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颠覆旧服制

第二章　红帮历史贡献

在中国服饰发展的进程中，红帮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在中国服制改革史上更是树立了具有革命意义的里程碑，奠定了红帮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红帮人开启了新的历史里程，他们继往开来，助推红帮故乡——宁波服装腾飞，为宁波服装写下了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在中国服装史上，有几次声势浩大的服装改革。秦始皇统一六国车骑舆服；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实行汉化；盛唐兼容并包各民族服饰；清朝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高压改革。古代的这几次大的服饰改革都是出于统治阶级实现自己强有力的专制统治需要，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种传统对另一种传统的否定，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每一次的服饰改革，各有其进步意义，使各民族文化在互相抵牾过程中互相融合，服饰文化也在互相交融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几次服饰改革都没有在根本上触动服饰制度上的封建服饰等级制度，“人分五等，衣分五色”的制度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而红帮参与的中国近代服制改革，是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它是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家一起谋划、一起推广的一次划时代的服制革命。红帮裁缝融入革命，洋为中用、改制西服、化洋为中、创制国服、融贯中西、改良旗袍。在颠覆旧服制的征程中红帮裁缝成了先锋队伍。

（一）服制变革的冲锋号——辛亥革命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民国成立，服制改革也成了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孙中山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就提出了“易服旧装”的革命主张。1894年，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建立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软弱非一日矣！……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他认为，一个民族冠裳的落后就是民族文化的落后，要想改变被忽略、被轻视的地位必须革命，政治革命进程中必须有服饰革命。

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与几位志士仁人逃亡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践成果深深地吸引了孙中山。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东渐西风吹到了日本，日本的改革家们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改革，他们结合日本的实际国情引进西方先进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诸多的改革中，为了彻底改革旧制，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还进行了服饰改革，1871年颁布了《理发脱刀令》，第二年还颁布了373号《太政官布告》，废除封建的礼服制，改用西式服装。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 class="calibre9">^[1]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多年来呼吁服饰改革但无成效的孙中山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在神户、横滨成立了兴中会分会。1895年年底，孙中山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上了日本的新式学生装和西装，以示抛弃封建朝廷强行推行的封建服装，与封建主义决裂。他说：“满虏窃国，易于（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class="calibre9">^[2]章太炎也说：“余年三十三矣……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3]

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的服饰是民族压迫和封建政治压迫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朝服饰制度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改革。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在《论发辫原由》中提出：“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服，以蕲进与大同矣。既有西装之形式，斯不能不有所感触，进而讲求西装之精神。”^[4]

1911年12月27日，孙中山会见各省会议代表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5]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剪辫易服废除跪拜礼等旧式礼节。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8卷各书前面的插页中记录道：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同盟会会员合影，30多人都穿西服；在新加坡与同盟会华侨会员合影，14人均着西服或学生装；孙中山在美国与底特律同盟会会员合影，14人均着西服，孙中山与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同志合影，18人均穿西服。从历史图片集《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中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在国内外的革命志士基本上都穿西服或学生装。

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彻底的断发易服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武昌起义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革命志士、汉族人民便纷纷断发易服。“当时为了恢复汉族衣冠，许多人奇装异服了。有的绾结成道装，有的束发为绺，有的披头散发，有的剪长辫为短发。”^[6]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以等级为核心的服饰体制。民国政府成立后，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否定了不平等的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于1912年1月5日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西方化、现代化的陆军服制——《军士服制》，规定：“军衣军帽，无分阶级，一律黄色；惟肩章领章及袖口，则按照阶级，分为五色……”同年10月政府以公报的形式颁布：“男子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夜之分。昼服用长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成圆形。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檐帽子，晚礼服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常礼服两种：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为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7]大礼服的规定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官员的礼服虽不同于民众，但这种服制打破了等级界限，在平等意识上起到了示范作用，西方服饰也首次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当时有人在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中发表文章，列出22个“兴”与“灭”，比如：“共和体制成，专制体制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坠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8]其中有7项是关于服饰的。可见，民众的服饰也不再受封建等级制度约束，西服也开始为民众所接受，人们进入了穿着自由的时代。

（二）服制革命的标识符——中山装

把服饰变革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思考，这是孙中山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目标是“颠覆清廷，创造民国”，为此，这一次的服饰变革也是一场颠覆性的服饰制度革命。一开始，他想直接接纳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新式西服，但又觉得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是他的理想，于是他决定创制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新式革命服装，他借鉴西方人文精神的精髓，吸取其制作工艺的优点，联袂许多裁缝，创制了中国的近代新装——中山装。

孙中山是中山装的总设计师、主创者，实现了他服制改革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传统的长衫马褂穿着虽然方便、舒适，但这是旧时代的产物；当时流行的西服，虽然代表了男子服饰的主流，但穿起来太讲究、太烦琐。而中山装把以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了，穿起来既不复杂，又不失庄重，是适合中国男性穿的制服，就如他说的：“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9]中山装既融入了中式服装含蓄、凝重的风格，又吸纳了西服合体干练的特点。它有道德的寓意，没有等级的限制，它根除了封建服制的等级区别，体现了民主、共和、自由的思想。

1929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中山装具备六大标识特征：第一，立翻领，这与欧美的西装、日本的学生装鲜明地区别开来，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含蓄、整饬、严谨的风格。第二，独特襟式，前襟是对襟襟式，正中对开，左右对称，在审美感受上给人以稳重、踏实、宁静的感觉，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纽扣不是传统的盘扣，而是新式扣子，标志着推陈出新。后襟中间不分剪，体现整个中华民族是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这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宣誓的“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三，前襟4个口袋，这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表示国之四维，即重视礼、仪、廉、耻的文明之意，同时寓有士、农、工、商职业平等之意。孙中山强调振兴实业，认为新中国要开创新局面就要以工商实业为竞点。第四，前襟5粒纽扣，这象征“五族共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五族”指的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武昌起义成功后，苏、浙、皖各省就以五色旗取代清王朝的黄龙旗，用“五色”指代上述“五族”，孙中山在谈话和文件中强调指出：反对清王朝，不是反对满族。呼吁：“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参议员即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五权宪法”，是为粉碎君王专制建立的新的政治体制，它既是参照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又是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第五，袖口3粒纽扣，这寓意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原则，他把民族独立、民主政权、民生幸福作为革命党人的“三大主义”。第六，前襟上口袋两个笔架形袋盖，这象征知识分子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中山装的这六大标识特征，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是这场服饰革命的标识符，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山装自诞生以来逐渐成为经典的中国男人的正装。

（三）服制变革的主力军——红帮裁缝

1.洋为中用、改制西服

红帮大致孕育于西服在西欧定型并开始“东渐”流行的时期。西服是指流行欧美的西式服装，人们多把翻领、三个口袋、衣长遮住臀部的上衣称为西服或西装，把与之相配的前片正中间开口、后臀部和两侧有口袋的长裤子叫西裤。西服一般多指男性服饰。在西方，西服也是革命的产物，它在形式上象征民主，是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定型、规范化的，并逐渐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向世界各地传播。

19世纪中叶，也正是西风东渐之时，西服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标识，再加上其实用的造型结构，对东方服饰产生冲击是必然的。从西服本身来看，西服的孕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形成了适应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一种现代完美的服饰形制。它的流行传播不仅仅是停留在服饰表层，更是西方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老大腐朽的中国大地上，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康熙在一份关于对外通商的奏折中批曰：“海洋贸易实有益于民。”这奠定了开放海禁的原则，并逐步实施对外通商。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更是咄咄逼人、汹涌而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堤岸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撞击。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全方位进行冲击，古老的东方大国就这样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其服饰还停留在古老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在资本主义殖民迅猛扩张下，像中国等一些后发型的东方国家根本来不及完成民族服饰的现代化改革，而西服所蕴含的先进理念与当时锐意进取的东方先行者的思想契合，所以接受西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之后，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推进，国人也惊喜地发现了西服方便、实用等优点，于是中国裁缝的先行者开始学做西服。

宁波的本帮裁缝审时度势，成了这场西服革命的先锋队。首先在国人还没接受西服的时候，他们为西方人服务，为他们缝补西服。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缝补工作中，积累了制作西服的技术资本，他们从西服的缝补中探索西服的缝制、裁剪、熨烫等一整套西服制作工艺。后来，一些留学青年、新潮人物、有识之士和革命者纷纷穿起西服来，这更为中国裁缝带来了契机。红帮第一代人在日本做出了第一套西服。西服在中国刚出现的阶段，那些留学生、外交人士、商人，包括极少数有钱人，他们穿西服基本上是照搬，要么直接购置进口的西服，要么向西方裁缝定制西服。在这个时候，红帮裁缝体现了其职业的敏锐性和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采用拿来主义精神，积极学习西服的各种工艺，洋为中用，再按照国人的体型、性格、气质、生活环境等，对西服不断加以改进，设计出了有中华民族本土特色的海派西服。

红帮名店王荣泰洋服店，在革命者适时的鼓励支持下，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用中国自己的面料为中国革命先驱，光复会的重要领导者——徐锡麟制作了一套西服。徐锡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因修补西服，遇见了在日本学习西服工艺的红帮前辈王睿谟，异国遇见故乡人更是分外亲切。王睿谟回国之后就在上海开设了王荣泰洋服店，徐锡麟得知后专程来到上海，他不买英国的马可尼，而挑了中国人自己织的哔叽布请王睿谟做西服。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时间为徐锡麟做了一件全手工制作的西服，这就是中国第一件西服。^[10]

清代后期，朝廷曾几次下令禁穿西服，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西服不但屡禁不止，还日渐流行。随后许多革命先行者都纷纷穿上了西服，这为西服的流行在理论上、舆论上扫清了障碍。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的服饰审美观念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服饰的审美观念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审美观念，人们日益接受适体利落的西服。新文化运动后，许多报纸杂志刊登了中西服饰比较的文章，如《申报》“欧化逐渐东开，我国人士多喜穿着西装，取其穿之能使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比之我国之长衣马褂，殊觉便利较多”^[11]。“西人之衣服，较‘满洲’尤为便利，故今人多服之，亦大势所趋，非空言所能挽回者”^[12]。由此可见，国人穿着西服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穿着西服的中国人与日俱增，红帮裁缝的客户群体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以外国人为主的客户群体变为以中国人为主的客户群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楼景康、余元芳等大批红帮裁缝名师应邀来到北京，制作西服的红帮裁缝走上了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引进西服，使西服本土化，这是红帮人为中国现代服饰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

2.化洋为中、创制国服

红帮孕育时期，也正是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即清同治、光绪年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呼吁改革旧服。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觉得光靠引进来改变民族的服制，显现不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思想意蕴，他决定创制中国的新国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构思给了红帮裁缝参与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机会。红帮的孕育、产生、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历程是步调一致的，从不谋而合到有谋而合乃至默契合作。正是由于革命先行者的倡导，红帮才找到了中国民族服装的革新之路。或者更确切地说，近代中国的服饰变革是由革命者和红帮等一些先行裁缝共同完成的。

当一些革命先行者来到日本学习他们的革命成功经验之时，也是红帮前辈们东渡日本学艺、谋生的档口。红帮前辈张尚义的子侄、王睿谟、江良通、顾天云等，接踵来到日本横滨、东京、神户等城市，有的考察、实习后回国创业，有的留在日本开办洋服店，有的往返于中日之间。红帮前辈顾天云还从日本远赴欧洲，在那里实地考察西服的市场、制作工艺。后来去日本、朝鲜、俄国考察学习“西式裁剪”的人日益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红帮的元勋、中国服装革新领军人物。

创制中山装的构想，最早也是在日本横滨，孙中山先生等一些革命先行者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筹划革命据点。孙中山第一次来到横滨，在接待、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是服装行业的，其中就包括宁波的红帮裁缝，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持者。1905年，孙中山又来到东京、横滨，成立了同盟会。横滨是孙中山在日本近10年的主要据点，也是红帮裁缝学艺、谋生之地。就在这里，红帮裁缝的前辈张尚义的子孙与孙中山有了接触。孙中山曾偕同黄兴等人前去张氏开设的“同义昌”洋服店，交谈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构想，张氏父子根据孙中山的构想试制了新装——中山装的初期款式。^[13]

当然关于中山装的实施者还有几种说法：包昌法的《裁剪200问》里面提到，孙中山由日本带回铁路工人装，交由上海亨利西装店试制并进过修改后成为中山装；马耿存在《平民总统孙中山》一文中说，孙中山不爱洋服，也不喜欢长袍马褂，“曾经当过裁缝的同盟会员黄隆生替他裁制了一种由先生自己设计的新式上装……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中山装”^[14]。中国权威服饰理论家华梅在《中国服饰》中说：民国初年，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学生装，“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以来，成了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装。”^[15]另有说法是：孙中山根据英国猎装的式样，设计了一种革命新装，人们称之为“中山装”。

但根据10多年来红帮研究者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以及红帮前辈及其子女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来看，有关红帮裁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融入辛亥革命、参与试制改进中山装之说是比较可信可靠的。

前文已提及，2009年，宁波服装博物馆研究人员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3月26日、3月30日刊登在《民国日报》头版上的两则广告。其中，3月26日刊登的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广告，这一则广告连登了3天；另一则是在过了4天后的3月30日，是由“王顺泰呢绒西服号”刊登的。

广告中所述的“荣昌祥号”就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是由宁波红帮裁缝王才运于1910年在上海南京路西口开设的，而“王顺泰呢绒西服号”是王辅庆于1926年从“荣昌祥”分立出来的。从这两则广告传递的信息来看，孙中山先生生前曾在这两家服装店定制过服装，并充分给予了“赞许”和“嘉奖”，也可以看出是量身定制，能做到“式样准确”，他们为“为提倡服装起见”而“定价低廉”，可以看出，中山装是由在上海发展的红帮裁缝积极推广的。

红帮老人以及后人口述与上述的历史资料相印证，“荣昌祥”的后人王汝珍听父亲王宏卿讲述：中山装就是由上海红帮名店“荣昌祥”改进完成的。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经常居住上海，他曾拿着一件日本士官服来到“荣昌祥”，要求将这件衣服改成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特色的款式。后来这件衣服的设计、缝制工作，主要是由老板王才运与业务经理王宏卿参与完成的。他们将这件士官服的立领改为翻领，长方形袋盖改为笔架形，并加上4个立体贴袋，袖口扣子由5粒改为3粒。孙中山先生看到最后的成衣非常满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嘉奖。至此，中山装逐渐流行全国，同时专门定制中山装的名店也纷纷出现，比如在南京，李顺昌西服店“经营西服和中山装，尤以中山装颇享商誉”，因为蒋介石在该店定制过中山装而更使其名声显赫^[16]，此店的创始人李来义也是宁波奉化李阁师桥人。

红帮裁缝不但是中山装的定型和推广者，而且成了之后制作、发展中山装的主力军。辛亥革命后，1929年，国民政府将中山装定为“礼服”。红帮裁缝以中山装为母体设计了学生装、青年装、革命军的军服乃至后来的新四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军装，这些军服都是中山装或是由中山装演变的。为此，制作军服在红帮裁缝业内成了一项工种，称大帮裁缝。有些红帮服装厂改为军服长。据新修订的《南京市志》介绍：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军用被服厂，抗战期间，红帮裁缝王慧英还担任了新四军被服厂厂长。许多西服店也纷纷改名为“军西服店”，南京红帮裁缝更是积极地投入到中山装和军服的生产中。

南京庆丰和创办人史久华，鄞县王家湾（现宁波市东郊戎家村）人，1895年14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学裁缝，三年师满后来到南京开办庆丰和西服店。“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史久华怀着一颗拥护革命的赤诚之心，承接了民国临时政府的大量制服业务”^[17]，庆丰和因为曾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了大批量革命军军服，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接见。有些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红帮裁缝都纷纷加入了设计制作军服的行列。

中山装由于它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寓意备受推崇，“20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创始人等也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18]。培罗蒙创始人许达昌的得意门生戴祖怡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亲自为政府要员量身定制。“总之，中山装作为具有政治寓意的服装，它对穿着者进行着三民主义的隐形规则，从而使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19]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山装用料可以是高级面料，也可以为一般面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加上它既可以为礼服，也可以为常服，具有相当的通变性和灵活性。夏时它可以作单衣，也可为春秋衣，冬时还可以作罩衣，四季皆宜，能在外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恒常性，很受群众欢迎”^[20]。因此，中山装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在人民大众中逐渐流行。

中山装对广大民众的普适性，反映了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而红帮裁缝极高的思想觉悟和技艺水平，一次又一次高质量地圆满完成了国家的高端定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穿着红帮裁缝精心制作的中山装出现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讲坛上，中山装以其独特的中国式制版在当时成了人们的焦点，中山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外事活动的主打服装。当时一大批在上海的红帮裁缝来到首都北京，承担国家交付的制装任务。北京红都服装公司高级技师、红帮传人田阿桐给毛主席设计了独具特色的中山装，此款中山装根据毛主席的身材、脸型来设计制作，充分展现了毛主席的伟人气质，毛主席穿着这种创新的中山装出入许多正式场合，人们将其叫作“毛式服装”^[21]，著名的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曾沿用了这一名牌服装名称，中山装又一次引来了国际的关注和赞誉。

根据大量的考证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以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为首的这一场服饰变革和以中山装为母板的新服饰设计的成功，是革命无畏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逐步完善的。博采众长，化洋为中，既以欧美的西服和日本改革后的新服式为参照，又不抛弃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精髓；拿来主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并经过长期创新、研制，终于完成了既可以挑战传统服饰又可以吸引国际眼球的中国人自己的服装——中山装的设计。在革命岁月里，中山装发挥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我国现代男装中最经典、最具魅力的服装，享有“国服”称号。它在国际服装史上也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影响世界的十大服装”^[22]，西方人在设计男女新款服饰时也经常以此为样板。

3.中西合璧、改良旗袍

旗袍作为袍服的一种，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与袍服其实有很大差异，前者上下分裁；袍服则不分上下，没有了上衣下裳的意义。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化，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的多为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久而久之成为风尚。因而袍服象征着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衣大袍，褒衣博带，也逐渐成为中原地区服饰文明的一种象征。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顺治元年（1644），清世祖率兵入关，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在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穿袍，袍服名目繁多，有龙袍、朝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

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所穿的长袍，但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统治者强调满服骑射，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清朝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到了清后期，也有汉族女子仿效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互相融合，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缩小，这是旗袍流行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宽博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多用“元宝领”，领高盖住腮碰到耳，它的变化是在袍身上极尽雕琢，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多至十八镶。到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顶峰时期，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烦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而此时的清王朝正内外交困，日薄西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大门。为了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习装、西式军装。洋装的引入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改变。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抛弃了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男人们不再留恋象征士大夫阶层的长装，女人们也从一层层衣衫重压下解放出来，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变革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旧式的旗女长袍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中闪亮登场。

商埠开放的上海成为十里洋场的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追求解放、开化的重镇。当时的传教士、革命党人等竞相创办女学，女权运动风生水起，寻求解放的思想在服饰上得以呈现，她们希望穿着体现女性自然之美的服饰，所以海派旗袍应运而生。

旗袍的改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先进服饰理念和精湛技艺的红帮裁缝，特别是专门从事女士西服的红帮裁缝，他们带领许多有志于改良旗袍的有现代意识的裁缝在上海，乃至大连、哈尔滨、青岛、天津、汉口、厦门、香港等地刮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旗袍流行风。于1917年创设的红帮名店——鸿翔西服公司，在这场服饰改革的浪潮中，开始了“中衣西化”的改革。鸿翔的创始人金鸿翔把握旗袍改良的要旨在于：“借鉴西服工艺改革中国旗袍。”^[23]即西式裁剪、中装式样。据金鸿翔的后人介绍：“鸿翔”对旗袍的改良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在旗袍轮廓上的改进，腰身外形轮廓内收，袖口缩小，尽显女性的身材；1925年左右，在立体结构上进行了改进，在腋下加胸省，尽显女性的体态；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了腰省，同时改进了袖子的结构，由中式连袖改为西式装袖，旗袍变为三维合身的服装。领子也是旗袍改良过程中的重要细节，由卡住整个颈项之高的元宝领、直领逐步改变，直到取消领子，又把领子开低，致使女性美若蝤蛴的颈项完全显露。

旗袍实乃中西合璧的产物，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那么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它既融合了我国历代民族的传统优点，继承了传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女子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特色，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又大胆吸取西方女装先进的理念和人文精神，用西方设计艺术、裁剪方法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和造型。这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

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以至于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形制已臻于成熟。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非常喜欢旗袍，她尤其喜欢鸿翔做的旗袍。1932年3月8日，宋庆龄在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中发表演讲时称赞金鸿翔是“开革新之先河，符合妇女要求解放之新潮流”；据说，宋庆龄居住在上海时，金鸿翔派技师上门量体裁衣，1935年宋庆龄亲笔为鸿翔题写匾额：“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成”^[24]。金鸿翔与宋庆龄保持了40多年的友谊，改良的旗袍成了引领中国民众服装的新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毅夫人张茜等都曾在上海朋街服饰公司定制旗袍，作为出国礼服。”^[25]

红帮裁缝引领参与的旗袍改良运动推动了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服制变革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红帮裁缝参与了由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行者倡导的这场近代服制改革，他们是潮流的先锋，融合中西文化，改制西服，创制中山装，改良旗袍。这是一次颠覆性的服制革命，它标志着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这是中国服装史上划时代的变革；“是对保守封闭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夷夏之防’彻底消除，西方服饰文化在中国的制度上确立了地位，西服东渐之势进一步得以发展”^[26]；“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服饰审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与世界服饰审美文化相衔接上了，实现了由古代向近代、现代的转变”^[27]；这又是一场服装技术的革命，红帮裁缝用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在中国服饰变革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中国服饰史上第一个制作服装的流派也茁壮成长了，这就是——红帮。

注释

[1]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

[2]孙中山.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3]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苏生文，赵爽.素裙革履学欧风——中国近代服饰的变迁（四）.文史知识，2008（7）.

[5]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

[6]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7]北京政府.政府公报第157号（1912年10月）.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8]佚名.新陈代谢.时报，1912-03-05.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62.

[10]吕国荣.宁波服装史话.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38.

[11]佚名.制西装之选择.申报，1926-12-16.

[12]佚名.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12-21.

[13]吕国荣.宁波服装史话.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21—39.

[14]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70.

[15]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70.

[16]王淑华.忆南京李顺昌服装店.江苏文史资料集萃（经济卷）.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224—226.

[17]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40.

[18]沈国毅.红帮裁缝.http：//www.fhnews.com.cn.

[19]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9）.

[20]周新国.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与实践.炎黄春秋，2003（8）.

[21]冯维国.情深艺高——访北京红都时装公司高级服装师田阿桐.中国时装，1986（1）.

[22]刘开生.中山装的演变.团结报，2011-04-07.

[23]上海通.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6046.

[24]陈正卿.荣昌祥和鸿翔：上海服装业的骄子.http：//www.archives.sh.cn/docs.

[25]红帮第六代传人江继明所述，采访时间：2011年4月12日，采访地点：宁波。

[26]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红帮文化研究论文选（2001—201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2—94.

[27]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变革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红帮文化研究论文选（2001—201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