化反思与批判入手，从建构具体的文化理念入手，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入手，探索有助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务实主义有机结合的新的民族精神。
中国近现代文化经过五四运动转型成了革命文化。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在经历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革命文化又面临重新整合，这个任务就是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我们的社会今后能否真正实现和谐，与我们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探索，一个新的理想主义时代是否可能？能不能把现在的功利主义包容到我们新理想主义里面去？我们现在整个学术界就面临上述的文化选择和挑战，我们依然徘徊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文化创新的力度。
（二）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与当代哲学面对的前沿性问题
探索面向21世纪的民族精神，这一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纵观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走势，主要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前沿问题：
第一，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的结合问题。中华民族以往曾徘徊在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境界和伦理实用主义的两极对立之间。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终极的、完满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由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实现价值观上的道德追求，从而只能在实践中采取普遍的伦理实用主义态度，造成当下的文化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倾向，由此必然造成实践上的两难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民族精神发展的时候，应该把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的辩证结合问题。集体主义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成员相应地兼有集体主义与个性自由的双重性质。集体主义传统继续有效地在全球化的当代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另外，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性自由有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活力。
第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的结合问题。无论是伦理本位、追求人格完善的传统精神，还是一往无前、前仆后继的革命文化，都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由于大众文化、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生活正迅速日常化，当代英雄的形象也越来越平民化。
第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个性的拓展问题。全球化的出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扩张、信息网络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外部敌对势力侵略、包围的氛围下形成的。而今天，全球化的背景将迅速推动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更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传统应该充分发扬。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民族个性会更加取长补短，丰富多样。
第五，多元板块互动与文化的统一性问题。我们应该把多元板块之间的互动看成一个多层次融合的过程。第一个层次是文化共性的沟通与融合。无论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都有一些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因素，如人类的共同美德、创造力、凝聚力等，经过一段历史发展的磨合过程，不同文化板块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
第二个层次是文化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与丰富多彩。在不同文化板块的个性中，有些并不互相矛盾，而只是各具特色，各有其发扬光大的领域。如传统文化的家庭美德，革命文化的牺牲奋斗精神，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与市场经济的信用意识、效率意识，彼此之间并没有不可兼容、非此即彼的天壤之别。这些个性的相对独立存在，有益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有益于文化创新。至于第三个层次，才是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文化改造，剔除那些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陈规陋习，调整仅适应于阶级斗争与战争年代的革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拒斥外来文化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
第六，民族精神新发展的核心理念的生成与人格楷模的塑造问题。民族精神的新发展，需要新的系统的核心理念作支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未来发展的蓝图。
为推动和适应民族精神的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走在前列。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当代哲学应不断从市场经济的实践、信息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挑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念。在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因素的作用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勇于深入人类精神活动的领域，去探索规律，揭示矛盾，从而加速当代民族精神的创新与提高。
作者简介：邴正，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日报社社长。
【注释】
[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夏·阿伯丹：《2000年大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3]亨德里克·房龙：《宽容》，三联书店1985年，第392页。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6]邴正：《英雄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当代社会发展观的冲突与抉择》，《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7页～8页。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8页。
[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59页。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11]参见《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理论思考——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8日。
[12]转引自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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