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的再认识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的再认识

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执着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结合、磨合、兼容、融合和亲和这一世纪性和世界级的难题，并构筑和首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理论体系。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原因和条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或者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历史必然性可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为何结合的机理和原因，以及两者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说明，其现实可行性见诸于这两者如何结合的操作思路及其充分条件的孕育成熟程度，但归根结底均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

首先，一方面，无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资源配置形式，它们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是两者结合的大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运动的动力在于:具有能动性质的生产关系力图不断地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位于本质层次上的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制约表象层次上的具体矛盾群，同时又通过它们予以体现。而处于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公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就是这样的一对具体矛盾，它们是对处于本质层次的生产方式辩证运动的解读和具体化。公有制是这一具体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自身具有二重性的市场经济在生产关系力图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扮演协调和中介的角色，它因其资源配置的优化性及高效率与生产力相联系，同时又因体现各个微观主体和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关系和产权关系，又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并在各不相同的所有制、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下，呈现出丰富的“色层”、个性和特殊逻辑。实践证明:公有制、市场经济及其结合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新的品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

其次，也应从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差异中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原因。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全社会直接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元化公有制，即“自由人联合体”和产品经济形态，其产生的条件较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更需要先进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以私人劳动已转化为社会劳动为前提，从而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经济结束其历史使命，无须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但是，现实的公有制不是生产力内在的纯自然发展过程的产物，而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在落后生产力和不甚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但又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必要的历史前提)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尽管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可以跨越，允许出现历史的“错位”，但是属于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及其发达形式即市场经济是不能逾越的。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赖以结合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

再次，现实的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已具备两者初步对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即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水平和市场经济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公有制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要素分配形式并存，以及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格局等。学术界还从理论上把它归结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交换，多元的利益主体，以及等量劳动互换与商品等价交换的对立统一，等等，但这还不是实行有效结合和真正兼容的充分条件。难点在于:如何拓宽必要条件，创造充分条件，寻找、培育和规范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对接和兼容的新型市场经济体系，寻找和构筑与之相对接和兼容的新型公有制形式；这也是切实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轨时期出现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适应互不兼容这一现实矛盾，并如何使这两者真正结合的对策和思路。详而言之，一方面是改造传统的公有制关系，寻找和构筑体现公有制的本质和要求(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和共同富裕等)、又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有效的具体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出这种社会主义新型公有制形态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培育能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新型现代市场经济，它不仅有其适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性(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交往关系，以及各自独立的商品或财产或产权或利益的所有者、法人实体或竞争主体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依靠市场和价格高效率配置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而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又各有其特殊性。应因势利导，塑造出中国初级阶段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新的品性。

作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体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已由理论家关于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论证以及政治家的方案和政策设计转化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实践探索——理论论证——实践检验的两次大飞跃。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内容和新品质

这一新经济形态业已体制化，其基本内容和规定性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架构已基本定型，并趋于稳定，能够不断再生产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退化、异化和蜕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这两者简单的迭加，而是这种新型公有制和新型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物，两者共生共长、相辅相成、互克互补，因而产生一种“合力”和新的品质。这体现了中国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相爱，交相利”和“有容乃大”——的真谛⁽⁸⁷⁾。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⁸⁸⁾。我们要力图把握这个新“生”之“物”和“新范畴”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揭示其新的品质，其中包括:

(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及企业组织形式群落，有利于与现实中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相匹配，有利于培育众多相互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因而同市场经济存在着深刻的互补关系。

(2)在开放型市场经济下新的宏观(总量经济范围)和中观(区域经济范围)调控形式，这既是公有制本质在生产领域的体现和实现方式，同时因其削弱市场机制的滞后性、盲目性和负面效应的功能而达到与市场经济的互补。

(3)按劳分配(这是公有制的要求，但存在公平优于效率的倾向)和按要素分配(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存在效率优于公平的倾向)相结合的新分配形式，其操作思路是微观经济运行领域的初始分配注重效率，宏观经济运行领域再次分配注重社会公正和公平，可以改变人们对剩余产品的非公平占有关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公有制本质在分配领域的要求和实现方式。

(4)值得强调的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其现代企业制度，是迄今为止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从而赋予其新质的最好选择。这种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孕育而生的，具有社会化性质的财产形式、企业组织形式、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形式，是对资本主义财产私人占有制的一种积极的扬弃，因而被马克思称之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满足条件(如产权主体多元化、明晰化、产权结构分散化，资本和资本的所有权的二重化，产权商品化、证券化、市场化，生产要素流动化，市场信号灵活化和公开化)，在股份制形式中大体都能得到满足；此外，股份制还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因此能够兼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和各种利益共同体。因此，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和兼容。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品质，在于既能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以及市场机制高效率配置资源的优化性，又能克服各自的弊端；它所焕发的巨大制度潜能已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所证实。应该强调指出，属于主观范畴的经济体制，毕竟不能等同于具有客观属性的生产关系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主观辩证法运动能否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客观辩证法运动相一致，一切取决于实践。各地不断涌现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将进一步充实、验证和完善这个新体制。

(三)对马克思商品经济思想的新认识

马克思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形态，因而他是反市场的“抵触论”者；与这种传统的观点截然相反，马克思又被打扮成市场社会主义者或“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美国学者劳勒(J.Lawler)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存在着“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⁸⁹⁾。穆尔(S.Moore)则把马克思打扮成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⁹⁰⁾

这是把马克思理论体系片面化和凝固化。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及其方法论或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囊括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子体系。前期以英国为典型，主要创建旨在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或主要路径。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否认未来新社会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并且在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从中剔除具有“历史痕迹”即“独特资本主义性质”的“旧社会形式”，借鉴和吸纳其“物质内容”即“为几个时代共有的”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一般的“共同规定”、“共同标志”和“共有的基础”⁽⁹¹⁾，再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嫁接。

马克思在后期重点研究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绽露了关于在特定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思想萌芽，呈现了另一条演进路径和理论轨迹。由此形成的另一子体系即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包括世界历史及世界市场理论、社会经济形态三阶段论、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理论、原始氏族和农村公社理论，等等。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以只具有落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历史起点的，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同世界市场相联系，吸收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笔记，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后者实质上是一种依恋具有“原始的丰富”的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的俄国村社，拒绝吸收人类文明创造出来的成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割断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联系的空谈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世界市场联系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阶段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尽管它未被后来的实践(例如19世纪末期的俄国)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可见，马克思理论体系有两条演进路径和模式:一条是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特征是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产品经济形态取代商品经济形态；另一条演进路线和模式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利用商业机构亦即利用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因此，把马克思封为反市场的“抵触论者”或者打扮为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是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肢解。这种看法，人为地堵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生命力。

(四)我们在搞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试验吗

美国学者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以他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搞的“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场失败的试验；“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国正在重建一种民主的、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秩序，在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试验。“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⁹²⁾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这是需要着重澄清的一种误解。

国际上流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经历了六代和三大发展阶段即萌芽阶段(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逐步形成阶段(20世纪20～50年代)以及理论定型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因而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为何和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及兼容这一重大主题进行探讨的产物。⁽⁹³⁾他们大多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既区别于计划社会主义又区别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⁹⁴⁾；或泛指一种凸现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新经济组织形式、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制度。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是“原始市场社会主义”(D.Belkin语)的创始人，其所处年代是空想社会主义狂飙突起的时期，各种思想交锋十分激烈。他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二次大综合的完成者，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保守派和激进派、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政府缺陷论和市场缺陷论之间徘徊不定，并且十分担心计划经济将成为社会压制个人的一大根源，因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实际上，他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最终形式”是具有市场自由竞争机制而不干预个人权利——他视其为应该保留的资本主义的“最佳特征”——但又能保障所有人分享集体劳动利益的所谓共产主义“新型财产公有制”⁽⁹⁵⁾。此外，霍奇斯金(T. Hodgskin)、蒲鲁东(P.Proudhon)和伊利(Ely)一类早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支持者也持类似观念。

市场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至少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大论战。第一次分析性大论战的导火线，是瑞士洛桑学派的巴罗内(Enrico Barone)于1908年发表的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这招致了米塞斯(L.Mises)和哈耶克(F.Hayek)的诘问，从而引发20～30年代的大论战。兰格(O.Lange)、勒纳(A.Lerner)以及泰勒(F.Taylor)和迪金森(H.Didhinson)等人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勒纳方案”和“竞争解决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并可在公有制基础上，运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的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但从总体来看，兰格模式并未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架。

第二次大论战在20世纪70～80年代，并分成两个战场。前苏联经济学界着重批判“非商品派”和“市场社会主义派”，斥之为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西伯利亚学派的崛起解除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剿，这一学派批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外部论”和“暂时论”，以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对立论”，但因前苏联的解体而偃旗息鼓。而英国经济学界在80年代初期展开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论战，其突出代表是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埃斯特林(S.Estrin)、米勒(D.Miller)、普兰特(R.Plant)、霍奇森(G.Hodgson)等人，其代表性理论有“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论、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这种市场导向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Oriented Socialism)克服了折中主义的二元机制论。市场社会主义由此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

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90年代，虽然断断续续，但共同的主题是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具体模式和设计方案，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其中有美国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巴德汉(Pranab Bardhan)设计的，以银行和证券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如“息票社会主义”(Coupon So-cialism)、“蛤壳社会主义”(Clamshell Socialism)模式，英国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的纯模式”，澳大利亚阿切尔(Robin Archer)的“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法国弗莱贝(Marc Flearbaey)倡导以间接融资为特征的“平等主义的民主经济”模式，美国施韦卡特(D.Schweichart)宣传“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扬克(James A.Yuncker)鼓吹以利润导向为特征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推出“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或“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布洛克(Fled Bluck)则钟情“没有阶级权力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比利时的德里兹(Jacques H.Dreze)十分器重以外部直接融资为特征的劳动者管理的企业模式⁽⁹⁶⁾。尤其是工党社会主义新模式，从“决不支持私有制的复兴”、扩大国有化的政策，发展到与其初衷相背离的所谓私有制加“奠定在效率和公共基础上的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或“社会所有制”⁽⁹⁷⁾，即“第三条道路”模式，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推向成熟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者十分推崇既有国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体制和“第三条道路”理论，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予以采纳，并涌现了诸种新模式以及相互交替的国有化与私有化运动浪潮。

总的来说，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并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理论资料。但是，无庸置疑，这一理论有许多缺陷和弊端，并且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其中包括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以及在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上的差异。

首先是对公有制的态度。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基里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脚”，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其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再次，市场社会主义是空想的乌托邦。虽然它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以及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并在其后期发展阶段大力构筑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和新体系，但其理论或模式大多是脱离具体环境的、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论的、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这一经济范畴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的、并依附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形式的孤立的“纯粹”范畴。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⁹⁸⁾。最后，市场社会主义者始终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主体力量。因而市场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要么是一种乌托邦，要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例如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我们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三大来源

从前述所谓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实验论”和马克思反市场的“抵触论”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非是“舶来品”，它与马克思主义同根同源同脉同祖，薪火相传。两者关系既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关系，即中国现实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是一种渊源和继承的关系。如前所述，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及其方法论(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社会机体发展规律和辩证的新世界历史观，以及关于两种理论(狭义及广义政治经济学)演进、两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并存的学说，从中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活水和理论基石无疑是马克思的学说，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第一来源即基础性来源。国内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突破斯大林模式，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及理论探索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赖以产生的直接的实践性来源和实践起点。这是第二来源。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又“始于毛，成于邓”(薄一波语)，进于江。但应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国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探索和理论资料，为我们提供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三来源即补充性来源。

基于基础性、实践性和补充性的这三大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可见，“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⁹⁹⁾所谓基础性来源强调新生事物的本源性和始基性，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方能叶茂；实践性来源或直接性来源着眼于新生事物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补充性来源具有非本源性、从属性和兼容性，强调新生事物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成果，“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社会机体的产生和发展，正反映了新生事物的运动规律。

(六)对市场经济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斯密”(Return to Adam Smith)成了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其代表性学派有新保守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这股甚嚣尘上的思潮也波及到市场社会主义和兼容理论(Compatibility Theory)领域，出现“市场原教旨主义”回潮。一是主张从空间上排他化。在他们看来，市场导向就是唯市场独尊，市场搞定一切；应该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凸现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请回私有制，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波兰学者沙夫(Adam Sharf)坚决反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批判“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功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神圣武器，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¹⁰⁰⁾，当今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推动力量的合作。二是主张从时间上凝固化。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具有宏观计划的新型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它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并体现了这种体制的本质要求；宏观调控应该是纳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其一。其次，“市场搞定一切”论无疑是“市场万能”神话的翻版，在欧美经济学界早已遭到它的“克星”市场缺陷论和国家干预论的围剿，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自身既具有二重性(资源配置方式是其自然属性而利益分配方式又是其社会属性)，同时又存在着下述矛盾:平等原则与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资源配置的优化性即推动交往(源于分工交换体系的发散性)推动生产率(源于需求和价值的增殖性)与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矛盾；人的独立性与人的物化或异化的矛盾。再次，这一观点又是市场万能神话的翻版。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就是基于人的依赖性的自然经济——基于物的依赖性的商品经济——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的发展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¹⁰¹⁾。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劳动、劳动过程及其成果分配，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新的更高级的形式。详而言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合，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处于潜伏状态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两者呈现出相对适应性或兼容性。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迄今为止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未释放殆尽，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区域弹性或兼容性，因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处于激化状态时期，这两者呈现出对抗性或非兼容性。当代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对原来意义上的纯粹的私有制度即私人所有权的弱化、扬弃、脱离和否定的倾向。最终，私有制市场经济必将让能克服上述缺陷和矛盾的公有制市场经济所替代，并且后者也必将被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出现的公有制产品经济所取代。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路标和运动路径。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是一个带开拓性的世纪性世界级难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极具理论挑战性，学术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宛若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已屹立在东方地平线上。它初步焕发出来的制度潜能已被我们所铸造的战略起飞经济平台(GDP总量10.2万亿元、人均1000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六位)所证实。马克思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赞叹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召唤出来的生产力起飞“奇迹”，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已超过历史上全部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与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就相比已相形见绌。只要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机体发展规律，通过借鉴和吸纳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新，我们一定能解决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磨合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善、巩固和发展这一新生的经济形态，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颜鹏飞，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