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农民工议题的意识形态挑战

正如第一章详细讨论过的,从1970年代末以来,与全球化进程一致,以去集中化和经济行政系统的理性化为特征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在许多方面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这一改革是从农业开始并得到顺利实施,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及时填补了城市改革中快速繁荣起来的乡镇企业、私营或外资企业所需的巨大劳动力缺口。在这整个过程中,尽管自下而上的驱动力十分重要,但执政党-国家始终在规范劳动力配置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与通常认为国家权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已经大为削弱的假设不同,中国的执政党-国家依然是广泛社会领域的规范者和控制者。它对自身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方式不断进行调整,其使命“日益转向确保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而非实现任何其他社会目标”(F.Xu,2000,页17)。

但是,对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放松管制和一个准市场化的流动劳动力管理体制建立的整个过程,并非没有遭遇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困扰。一方面,户口制度、以单位为基础的严格的人口控制和长期形成的作为“贱民”的农民和受国家优待的“高等”城里人之间的对立观念,使得农民自由进城并被城市社会接纳成为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由于无法获得城市公民权,农民工因此在制度上和文化上成为较为弱势的群体,受制于系统性的权益剥夺。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工人(大多在国企改革中被迅速淘汰)和农民(很大一部分通过城市化和市场驱动的劳动力流动而迅速转化为价格低廉的新产业工人)这两大传统革命阶级日益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迅速成为改革时期权益受损最严重的两大群体。这一新的现实在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内部产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对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作为执政党-国家宏观发展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国家对劳动力配置体制的调整,以及对新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建构,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利益的妥协,以反映行政、城市和市场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并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合理解释,以使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合法化。

国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处在这一意识形态裂痕的核心位置,构成执政党-国家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根本性的和最具挑战性的悖论之一。就其公民权地位而言,农民工是被排斥在城市福利制度之外的农民。但同时,他们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又逐步成为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力主体。因此,工人阶级的概念和相关话语建构在改革时期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诸如“农民工”这样特定的命名方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群体在中国城市主流社会中离散无居(diasporic)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些群体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发展中显著存在,但在本质上,他们依然维持着农民的身份。因为不仅在制度安排上,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公民权,同时其社会地位状况亦受制于将农民身份“贱民”化的强烈文化传统。这种观念不仅为国家和城市主流社会所支持,同样内化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但是,新时期的农民工群体同样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特别是对新一代的农民工而言,相比上一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无法与城市生活分开,且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意愿更强烈。其结果是悖论性的:这些新兴的劳动力既是农民也是工人,但同时由于其制度性的漂浮状态或暂居者角色,他们又无法完全成为其中任何一种类型的人(何绍辉,2008;Wang,2001)。

因此,这些漂浮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传统的两大革命阶级所经历的剧烈政治经济变迁的核心象征。正是传统国家工人的退场和农村廉价流动劳动力的登场构成了农民工群体制度性建构的基本要件。考虑到至少在意识形态修辞上,农民和工人依然是当前政治秩序历史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如何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层面调适和合法化改革时期的发展主义政治经济现实,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考察,在本章的下一部分,笔者将对过去30年执政党最高喉舌媒体《人民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以及执政党和国家机关颁布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批判式的话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