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剧主流意识形态化与市场经济化的交会运行

4.1.1　叙事语境：主流意识形态化与市场经济化的交会运行

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语境”一词是指文本中语词或话语的上下文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学概念，其内涵则体现为文化意义及行为的上下文关系，它包含着某一特定社会结构中某些社会现象的整个关联域。在这里，改革剧的叙事语境不仅是指一种视听叙事语言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系，更是指文本的内在语义结构与外在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改革剧艺术叙事的主要目的不是显示“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来传情达意，来表现与人们的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体验、情感态度和精神意念，因此，改革剧的叙事语境必然是离不开时代生活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

关于文学艺术，佛克马指出：“文学不是一个隐蔽的、‘自律的’领地”，“文学必须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5]巴赫金则指出：“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6]或如雅克·里纳尔所强调的，“要把小说阅读放到社会学范围及其意识形态表现的交接点上。”^[7]在这种意义上，“语境互动”，即叙事语境与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艺术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动，是改革剧艺术叙事的内在规定性。那么，在新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改革剧“叙事语境”的具体内涵如何？

我们知道，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触动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历史伟业。其中，非常显著的历史变迁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概括为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等共同形成的“话语场”，那么，基于语境互动关系，我们就大致可以将改革剧的叙事语境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化”与“市场经济化”的交会运行。

回顾改革剧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改革剧创作呈现出在“主流意识形态化”叙事语境中运行的总体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化”成为了改革剧叙事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国有性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8]这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化”和“市场经济化”的交会运行可以看作是改革剧艺术叙事中重要的现代性事件：作为主导文化的组成部分，改革剧要努力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在“市场经济化”的运行中寻求和拓展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在这里，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化”和“市场经济化”共同组成了一个意蕴深厚的背景，那么，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便是在这一巨大的“背景”下营造着自己的艺术世界。

具体说来，就“主流意识形态化”而言，中国政府的主管部门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果，并反复强调，电视剧应“杜绝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观赏性轻导向性”的不良倾向；电视剧工作者“应该认识到首先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电视传媒的文艺工作者。”^[9]在“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评选中，意识形态标准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特别是，自1987年电影界提出“主旋律”的创作理念以来，“主旋律”便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显著表征。在改革剧的创作实践中，“主旋律”意识的强化直接促使了大量“主旋律”作品的诞生。其中，通过对“主旋律”的弘扬，改革剧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和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为建立起能被广大民众共享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准则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许多此类作品不再拘囿于对方针、政策、观念的简单图解，也不再拘囿于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演绎，并越来越注重造型、声光、画面等视听艺术语言及表现手段的多样运用和创新发展，因此，像《车间主任》、《人间正道》、《省委书记》、《世纪之约》等“主旋律”作品都能以其情感的丰富性、情节的生动性、叙事的流畅性和制作的精良性，而具备了相当水准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就“市场经济化”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品意识和产业化标准渐渐渗透到改革剧艺术生产的诸多环节和层面。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电视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政策上看，中国政府逐步地将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推向了市场。比如，在1992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和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电视剧被确认为“第三产业”，并指出，应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实行自收自支”。^[10]其次，作为一种对经济因素和市场运作有很大依赖性的电视剧艺术生产，改革剧虽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提倡和支持，可一旦被纳入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那么，它就必然要遵照资本逻辑中最起码的投入—产出比，并以此来完成其生产与再生产。其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消费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艺术生产，因此，当大众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主导着艺术的市场消费时，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也就不能不以一种不断向大众靠拢的姿态来争取和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其四，大众文化本身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性，因此，在“市场经济化”的运作过程中，吸收“大众化”所具备的有益成分是改革剧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题内应有之义……由此观之，在“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前提下，以大众的喜好为引导，按商品生产的规则来进行投资和生产的“市场经济化”便成为了改革剧叙事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剧的艺术叙事目前仍处在“主流意识形态化”和“市场经济化”的交会运行的历史性变迁之中。这意味着，两者的“和谐”发展还是一种“前景”。事实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化”和“市场经济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冲突—妥协”关系。具体说来，“市场经济化”及其娱乐消费中所携带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媚俗、庸俗、低俗等不良倾向导致了道德伦理的滑坡、人文精神的萎缩、价值关怀的毁弃和理想信念的隳沉，甚至还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常秩序。但同时，“市场经济化”所带来的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等审美倾向又为改革剧的艺术生产带来了积极、清新的美学因素，甚至，在消解过量意识形态教化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就“主流意识形态化”来说，随着大众文化艺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它要通过“主旋律”的内涵，以及叙事策略、叙事方式的相应调整、修复、完善来强化和提升其在总体文化构成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已成惯性的市场化运作，它又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借鉴、吸纳、兼容多种有效的叙事因素和美学因素，并使之成为“寓教于乐”的有效方式和手段。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发展要求与“市场经济化”的发展趋向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作，并在对话、宽容和进步中经过内在的较量、谈判和重组寻找着彼此的结合部和协作点，进而逐渐形成改革剧艺术叙事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的叙事语境。可以说，这种“叙事语境”不仅作为一种审美的张力场，折射出改革开放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而且，也作为一种内部的结构性支配力量，直接作用和影响着改革剧艺术叙事的艺术创新和现代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