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革命和哲学观的转变

(三)现代哲学革命和哲学观的转变

黑格尔在世的时候，叔本华即已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挑战，他以具有东方佛学意味的意志论对抗黑格尔的理性，由此开始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对情感、生命、意志的关注，使一种所谓诗化哲学由微而显。我认为，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现代文化对哲学特权的一种抗议，它通过具有艺术气质的哲人把这种抗议化为对理性哲学的消解。近代哲学本质上可以看做“理性威力的学说”(奥伊泽尔曼语)，以自然科学的样式和方法建立伦理、社会、政治的严谨科学，从而使全部人类生活按照科学、理性的程序和尺度去运转，这是几个世纪哲学家的梦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和自由的深层背谬：理性的本质是自由思考，而理性自由思考所建构的东西，却反转成为压抑自由思考的枷锁，打破理性的统治和逻各斯的框架，必然成为自由理性的强烈冲动。

用黑格尔的说法，青年人总有改变现实的冲动，而老年人则有与现实和解的智慧。正是这种改变现实的冲动，首先使费尔巴哈，接着使马克思断然与黑格尔哲学决裂。由此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在于不是用一种理论体系取代旧的体系，而是对全部旧哲学理论的方式和功能的否定，是对解释世界的哲学样式的否定。这是由对哲学功能的反省进而达到对哲学性质、对象的全新理解。哲学需要从社会存在得到说明和自己存在权利的证明，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具有不可辩驳的优先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发现，把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必须以自己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在这样的意义上，旧哲学终结了。

20世纪初，英国剑桥的罗素和摩尔领导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这场叛乱的武器是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摩尔对贝克莱著名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精细分析，示范了一种新的技术性的哲学工作方式，并由此开始了所谓的“分析哲学革命”。分析哲学的基本哲学观是：形而上学命题既不是分析的重言式命题，也不是可证实的综合命题或经验命题，因而是无意义的。无意义是指不具有知识和科学的意义，尽管它可能具有表达信念、意愿和情感的生活意义，就像诗歌和艺术品一样。但哲学不同于诗，它以知识的形式混淆了知识的界限，因而必须予以澄清和拒斥。研究哲学恰恰是为了取消哲学，这样哲学的任务就成为一种批判和澄清的活动，它不是对现实世界做出什么经验判断(命题)，因而更不是什么世界观。

与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相反，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符号哲学已经开始寻求“多重文化变奏的主旋律”，即在多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如语言和神话)、符号形式中，寻找人这种符号化动物的功能统一性。海德格尔实现了解释学由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变，他追问“理解何以可能”而不是“知识何以可能”，从而把人(此在)看做是领悟着的，带给对象以意义的生存论根据。解释学努力的意旨在于是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寻求统一的理解的前提，这一方面使自然科学人本化，否定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的无根状态，另一方面也为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哲学的合法性作出证明。在一种历史的视野中或“地平线”上，理解和解释由前提所带来的“偏见”获得了合法性的辩护。

解释学无法摆脱的主观主义倾向引起了结构主义的抗议，寻求神话、原始思维、语言、艺术等的深层结构，在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领域中兴起了结构主义思潮。但是，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都有要找到某种确定的意义的共同特征。同样分析哲学也未经批判地肯定了逻辑和科学的优先地位。在德里达看来，这一切都未摆脱西方思想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仍然肯定了某种“中心结构”。罗蒂则认为，哲学在后哲学文化中成为理解、沟通不同理解方式的对话和文化批评。哲学的优先地位和特权被否定了，哲学的活动和功能却保留着。传统的作为最高智慧和第一原理的哲学在多元的文化中消解了，但却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