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甘肃省居民收入和人口受教育状况及其对未来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甘肃省是一个人口数量多、但人均收入低、人口受教育水平也低的欠发达省份。影响甘肃省人均收入低的具体因素很多，但归结起来，核心因素是人口受教育状况引起的人口素质问题。陇南、定西、甘南、临夏四个市州的一些偏远乡村，陷入了“教育资源短缺———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人均收入低———教育资源短缺”的恶性循环。相对而言，兰州、河西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充裕，人口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根据人口受教育状况调整教育资源科学合理配置，是促进甘肃省贫困落后地区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根本措施。

一、基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有关人力资本观点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年代，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现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1960）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首次阐述人力资本形成等观点，后经加里·贝克尔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力资本理论[1]。Schultz(1962)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2]。Becker（1975）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3]。国内学者李忠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4]。借鉴各学者的观点，本研究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依附于人身上的，具有可投资性和增值性的价值存量，是指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

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Romer （1986）和Lucas（1988）创立内生增长理论之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由Uzawa（1965）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可以抵消物质资本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Lucas（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中，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各国间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5]。Barro（1991），Murthy and Chien（1997）和Maria（2001）等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是解释国家、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6]。

就国内文献而言，蔡防和都阳（2000）用1978年16岁以上人口识字率表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与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7]。胡鞍钢（2002）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55%和5.4%，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约为9.5%和29.4%[8]。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6)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为58.2%，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为16.8%，其中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积累的贡献分别为12.1%，4.6%[9]。

（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

1.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在较高收入行业的就业机会

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以及掌握的多少、深浅、快慢和熟练程度，以及进入较高收入行业的难易程度。毫无疑问，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工作都存在“教育门槛”，较高收入行业更是如此，而目前这个门槛越来越高。所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有效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2.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将劳动力合理流向不同的产业部门，扩大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此外，从农民工角度看，外出就业农民工因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他们外出就业的适应能力。这些农民工在外面接受了很多新观念和新知识，返乡后会带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大力提升，从而提高整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使其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3.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影响着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方向以及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文化水平具有密切关系，提升人力资本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人力资本的提升意味着职业选择空间的增大和职业选择能力的增强，也较容易完成职业的转换。农民工随着职业由单纯的出卖体力向管理、技术性转变，职业流动实现向上流动。

二、甘肃省居民收入和人口受教育状况现状评价

（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

1.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

按现有学制，各类学历人口对应不同的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对应受教育年限为0年，“小学”对应受教育年限为6年，“初中”对应受教育年限为9年，“高中”对应受教育年限为12年，“大学专科”对应受教育年限为14年，“大学本科”对应受教育年限为16年，“研究生”对应受教育年限为20年。小学、初中、高中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与现行学制相同。在大学专科的学制方面，绝大多数学校为2年，只有个别极少数学校学制为3年。不考虑极少数的3年制大学专科教育，本研究取“大学专科”学制为2年，再加上“高中”对应受教育年限为12年，“大学专科”对应受教育年限取为14年。同样，在大学本科的学制方面，绝大多数学校为4年，只有个别极少数学校学制为5年（如一些医学类院校）。不考虑极少数的5年制大学本科教育，本研究取“大学本科”学制为4年，再加上“高中”对应受教育年限为12年，“大学本科”对应受教育年限取为16年。“研究生”的学制要复杂一些。我国现行“研究生”教育中，一般硕士研究生培养时间为3年，博士研究生培养时间也为3年。由于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对研究生学历没有细分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而是统称为“研究生”，再加上现实情况是硕士研究生数量大致为博士研究生数量的4－8倍，所以本研究取“研究生”的综合培养时间为4年，再加上“大学本科”对应的受教育年限16年，“研究生”对应受教育年限取为20年。

一个人口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人口数*0年+“小学”人口数*6年+“初中”人口数*9年+“高中”人口数*12年+“大学专科”人口数*14年+“大学本科”人口数*16年+“研究生”人口数*20年）/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一个人口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以上算法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进行计算。

2.区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2010年甘肃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2年，接近初中二年级水平，其中男性8.44年，女性7.37年（见表1）。

表1　2010年甘肃各市州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1）市州层面

分市州看，兰州、嘉峪关、金昌三个市，不论是总体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分性别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处于全省的前三位；而甘南州、临夏州和陇南市，不论是总体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分性别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处于全省的后三位。兰州市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10.09年；陇南市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为6.49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省平均值的有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白银市和张掖市，武威市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全省平均值，其余七个市州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全省平均值。

分性别看，全省各市州男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女性，平均高出1.07年。并且总体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地方，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越小，反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越低的地方，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越大。

（2）县（市区）层面

表2　2010年甘肃全省各县（市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分县（市区）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很大。安宁区等四个区大于10年，而宕昌县等四个县不到6年。按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将86个县（市区）分成六类。第一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0年，有安宁区、城关区、七里河区和西固区等4个区。安宁区人口受教育年限最高，一方面是安宁区辖区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教职工、研究人员人数多，占人口比重较大；另一方面是安宁区辖区内高等院校中的大学生多，所占人口比重更大。第二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9年，小于10年，有白银区等7个县市区，这些县市区中有4个位于河西地区，其他3个是白银区、榆中县和西峰区。第三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8年，小于9年，有肃州区等22个县市区，这些县市区中多数位于河西地区，白银市。第四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7年，小于8年，有永靖等27个县市区，在全省分布较广。第五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6年，小于7年，有环县等22个县市区，基本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没有河西地区的。第六类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5年，小于6年，有东乡族县、康乐县、广河县和宕昌县等4个县，分布在临夏州和陇南市。

表3　县（市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类表

资料来源：根据表2分类整理。

分性别看，与全省14个市州男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女性一样，全省86个县（市区）男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女性（见表2），并且总体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县（市区），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越小，反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越低的县（市区），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越大。

3.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各市州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较。2010年甘肃全省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3年，其中男性10.73年，女性10.12年，男女差距为0.61年，比较小（见表4）。分市州看，兰州市、张掖市、武威市、天水市、庆阳市、嘉峪关市、定西市和甘南州等八市州的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超过10年，也比较接近，白银市、酒泉市、平凉市、金昌市、陇南市等五市的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10之年，临夏州的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9年，只有8.86年，在全省14个市州排名中垫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定西市和甘南州的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白银市、酒泉市、金昌市，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定西市和甘南州的城市人口比重比较低，并且由于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中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高学历人口比重较大所致。分性别看，全省各市州城市人口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女性，平均高出0. 61年，并且总体上，城市人口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关系不大。

表4　2010年甘肃各市州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各市州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较。2010年甘肃全省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7年，超过小学水平，其中男性7.37年，女性6.16年，男女差距为1.21年，比较大（见表5）。分市州看，嘉峪关市的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超过8年，为8.01年，全省最高。白银市、武威市、张掖市、兰州市、金昌市和庆阳市的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7～8之年，定西市、天水市和平凉市的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6～7之年，临夏州、陇南市和甘南州等三市州的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不足6年，没有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其中甘南州为5.67年，在全省最低。总体看，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越长。分性别看，全省各市州乡村人口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女性，平均高出1.21年，并且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乡村人口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比较小。

表5　2010年甘肃各市州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4.不同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56个民族在甘肃省都有分布，其中6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000人的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等10个民族，以下对这10个民族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比较。不论是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男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的排序都是满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汉族、撒拉族、保安族、藏族、回族、东乡族。满族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个民族中最高，均为11. 81年，东乡族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个民族中最低，分别为5.54年、6.03年和5.05年。总体看，一个民族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其男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越小，教育越均衡（见表6）。

表6　2010年甘肃省主要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数量关系

1.指标和数据来源

选取2类指标，第1类指标为农民人均纯收入，记为Y；第2类指标为人口受教育年限，记为X。农民人均纯收入选取2010年全省14个市州和85个县（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2011》；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选取2010相应地区的人口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本研究报告。由于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兰州市安宁区人口全部为城市人口，没有镇和乡村人口，所以在地区选择上，没有选择兰州市安宁区。

2.分析方法

选择简洁、方便、实用的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用SPSS17.0软件进行运算。

3.一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7），二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8）。

表7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一元线性回归关系

表8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二元线性回归关系

4.一元线性回归结果的含义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45.4%的部分，其余的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54.5%的部分，由除了“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所有因素来解释。并且，在2010年的情况下，“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526.02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之间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42.8%的部分，其余的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57.2%的部分，由除了“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所有因素来解释。并且，在2010年的情况下，“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858.37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之间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42.0%的部分，其余的不同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58.0%的部分，由除了“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所有因素来解释。并且，在2010年的情况下，“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74.67元。

5.二元线性回归结果的含义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和“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之间的二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2010年的情况下，“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男性）”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959.042元，同时，“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女性）”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576.316元。

总体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之间关系密切，增加乡村人口受教育年限，不仅是社会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和必然路径。

（三）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分析

从教育层次看，教育可分为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初中阶段教育、初等教育、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等六大层次。高等教育的学校和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兰州市、天水市等少数几个城市，且分布极不均匀，兰州市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特殊教育的发展也极不平衡，省会兰州市和其他几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市，特殊教育事业较为发达，其他市州发展程度较低，且涉及面小。为了对比研究甘肃省14个市州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本研究关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分析，不包括高等教育，主要针对高中阶段教育、初中阶段教育、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个别地方对特殊教育有所分析。

1.教师资源配置分析

以下根据2010年甘肃各市州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和2010年甘肃部分县市区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分析地区教师资源配置情况。

首先，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综合评价各市州教师资源。兰州市、平凉市的初中、高中的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用中学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代替，酒泉市、张掖市的高中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用普通高中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代替。其次，建立教师资源丰裕指数评价模型：

教师资源丰裕指数＝（小学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20%＋初中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30%＋高中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50%）×100

各市州教师资源丰裕指数见表9。兰州市、金昌市、酒泉市、张掖市、武威市的教师资源丰裕指数在全省比较高，在95以上，属于第一层次；嘉峪关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天水市、平凉市的教师资源丰裕指数在全省居于中等水平，在90－95之间，属于第二层次；陇南市、庆阳市、甘南州的教师资源丰裕指数在全省比较低，在90以下，属于第三层次。总体上，甘肃省教师资源配置格局是西强东弱。

表9　各市州教师资源丰裕指数

根据相关年份《甘肃教育年鉴》中的资料计算。

2.教育投资配置分析

以下根据2006—2010年甘肃省各市州年均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2006—2010年甘肃省各市州年均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建立资金资源丰裕指数评价模型。由于职业高中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职业高中学生人数占比较低，所以在研究资金投入时，只取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进行计算。

首先，对各市州2006—2010年年均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中的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对应的三项经费加总（简称为事业费三项之和）；其次用14个市州中最高的市州对应的事业费三项之和除以各市州的事业费三项之和，再乘以100，得到各市州事业费丰裕指数；用同样的做法，对各市州2006—2010年年均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中的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对应的三项经费进行处理，得到各市州公用经费丰裕指数。最后，建立资金资源丰裕指数评价模型：

事业费丰裕指数=事业费三项之和/事业费三项之和的最大值×100

公用经费丰裕指数＝公用经费三项之和/公用经费三项之和的最大值×100

资金资源丰裕指数＝（事业费丰裕指数+公用经费丰裕指数）/2

表10　各市州资金资源丰裕指数

根据相关年份《甘肃教育年鉴》中的资料计算。

总体上，甘肃省资金资源配置区域差距很大，格局也是西强东弱，这反映了出在政府财政投入上区域差距。

（四）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关系分析

1.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回归

以甘肃省14个市州2010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分别以14个市州的教师资源丰裕指数、资金资源丰裕指数为自变量，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二个回归结果中，只有人口受教育年限与教师资源丰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下面讨论这两个要素的回归结果。

人口受教育年限Y与教师资源丰裕指数X1之间的回归结果是：

Y=0.237X1－14.115

（3.493）（－2.230）

F=12.20

R=0.710　R2=0.504

2.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受教育年限与教师资源丰裕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师资源丰裕指数增加1，人口受教育年限增加0.237年。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说明，教师素质是影响人口受教育年限的重要因素。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公平性，教师素质是根本和核心。

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财政投资体制的不同规定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实现“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模式”。也就是说,基础教育资金的支付和统筹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实际上,在教育经费的来源上,在农村就形成了“农村教育农民办”,基础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财力特别是乡、村两级财力的拨款和农民承担的农村乡统筹中的基础教育附加费,但是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加之农民平均收入低，导致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差、规模小、硬件设施不足的情况。而且在1994年后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财权向上集中,导致县级财政越来越薄弱。而基础教育的支出作为硬性投入，在县级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不可能不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

（二）城乡有别的教师政策

由于城市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于农村，且大多数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都曾在城市上学，他们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而非到农村从教，这就在来源上使农村教师的学历及整体水平低于城市教师。因此，为保证教师数量，农村大都聘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代课或民办教师任教，这势必导致农村和城市基础教育质量的差距。而我国的政策法律不仅没有缩小这种差距的趋势，反而使其有所加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城市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先、优惠。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农村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提供方便。这样的政策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反而会吸引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

（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市州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直接决定了地方财政在教育上的投入差距。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呈现差距分布，财力强的县能够保证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而对于财力较弱的县，在保证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外，对基础教育这一隐形且短期不显政绩的经费投入相当有限。而且自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县级财政的财力不断向上一级政府汇集，县级财政越来越薄弱。因此，“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无力平衡省内不同县（市）间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的差距，甚至会维持或加大这种差距。

四、政策建议

（一）由中央及省级政府承担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职责

因为基础教育的公共属性及其正外部性，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投入不仅会使个人、家庭受益，而且也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收益。而在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办学体制下，我国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过多的投入和管理责任。又因为基础教育的长期性特征以及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基层政府对基础教育资源的投资更是处于“危机”状态。因此，提升政府配置层级，由中央及省级政府承担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职责，是解决现有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点是教师队伍的建设

一是教师编制问题。师资队伍的质量是教育质量的保障。我国大量优秀教师主要集中在城市，落后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质量普遍比较低，单靠征募志愿者教师来支援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这不具有长期性而且规模较小。因此，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积极介入，以实际需要来确定教师编制，规范岗位设置，加强编制管理，实行城乡统一标准，足额配置。

二是教师待遇问题。在确保各地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一致标准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流动与行政指令相结合的方式，推行优质教师资源在区域、城乡、校际间的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教师流动的法规制度，实现优质教师资源流动的长效性和持续性，促进动态平衡。在农村教师工资待遇上，通过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使义务教育经费构成中的教师工资政策的制定也能体现地区差异，实行“以中央为主”的工资拨付方式，实行向农村地区、边远地区、高寒地区、民族地区教师倾斜的积极差别待遇政策。

三是教师培训问题。加强教师培训、完善考核制度，建立农村教师队伍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引入优秀教师资源的同时，还应努力提高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已有的教师资源。由于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相对闭塞，接收和更新知识的渠道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更新其已有课程知识，增强其教育教学能力。同时还应该为他们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以便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结构。

（三）更加重视农村中等教育的发展

从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实力来看，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第一，国家可以进一步促进农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通过提高农业的技术和生产效率使农业的回报率进一步提高，这样才有可能使农业的增长惠及更多的农村人口，提高农村家庭收入。第二，由于高中集中在县城，比起城市孩子，农村孩子学费不但没有少交，还要支付额外的寄宿费、交通费和伙食费，考虑这一不公平现象，公共财政完全可以通过补助高中寄宿生生活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村孩子接受和完成高中教育。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中专的资金投入，降低私人教育分担比例，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选择职业化教育，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尽早获得收益，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而且从社会角度看，也节约了资源，增加了社会收益。

（四）有效加强教育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

一是加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和配套经费投入，保障教育的持续发展。在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谋发展,首先应加大经费的投入。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校舍等固定资产、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教学设施、设备和资料投入资金的配置方面，应当大幅度向教育落后地区倾斜，让这些地区的教师和学生也能够拥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物质的投入也应包括教师工资待遇、住房补贴等内容。

二是教育资源的配置应以“师资”投入为主。基于目前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愿意到教育落后地区任教的高学历高职称教师不会多,通过引进高学历高职称教师优化学校教师结构的困难较多，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仍然是主要通过学校整合和区域内校际间的调整来实现，但是仅依靠这种优化整合方式很难满足对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部门的重要职责和当务之急是吸引优秀师范毕业生来任教，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对区域内教师的引领作用，提升在职教师素质，促进农村现有教师学历、职称层级和教学水平、教学能力的提高。

三是教师队伍建设应以新教师补充和在职教师培训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以确保教师聘用质量。完善在职教师继续培训体系,增强教师专业化水平。

（五）特别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

重视民族地区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比较的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及其相关部门，要出台确实有效的、有足够吸引力的激励政策，从工资待遇、职称职务晋升、评优奖励等多个方面，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基层任教，鼓励教育发达地区学校优秀干部和教师到民族地区学校任职任教；二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三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教职工宿舍、周转房建设；四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基本教学设施设备、实验室仪器设备、远程教育设施设备、多媒体教学设施设备和图书馆设备和图书资料，按国家标准由省、市（州）二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采购补齐。五是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和培训力度、教材开发出版力度，大力推进双语教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课题组负责人：魏奋子

课题组成员：王　悦　彭宝珍

参考文献：

［1］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舒尔茨著，吴珠华译.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G.S.Becker.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rence to Edu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London，1975.

［4］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Lucas，Robert.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6］许和连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1）:86－90.

［7］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30－38.

［8］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11－23.

［10］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5）:47－57.

［11］张兴江，李波.甘肃教育年鉴2008［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12］张兴江.甘肃教育年鉴2009［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

［13］张兴江.甘肃教育年鉴2010［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14］张兴江.甘肃教育年鉴2011［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15］《甘肃发展年鉴》编委会.甘肃发展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