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变迁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人民日报》社论虽然主题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类社论分布并不平衡，经济和外交类较多，社论对国内问题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文革十年”期间，《人民日报》社论还延续了“建国初期”对国际问题关注的传统，再加上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后，中国跟许多西方国家建交，导致这一时期外交类社论数量较多。政治类社论数量是经济类社论的3倍，最不正常的是，“文革十年”期间，《人民日报》没有发表一篇法律法治类社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年”中，主流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宣扬，经济问题被明显忽视，法律法治问题则闭口不谈。“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经济和外交类社论比例比较均衡，改变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偏重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形成了对政治和经济并重的态势。“深化改革”时期政治类社论的明显增加，并不是“文革”时期类似情况的恢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不断有新情况出现，不断有新问题需要解答，政治类社论的增加可以说反映了这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重点。

本书借助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在对“革命”与“改革”这对关键词的词频分析中发现，1980年是分界点，1980年前，革命话语在社论中占统治地位，这可能与1957年开始的中国政治的“左倾”有关，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主流意识形态更倾向于选择“革命”，而非“改革”来表达社会变革的含义。1980年后，革命话语基本淡出《人民日报》社论，改革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在对“民主”与“阶级”这对关键词的词频分析中发现，“文革”前，《人民日报》社论中民主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比例基本相当。“文革十年”期间，社论中民主话语遭到践踏和漠视，而阶级话语甚嚣尘上，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与“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判断敌我是非的标准不无关系。粉碎“四人帮”后，社论中阶级话语数量迅速减少，民主话语数量超过阶级话语稳步上升，并在其后30年一直保持这一趋势。这说明在改革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抛弃了阶级斗争思想，阶级话语已经过时。人们反思“文革”教训，民主话语重新受重视。

在对“法制(治)”与“专政”这对关键词的词频分析中发现，在“建国初期”的1950—1962年，社论中法制(治)话语与专政话语出现次数相当，而且频数分布趋势也基本相同。这说明在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法制(治)话语与专政话语的关注比较均衡。1962—1976年，社论中专政话语出现的数量激增，而法制(治)话语在社论中几乎消失。“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运动使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成果遭受破坏，主流意识形态中法制(治)话语的消失就不足为怪了。粉碎“四人帮”后，社论中专政话语的数量陡然下降，而法制(治)话语的数量迅速增加，并在其后30多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这与改革开放后，法制的恢复与重建密切相关。2000年后，社论中法制话语出现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专政话语的数量几乎为0，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抛弃专政话语，而对法制话语关注的热度不减。

在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和外交3个专门领域，分析探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情况。考察《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主题分布，发现“建国初期”的政治类社论中，政权行政主题的社论要明显多于党建主题的社论。“文革十年”时期，党建主题社论的比例远远高于政权行政主题社论的比例。一方面可能因为在1966年之前，新中国的政权已经稳固，行政系统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权行政问题的关注减少了。另一方面的可能是，“文革”初期由于造反派夺权，各级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改革开放”时期，重建各级行政机构，政权行政问题开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热点，所以这个时期此主题的社论跟“文革十年”相比有明显增加，与党建类社论平分秋色。“深化改革”时期，政权行政主题社论的比例下降，而党建主题社论比例上升。这可能与恢复与重建行政机构的工作业已完成有关。接下来是对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词进行观念史分析，共选择了4组关键词，分别是: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和谐”;③“毛泽东”、“毛主席”与“邓小平”;④“斗争”、“团结”与“批判”。虽然4组关键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层次，本书对之讨论的切入点也不同，但这4组关键词的研究结果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各组关键词频数变化的转折点往往在1966年前后或1976年前后。对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另一发现是，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提出后，会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迅速占领重要位置，但这并不意味否定旧的指导思想。

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先从《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的主题分布入手。在“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涵盖工业、农业、商业与交通运输等多个经济领域，其中农业主题的社论最多。“文革十年”期间，经济类社论年均只发表1篇左右，可见“文革”期间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问题的忽视。“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除继续以工农业主题为重点外，恢复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关注，特别是经济综合类社论比例大幅度增长，这说明《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已经改变了改革开放前专注于对专门领域具体问题的琐碎阐述，将重点放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上。“深化改革”时期，《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主题结构的单一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领域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三农问题。然后选择反应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的关键词进行观念史分析，共选择了3组关键词，分别是:①“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②“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③“工业化”与“现代化”。虽然3组关键词来自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的不同层面，本书对之讨论的切入点也不同，但对这3组关键词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中两组关键词频数变化的转折点往往在1976年前后。

分析《人民日报》外交类社论的主题分布，发现在“建国初期”，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最多，来访主题的社论居其次，建交和出访主题社论极少。这个时期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比较少，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内事务，很少出访，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经常来访。“文革十年”期间，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个时期建交主题社论比例的大幅度增长。与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多，外国领导人来访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了，导致来访主题社论比例也上升了。“改革开放”时期，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比例进一步下降，而来访和出访主题的社论比例继续增长，而且两者比例趋于接近，说明中国领导人比以往更多地出访他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往来趋于平衡。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对国际问题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不轻易发表社论。“深化改革”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对外交问题关注较少，即使发表外交类社论，也主要是为中国领导人出访配发的。接下来是对有关外交的意识形态关键词进行观念史分析，共选择了3组关键词，分别是: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与“霸权主义”;②“美国”与“美帝”;③“苏联”、“苏修”与“俄罗斯”。虽然4组关键词来自有关外交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论文对之分析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这4组关键词的研究结果中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组关键词频数变化的转折点往往在1958年前后、1966年前后，或1976年前后。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总体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专门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各专门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变迁的转折点往往都在1958年前后、1966年前后、1976年前后，或1992年前后，这些转折点应该就是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对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数量的分布趋势进行分析，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分析表明，1966年前后、1978年前后和1992年前后，无论从社论数量，还是从社论质量来看，确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期建构往往面临与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当旧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就必须改变，建构新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很少是“革命式”的过渡，往往是在维持意识形态整体自恰性基础上的和平过渡。经过前期建构，排除了大量障碍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进行高潮时期，建构的重点在于对前期建构工作的总结和阐发，提出系统的理论。高潮时期过后，由于新旧意识形态的转换工作已基本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迅速消退。

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主流意识形态变迁问题后，选取变迁的转折点1966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微观建构进行探讨。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年，1966年前后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高潮，但建构的准备工作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大转折，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得到重申。此后，“左倾”日益严重，直至发动“大跃进”。1962年，全国经济开始好转，毛泽东在当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开始从文化领域着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由于前期准备比较充分，1966年前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没有太大阻力，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经常强调的信条，只是在“文革”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将它绝对化了，但这只是程度问题，不涉及观念的重大转折。因此，1966前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可以说是平滑过渡，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只是对原有体系的修正。

1978年前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1966年前后的建构明显不同。虽然已经粉碎“四人帮”，但由于凡是派、保守派的干扰，拨乱反正工作困难重重。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深知，必须抛弃“文革”时建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建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为了寻找这个意识形态创新的突破口，改革派作了诸多努力，直到《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派最终选择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实事求是”、“实践论”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并广为人知的政治观点，将出自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标准”作为意识形态创新点，不仅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且能堵住凡是派、保守派的悠悠之口，还能有效避免长期受旧意识形态影响的民众在新意识形态下无所适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成为了改革的动力源泉。

改革派在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建构中借助毛泽东思想，并不意味着向凡是派、保守派妥协。改革派用“实践标准”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这两者都存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改革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论述中引用毛泽东的著作或话语多达9处，还有1处引用了华国锋的话。毛泽东在生前也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邓小平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理解论”，指出“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这样就跟凡是派划清了界线。此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以同样的方式保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解决了上述悖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派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建构方式无疑是睿智的。对比其后前苏联的改革，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改革派的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了全面抛弃原有革命意识形态传统的“新思维”，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另起炉灶，苏共党内分裂，党组织瓦解，最后亡党亡国与此不无关系。可见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建构是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否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一定要按照“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