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

第一节　电视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转换：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

电视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转换的结果，生成了电视媒介的舆论监督的权力。在我国现行传播体制下，传播媒介不能对平级行政单位进行舆论监督，是不成文的惯例。因此，中国的电视媒介舆论监督权力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像行政单位一样具有自上而下的分级性。隶属于不同级别党政机构的媒介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了其媒介权力的大小。高一级的媒介可以行使对低一级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因此，电视媒介舆论监督权力的行使也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力特征，即自上而下逐级进行(尽管一定程度上这个排序已经被打破，在政治与市场的角力中，一些地方报刊杂志取得了全国性的影响，但电视新闻这一块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少省市级电视台的新闻部仍然以自己采制的新闻节目能够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作为一种业务奖励的指标)。在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最高一级的媒介权力和最高一级的政治权力共同协作，相互依赖，双管齐下，像涟漪一样在重重权力圈层的荡漾中，以层层传递、逐级转换的方式完成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的使命。

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国电视传媒的媒介舆论监督的权力是以其论证和维护政权合法性为存在依据的。转型期的中国，舆论监督节目横空出世，独领风骚，最能体现媒介舆论监督的权力意志。以舆论监督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可以看到，《焦点访谈》的呼风唤雨，所向披靡，深深地植根于此。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方宏进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生动地解释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红火起来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栏目能够这么火，70%的分应该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具体操作最多只能占30分。”^[1]戴锦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媒所显现的空前的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那破门而入、将不可见人的幽冥公诸于众的壮举，是对经典权力的冒犯；同时，使被冒犯者为之折服的，不仅是所谓媒介的力量(或曰舆论监督的力度)，而且是媒介本身作为昔日权力工具所具有的、来自其从属之权力机构的威慑。这一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相互借重，同时表明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发生，即当媒介借助经典权力(诸如政治或政府权力)而一路斩官夺将时，它不仅已然开始将经典权力转化为媒介自身的权力，而且成功地成为对媒介自身的资本及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展示。”^[2]当媒介与政治权力结合以后，媒介也披上了政治权力的外衣，背靠政治权力的大树，变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力量发号施令。其结果是，作为政治工具的媒介，以政治赋予它的权力，反过来与政治权力进行博弈，共同分享意识形态统治的快感。具体地说，电视媒介利用新闻传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传播权配合着政府的权力意志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完成了相互置换，这其实是电视媒介舆论监督权力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置换已经被基层官员默认了。在《〈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2001年1月，《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到浙江省衢州市采访一户普通市民。这家人因按规划局的要求改了通道，家门被邻居所堵，整整16年一家人只能靠翻墙回家。16年来，按法律法规有责任、有权力为他解决困难的市区法院、市规划局换过几任领导，但却无人过问、解决这个问题。在《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此事时，一开始，法院和规划部门仍然相互推诿，直到市里主要领导听说《焦点访谈》记者在调查采访此事后，亲自出面，责成规划局限期动工，此事才告解决。正月初八的下午，衢州市规划局首先给记者曲长缨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曲记者呀，向您汇报一下，我们只用半天时间就把堵了十多年的通道打开了!”曲长缨反问道：“居民孙德成知道吗?”对方答：“还要告诉他吗?”记者问：“您是为我们记者干的吗?”对方语塞。^[3]这个小小的事例，其实带有普遍性。如果没有电视媒介权力介入此事，也许再过16年仍然没有人去主动解决。电视媒介权力的介入像一股外力，推动了原本对此事不作为的基层政府部门，迫使他们采取措施，解决这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划局官员的话并没有错。他们的确是给记者干的，同时也是给高一级的政治权力干的。此时，在下级官员眼中，《焦点访谈》的记者是与高级官员一体的，中央电视台的媒介权力也是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扭结在一起的。在这个事件中，有关部门向曲长缨请示汇报结果，是把记者看做中央权力的化身。至于某些地方党政部门把记者根据来头大小划分等级，并以一定的行政级别来加以分类和对待，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现实。事实上，如果记者曲长缨没有这种中央记者的身份，没有《焦点访谈》无与伦比的媒介影响力和杀伤力，地方官员是不会买账的。高一级的媒介权力与高一级的政治权力联袂出场，有效地打击了低一级的地方行政权威。在这个事件中，记者代理的中央权威最终压倒了地方权威，中央电视台的媒介权力得到充分的展示。这种对体制内低级政治权力机关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地位更低、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百姓的信任和好感。因为，他们往往是地方弊政贪官的直接受害者。老百姓的支持，反过来又成为中央电视台重要的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与政治权力进行新的博弈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