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报旧谈二题

《东方文化》编辑自广州来，过我索稿，愧无以应。越日，来电话，说是我的一位友人建议，无妨写一点昔日报纸之事。远离报纸生涯三十多年了，今之报事，概无所知，有感于《东方文化》邀稿之诚，写一点旧报旧事，天宝遗闻，无非资作谈助而已。

中国报纸和西方商业社会报纸的一大不同是，终不离文人论政本色。因为是以报纸为论政工具，评论时政便成报纸的主要任务。报纸的论说一项，或者如后起的社评、社论一类名目，便成报社主管着力经营的事。因为是文人，书生意气，遇事发抒，言多无忌，其所论所议者，范围至广。而主其笔者往往以其学识的深厚，见解的深刻，撼动人心，因成舆论。这就是报纸的作用。“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顾炎武的一句话，似乎使人轻视文人。然文人自有其可贵处，文人论政，是一时风尚，适逢报纸兴起，乃成机缘。

清末以还，列强压境，政事不堪，中西文化碰撞激烈，体用之争，本末之辩，源都下而传四方，无论维新、革命甚或是守旧人士，纷起办报，宣传救国之道。文人论政之风，大著于时。这里所称的文人，须加界说。党派中人并不就是纯粹的文人，加入了党派又为文人，参与报纸，党见与政见混一，其所宣传者，往往是一党之见，这和严格意义的文人论政尚有所不同。此文将他们归入文人论政之列，乃为行文之便。

举一些例证。当年文人论政的报刊最著于时的，首先应是维新人士主持的上海《时务报》和东京《新民丛报》。《时务报》原是汪康年所办，后维新人士梁启超等一批人加入，介绍西学，鼓吹改革，声誉大著，连章太炎亦曾短期入伙。维新人士有一个松散而广泛的组织——强学会，《时务报》不能说是强学会的机关报，但为维新派的喉舌。《时务报》的盛名，可以说是靠维新人士的文章招徕，其中影响最大的，自是梁启超之作。及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办《新民丛报》，为文更多，声誉更著。文人论政之作，于斯极矣。

著名的《苏报》，也是文人论政的报纸。章士钊为主笔后，倡改革，言革命，时有政论文字发表。复招引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相与为政论，一时著称。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发表于《苏报》（《革命军》是邹容著作，文词极为激烈；《苏报》没有全文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是摘录刊载，改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题下注：“摘选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在一九〇三年前后，文人论政，国内报刊言词最激烈者，当首推《苏报》。《苏报》被封后，先后有章士钊、陈独秀、张继、陈去病等创办《国民日报》，蔡元培、刘光汉（师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后易名《警钟日报》），蔡元培、张元济同办《外交报》等，皆属文人论政，而以宣传革命为宗旨。

在东京，还有一个声名赫赫的《民报》。那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前后几任主编都是同盟会的能文之士，一九〇五年章太炎出狱东渡后接任主编。《民报》主民主革命，《新民丛报》倡君主共和，两报时有争论，有时且发展到激烈对立。大体言之，《民报》因宣传革命道理，多破坏之言，而于革命前人民思想之教育、革命后政党之建设诸方面，或有所忽略，或语焉不详。《新民丛报》则于人民思想教育及介绍西方思想学说颇多功劳。两报一些争论，事后反思，颇可回味。举一例：一九〇六年，梁启超倡“开明专制论”，以为中国人民之觉悟，尚不足以为具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而“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汪精卫反驳之，以为中国人民业已具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而可以行共和。两方针锋相对，论争激烈。有趣的是，事过十二年，孙中山在一九一八年写作《建国方略之一　心理建设》，以为中国人民不具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因而提出他著名的革命程序三阶段论。孙中山的说法，与梁启超昔年之说相近，所举论证亦夫相若。孙中山主张的训政，并不等同于梁启超从日本学者那里接引过来的开明专制论。但是，作为近代思想史上先后问世的两种学理，它们之间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则耐人深思⁽¹⁾。徒以党见之异，而有一九〇六年之争发为互异之论。由此反过来也证明，不为党见约束的文人论政应是无所拘束。

民国期间，最典型最具成效的文人论政的报纸，应是《大公报》。一九二六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设立新记公司，接办时已停刊的《大公报》，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始终执行文人论政宗旨。文人论政，体现于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郑重宣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具体贯彻于代表报纸的言论（《大公报》叫做“社评”，即今之所谓“社论”，不署名）及各版版面。“不党”者，君子群而不党，《大公报》所言不为党见所囿，乃公论也。“不卖”者，报纸为《大公报》同人所有，不为他人或什么集团所收买，不受捐款，不要资助，以保持报纸的独立。“不私”者，出之以公，非一私之见。“不盲”者，秉自主之见，不盲从于他人或集团。当一九四一年，《大公报》荣获世界报纸最高荣誉——密苏里奖，举行庆祝会之时，总编辑张季鸾力疾出席致词，有谓：“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会后不久，张季鸾就逝世了，可以说临终犹抱文人论政之旨。反观《大公报》几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略说是由文人论政得来。此言或不为过。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公报》易其主旨，再也不见所谓文人论政，而文人论政这一相沿多年的办报宗旨，也在中国历史性地宣告了结束。

办报纸就得写文章，就得写出好文章，才能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这就需有文章能手，所谓一支笔是也。一支笔之不足，再加以几把手，是一个报纸的灵魂，尤其是以文人论政为宗旨的报纸的灵魂。试举中国报业史一些文章好手高手名字，皆足令世人景仰者：梁启超、黄远庸、张东荪、戈公振、张季鸾、王芸生、陈布雷、邵飘萍……以革命者而主持报纸，亦为文章高手如夏衍、恽逸群、邓拓等，也都是一支笔。

梁启超为文，文从字顺，通俗易懂，汪洋恣肆，浩岸无涯，而笔锋常带感情，最足以励人心而鼓气势。所创“新民体”，在清末民初引动了众多读者，其影响一直延续数十年不衰。他在《时务报》时期，复严复书，自称“在报中为中人说法”，不得不中西比附，意思是降格以求了。及至《新民丛报》（包括《清议报》）时期，撒开了手脚，文章大见精进，气势足以撼山岳。读者喜读《新民丛报》，和爱读梁启超的文章不可分。他真是一支大手笔。章太炎是学者，自然也是文人。他的文章并非不好，但由于偏执，为文只崇拜魏晋，而鄙薄两汉唐宋，行文已晦涩难解，加以喜用古字，令人不识。因此，章太炎主笔《民报》时所写和梁启超论战文字，每每不敌于梁（包括梁前此在《清议报》所写文章）。举此一端，以证文章之事非小道。

黄远庸，名为基，远庸其字，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名震一时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张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刊》，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又称新中国三少年。黄远庸出身进士，留学日本，既富学识，文字尤佳，南北各报争载其文，以为荣光。可惜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岁，于一九一五年在旧金山被国民党（时称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刺杀死了。他为文对国民党多有批评，对袁世凯有颂扬亦有批评，这正是文人论政本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黄远庸虽为共和党人，但最反对党见，主张国民、民主、共和三党合并，以此为国民党忌。他也反对袁世凯行帝制，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反对帝制的启事。袁世凯派人逼迫他写文章拥护帝制，他推诿拖延，勉强应付，最后不肯迁就。而国民党不肯放过他，他匆匆逃往美国，还是免不了一死。留下来两册装的《远生遗著》，多有范文。黄远庸为文，说理透而分析深，行文如层层剥笋，愈剥愈透，令人不能释手。文备众体，政论、时评、记事、通讯，以至于翻译，无所不能。戈公振因此称他为报界奇才。他的主要作品是论说与通讯。其论说之作，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如长江大河，震动人心。通讯之体，则黄远庸创其始，文章明见毫末，悉其底蕴，令人难忘。同时，不可忽略他的时评，即今天报纸所谓的短评。《远生遗著》所载时评，只存十七篇，最长的一篇不过四百字，最短一篇只六十一字，皆隽永可爱，妙趣横生。报人为佳妙之短文，能得黄氏之遗风者，唯《新民报》赵超构。

张东荪以思想家、学人而主报事。其所为文，融学术于政论，既有哲理之神，复得文章之妙，经久耐读，能历久远。主持《时事新报》期间，为文甚多。五十年代初，因谁也说不清的某事遭贬，从此沉寂，世亦渐忘其人。多年之后，研究哲学的人想到了他，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史的人想到了他，至今，坊间出版了两种《张东荪选集》，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的“张东荪哲学思想研讨会”且将于今年十二月间在澳门举行。国内外都有编辑《张东荪全集》的计议，这就需搜集张东荪发表在报纸的政论文字。曾见一位矢志于此事的朋友所列张先生在《时事新报》写的政论文字的目录，多达数纸，丰富之极。甚望其事能成，以纪念张先生，以为文人论政增备一格。

张季鸾与王芸生，《大公报》的两支大笔，也是全国新闻界的两支大笔。《大公报》以一个民间报纸，一无政治依靠，二无财团支持，办得有声有色，得读者喜爱，声誉日隆，最盛时期，在全国有四馆同时并存（上海、重庆、天津和香港，武汉馆只是抗战初期的过渡，抗战中期除了重庆馆，同时有桂林与香港二馆），可以说这两支大笔的文章受人欢迎是重要原因之一。《大公报》特色，首先表现在言论（政论），次为各地和国外特派记者的通讯，再次为版面编辑的别具匠心。言论居于灵魂地位，《大公报》的社评多出于张、王。王之于张，有师承关系。张为陕西宿儒，学识渊博，眼光犀利，文章老辣。王出身寒贫，苦学成材，练就文章高手。入《大公报》后，得张熏陶，耳提面命，受益甚多。张死，王写《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谓张在文章表现技巧上，曾授他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此话甚佳，然所说实不止于技巧。锋利与忠厚，钝拙与尖锐如何统一，首是立意问题。张积一生为文经验作此语，可以看作是他自我的总结。张文宅心忠厚，而笔下锋利；用笔钝拙，而攻伐尖锐。大体言之，张文长于说理，分析深刻，王文则如长江大河，气势天来，两家各有所长。而两人皆秉文章报国之心，苟利于国家，文章无不可言。又皆学识修养极深，阅历丰富，文才出众，为文倚马可待，所以成大家。昔年张、王为文，每在夜深有重要消息到，需发言论，二人皆是以稿纸裁为小条，写一张即发排一张以赶时间。报纸为文，须是快手，高手多得之。夏衍可以在电车上写社论，恽逸群在麻将桌上写文章，亦是报坛佳话。这种事，在今天报界恐怕是神话了。

由文人论政，引起了上面这许多旧报之谈，自感对于今天报纸全是隔世之说。文人论政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即在当时，因论政而办报之文人，亦多有分化。陈布雷也是一支大笔，《商报》时期，文章写得多么好，论议多么无拘束，一自入幕蒋府，论政生命也就结束了。前引张季鸾在临终之前谓《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这是张季鸾之幸。他的传人王芸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就不能与闻《大公报》的社务了，被安排闭门写关于《大公报》的回忆文章，以钝刀子割《大公报》和他自己的头。晚年王芸生，看来社会活动频繁，他也积极以赴。其实，他是痛苦的，多次对家人说：“我是报人，我的业务在报纸。为什么尽要我干这些事。”比起张季鸾来，王芸生幸乎不幸乎！

近来报刊多有《大公报》是否“小骂大帮忙”的争论。一造举例说当年《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正是“小骂大帮忙”；反之，一造也举例说当年《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是如何如何大骂的。这样争论，恐怕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两造所说都是事实，谁也驳不倒谁。如从文人论政去看，发论者据事所见，是其是，非其非，尽管或有不正确、不准确的地方，但为文人论政的本旨而这么做，无可非议，据今天的现实去论证历史，批评历史，是违背历史的。

一九九八年十月六日草

（原载《东方文化》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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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参拙文《“训政”与“开明专制”——一个历史现象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