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促进师生交往的实际做法

大学师生关系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活跃的一种关系，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性质、多层次、多维度的关系体系，是支撑高等教育大厦的基石。大学师生关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大学教育活动的成败、大学教育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大学师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大学功能的全面充分实现。一切教育的行为和结果最终是在师生关系中实现并获得的。新的教育理念的形成有赖于新的师生关系的确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往往能激发大学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师生更加专注于教与学的活动，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因此，师生关系问题一直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也是世界性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

但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理性的分化、多元文化下同一性的解体、信息革命中传统权威的危机等宏观时代背景下，大学师生关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大学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异化现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正面临着师生交往目的的功利化、师生交往主体的片面化、师生交往内容的偏狭化、师生交往方式的抽象化等一系列虚假交往问题。因此，我们既要顺应社会转型发展对大学师生交往关系提出的新要求，又要对大学师生交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做出正面回应和积极应对，对师生虚假交往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从而建构起一种回归大学师生交往本质的师生真实交往关系，促进大学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大学的和谐发展。

1．社会转型对大学师生交往关系的冲击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在经历经济上的转型和伴随而至的社会大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的人，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系统中，经历着传统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方式的冲击与碰撞，思想与行动也自觉或自发地以各种矛盾组合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更加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互动，更加期待自由、民主和平等，更加渴望回归自然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自觉地陷入到追逐经济利益，崇尚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浪潮之中，在追逐个人名利和物质享受的世界里忙碌奔波，并逐渐迷失了自我发展的方向，过度追求享乐与个体需求的满足。作为社会个体，大学师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社会转型对大学师生交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往手段等方面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冲击，进而导致大学师生交往关系的异化，并产生一系列师生虚假交往问题，甚至引发剧烈的师生恶性冲突。

(1)市场经济的功利化取向冲击着大学师生交往的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为大学的教育教学条件改善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发展中所提倡的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为建立和维护新型师生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当前，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潮。这些消极的思潮无疑会对大学师生交往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大学师生交往关系也因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进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并产生了一系列虚假交往现象。

市场经济的功利化取向对大学教师的交往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潮的影响下，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教师的交往价值取向变得日趋功利。原本“尊师重道”的大学师生关系在功利氛围笼罩之下变成了某些大学教师追名逐利的重要载体。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违规收取学生礼金和把学生当成敛财的廉价助手等现象层出不穷。一些教师秉承“等价交换”原则，奉行实用主义，将学生当成自己获取不当利益的廉价助手。“而确实存在的‘把学生当廉价助手’的现象，往往成了人们炮轰师德的缺口。”^[1]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关系往往异化为企业里经理和雇员的关系，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异化为教师谋求功利的工具;一些教师不守师德，抛弃了师道尊严和为人师表的神圣职责，有的博导、硕导被学生戏称为“老板”，他们打着“申请科研课题、争取国家和学校科研拨款”的旗号，借培养、教育学生之名，暗行将学生当作廉价助手之实，以是否帮助教师达到个人的利益目标来衡量和评价学生的好坏优劣，甚至以师生两性交往为筹码，以达到个人的不当欲望，完全置学术和师德于不顾。

市场经济的功利化取向对大学生的交往观念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消费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以及在实行大学生缴费上学和推进大学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等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大学生的师生交往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是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和消费意识大大增强。“大学生已经不再愿意将自己简单地视为单纯的求知者，他们希望充分实现自己的消费权利，内心渴望能够与教师进行平等的交流。”^[2]大学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教育消费主体，享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权利。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大学生在市场经济中消费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这对传统的师生关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二是教育消费主义的理念促使大学师生关系转向经济人关系，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也日趋功利化。随着大学文凭在人才市场中效用的不断强化，教育消费主义的理念逐渐成为大学生及家长解释家庭对教育投资的行为，认为自己是高等教育的文化消费者。他们把高等教育当作是一个利益组织，认为自己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往往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看待大学的教育消费，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类似‘经济人’交往的相对平等的契约买卖关系，过去‘亦师亦父’的伦理含义逐渐式微，维系师生关系的权威基础逐渐弱化”。^[3]

(2)文化的多元化引发了大学师生交往的文化价值冲突。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文化与新兴的文化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个时代，旧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不少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站稳脚跟。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新、旧价值与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对立与冲突。这种文化冲突的状况几乎影响了整个社会，当然也影响到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传递载体的大学。在社会转型、多元文化和信息革命的宏观时代背景下，大学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疏离乃至冲突，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教育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大学师生文化冲突的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调节师生双方的情绪，有利于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位，有利于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催生新型的学校文化。大学师生文化冲突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功能，然而，它的破坏性已经对师生、高校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大学师生文化冲突损害了师生双方的身心健康，影响了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实效。如果我们对之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那么极有可能严重削弱教师对学生的文化影响力，这将成为大学教育的问题根源之一。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文化或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形式文化之间的对抗，大学师生文化冲突主要是指持不同性质文化的教师与学生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对立和对抗。由于大学教师与学生各自形成了一套不同的文化价值，当他们的不同文化价值发生摩擦和矛盾时，双方如果都固执己见，互不相让，那么文化矛盾的激化和升级便会造成文化冲突。大学师生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代表学校主导文化的教师与多元需求的学生间的冲突、成熟文化意识的教师与未成熟文化意识的学生的冲突、专业传授的教师与兴趣多样的学生间的冲突以及高校师生特殊背景的文化冲突等。“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多元文化对主流文化阵地的争夺，师生交往过程遭遇到了教师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学生所代表的多元文化的冲突，阻碍了师生交往，严重影响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4]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大学师生文化冲突的原因，一是大学生日趋成熟的独立意识和价值判断挑战教师的权威。大学生往往把标新立异和挑战权威当成自己的个性，从而不再迷信教师的权威而轻易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意识。二是大学生文化和教师文化的不合理因素影响了双方的有效对话。如大学生追求功利主义、浅层次和庸俗化以及“重科学、轻人文”等不良的价值取向。教师固守传统的“师道尊严”等守旧观念。三是大学师生交往的时空变换导致文化沟通不畅。大学教师大多忙于自己的科研，无暇顾及与学生交往。教师与学生点对面的交往偏多，点对点的交往偏少，教师与学生网络交往偏多，面对面的交往偏少。

(3)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大学师生的交往模式。

当代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以我们不可想象的速度与广度影响着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已悄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同样，信息技术也深刻地影响到传统教育的方方面面，使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教育方法及手段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大学教育的双主体，大学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师生交往模式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网络技术极大地拓宽了大学师生交往的时空范围，其所倡导的“自我”观念以及关注人性需求的理念和文化，使得大学师生关系更趋于民主平等，也更具有人性化。但网络对个性的过度张扬、对自我控制力的减弱，也对大学教育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使传统的师生关系渐渐失去了平衡。一是教师的传统权威被削弱。网络文化提倡自我与个性，强调以人为本，这种张扬个性的思想意识随着网络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而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学生的思想意识当中。教师授课原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教师不再是讲坛的圣人，不再是知识的绝对权威，不再是真理的化身。海量的网络信息为大学生提供了广泛的知识获取路径，使得教师的知识传统权威受到极大的冲击。二是师生角色定位亟待重新建构。网络文化带来的新观念对大学教师陈旧过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将促使教师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学生和自我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教师不再是被物化的知识传承的工具，其角色将由知识的主要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激励者，“他将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像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5]。三是师生交往的人文氛围弱化。网络技术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特征，虽然突破了人与人交往的时空限制，但由于网络教育中的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导致大学师生面对面的交往减少，缺失了交往中人文主义的教育氛围，最终培养出的只是具备工具理性而缺乏人文关怀的“单面人”。

2．当前大学师生关系正面临着虚假交往的现实困境

“交往是师生关系建立和表征的最基本形式和途径。”^[6]离开了交往，师生关系就只是外在的，而不能成为教育力量的真正源泉。师生交往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交往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它意味着交往双方在交往机会上的均等以及权利和道德上的平等。在交往实践中，如果交往的双方不能以自由、平等、自主、全面发展的主体而存在，主体与主体关系就会在某种意义上降格为主体—客体关系或物—物关系，这种交往就会被异化。异化的交往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交往，因为它不具备真实交往的意蕴。当前大学师生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虚假交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师生交往主体的片面性。

大学师生交往关系的价值追求片面强调工具性价值，导致了交往主体的片面性。师生双方仅在知的层面进行着由教师向学生的单向信息传递，双方作为人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和意义被抽空，诸如情感、理想、价值观等全方位的特质均被抽空，只剩下由分割成条块的教条式知识支撑着的羸弱躯壳。交往关系异化为知识关系，即知识主体与知识受体的关系。有的高校教师“把教育窄化为教学，把教学窄化为知识教学，进而把教师与学生的交往简单理解成一种知识传递活动”^[7]。有的高校教师以课本为中心，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现有水平，而只是忠诚于所教学科的知识逻辑，把教学看成单向的传承过程，知识变成了师生交往活动的主宰者，教师成了传递知识的工具，知识成为了中心，而学生则处于教育边缘。其结果是教师变成了知识的运输机，学生变成了知识的接收器;学生成为了书呆子，教师成为了老学究;课堂没有了应有的活力，教学丧失了应有的生机。这种“知识本位”的教学是畸形的教学，结果只能导致师生交往的片面发展。“‘知识本位’的实质是以知识为中心，忽视了道德、情感和价值观等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对全面发展观念的歪曲、对素质教育的漠视。”^[8]这样的师生交往是缺失灵魂的交往，是失去人性的交往。相关调查发现:“当前高校师生交往的机会少、渠道窄，师生关系正趋于疏远和淡漠。”^[9]教师普遍认为，师生交往主要局限于教学活动，课堂外遇到学生很难叫出姓名;学生普遍认为，任课教师只有在课堂里见得到，课后则很难再见，遇到学习之外的问题也很少会找教师帮助。因此师生关系逐渐淡漠，甚至出现“辱师”现象。

(2)大学师生交往过程的单向性。

在大学师生交往关系的认识上，以“主客二分”的单子式占有性思维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师生之间被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导致了师生交往过程的单向性。在大学师生交往实践上，由于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等级伦理思想，导致了师生交往地位的不平等和师生交往过程的单向性，抹杀了师生的创造性和个性。

当前，教师中心依然是我国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性倾向。有的大学教师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统治地位的圣贤之言的主宰者、知识的权威，学生则成了被统治者和服从者。教师对学生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严格控制着学生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控制学生的学习，控制学生的活动，控制学生的行为，甚至控制学生的思想。学生没有丝毫的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权力和机会，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被消磨、被扼杀。”^[10]大学教师的绝对权威导致了大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成为了教育活动的主宰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占有着知识本身。而学生则成为了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没有创造性，学生的个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处于“失语”的现实困境。这种不平等的交往状况导致学生处于劣势地位，丧失了其应有的主体地位，也丧失了其应有的思想和言语自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虽有交往，但未必能沟通;虽有来往，但未必是在对话;虽有相互影响，但未必能达成理解和共识。这样的师生交往将最终使学生和教师关系异化，从而使师生交往丧失了其成人的目的。

(3)大学师生交往内容的工具性。

在大学师生交往的内容上，过分强调“科学的世界”，而忘却了作为根本的彼此的生活世界，师生交往蜕变为知识传承的工具，师生关系已逐渐趋向于疏离和庸俗化。在大学师生交往中，有的大学教师将获得知识作为师生交往的唯一目的，师生交往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展开，情感性交往则被置于交往的边缘位置。教师在课堂上倾向于以成人的世界代替学生的世界，以科学的世界代替学生的生活世界，失去了对学生当下生活的关注，教学内容缺乏生活气息，丧失了其应有的生命活力。由于以占有“科学的世界”为目标导向，师生在这个外在标准的指引下，彼此执着于文化科学知识的死记硬背，在强调标准外在性和效率至上的科学理性文化的引导下，本应作为交往主体的大学师生在浩如烟海的科学知识面前迷茫了，忘却了自我。作为主体的教师常常无视自己的主体意识，而是追求唯一的正确的“原意”，“教师成了原意的传递者，导致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文’为本的‘三唯’现象，即‘唯教材、唯教参、唯教案’，在‘三唯’里摒弃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一味寻找‘原意’”^[11]。而作为听众的学生，则关注的是掌握了多少知识，占有了多少文化，学到了有何实用价值的陈述性知识，注重的是对知识和信息的简单加工处理，而无法使知识真正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情感态度体验。这样，师生原本作为生动活泼的生命体变成了冷若冰霜的占有知识的机器，师生之间的交往异化为了一种为占有更多知识符号的活动，人性在文化知识面前处于一种被压迫和泯灭的状态。

3．西方交往理论的兴起为建构大学师生真实交往关系提供了思维范式和方法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现代化的高涨，人类的欲望不断蔓延，导致社会冲突不断发生。人们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或者以个人的主体存在无视或抹杀他人的主体存在，或者视自我个人为封闭原子并否认自我与他人共处的可能性。于是，交往的呼声不断高涨，越来越多的人都将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焦点投向了交往领域。

自20世纪以来，交往理论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问题，西方学术界对交往的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针对笛卡尔孤独的“我思”所导致的“唯我论”和“自我论”的危机，认为现象学研究必须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个主体的“我”走向复数主体即交互主体的“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的认识，使胡塞尔解决了笛卡尔以来主体认识的困境:“世界上存在着我的‘思我’，同时还存在着他人的‘思我’，我的‘思我’和他人的‘思我’在本质上是统一的。”^[12]胡塞尔所关心的是自我与他人认识上的关系。与之不同，海德格尔则以生存论的思维方式取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关心的是我与他人在生存上的联系，即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关系。存在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也从交往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认为主体间性的交往则是基于“理解”所实现的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意义沟通，通过理解实现我与他人的“视界融合”，并生成新的视界;马丁·布伯所探讨的主体间性是主体通过对话所形成的“我—你”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的合理化问题，社会的合理化问题只有通过人的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才能得以解决，而真正的交往，“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13]。纵观以上的交往理论，我们可以归纳出后现代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即突破了单一主体中心性，代之以两极或多极主体，强调的是多极主体在交往中的合作性活动，主体间性向度十分鲜明。

“‘主体间性’概念的建立，极大地否定了建立在对象化活动基础上的自我主体性，不仅确证了教育主体之间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而且极大地扩大了不同的教育主体的实践活动范围。”^[14]对师生交往关系的界定，长期以来是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进行的，“教师中心论”或者“学生中心论”等师生交往理论将师生关系或者定义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或者定义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随着后现代交往理论的提出，传统的师生交往关系遭遇了巨大的冲击。20世纪西方后现代哲学提出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为构建和谐的大学师生关系开启了新的审视维度，在教育实践领域呼唤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师生真实交往关系。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观认为，教学是师生平等交往、主动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认识过程，师生不是“我与它”的人与物的认知关系，而是“我与你”的人与人的平等主体关系。后现代主体间性的交往理论，对传统的师生交往关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为建立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的新型大学师生交往关系提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