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简化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蒂坦伯格和刘易斯[1]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定义产出：
其中，O为产出水平，X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L为劳动力数量。
若等式两边同时除以人口数量，则人均产出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P为人口数量。由上式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二是单位劳动力产出。
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取决于劳动力参与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单位劳动力产出（即劳动生产率）则主要取决于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等因素。其中，技术水平最终还是取决于劳动者素质。资本积累与储蓄水平密切相关：用于储蓄的资金与资本积累增长量成正比例关系。在存在贸易管制的条件下，规模经济的实现能力与国内人口数量相关：人口数量较大，规模经济就越容易实现。蒂坦伯格和刘易斯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历程表明，规模经济是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动力。他们同时指出，虽然美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足以使其实现规模经济，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不尽然[2]。
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通常称为人口红利。本书结合人口红利的概念，对人口发展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上述因素分别加以分析。
Bloom和Williamson[3]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他们认为，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即消费人口——引者注）的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制和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他们从劳动力、储蓄率和投资率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影响的渠道。
Bloom，Canning和Sevilla[4]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明确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首先，人口红利表现为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劳动力供给。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上升，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率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可能会提高。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率上升。最后，死亡率降低会导致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从而增加人力资本。
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5]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特定阶段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他生产资料占有量，个人也会有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6]。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则在分析人口红利某一方面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7]。
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章第二节将在综合考虑劳动者数量、人力资本和实际劳动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使用有效劳动力的概念对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得出2100年我国经济人口实力[8]的“可能—满意度”。本章第三节将通过分析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得出21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的“可能—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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