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内生化与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第三节　市场机制的内生化与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市场机制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结合可以达到内在统一。并且，正是由于人们确信这一点，才着手进行改革实践，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但同时，要把理论上证明的种种可能性变为确凿的现实，决非易事。对于这种可能性，国内外、东西方的市场理论早已提供了汗牛充栋般的论述。与此相对照，实践方面却显得步履艰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的确值得深思，恐怕还要从步履艰难的实践来考察。

如前所述，市场机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灵魂，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形成（实现）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商品交换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的统一。市场机制的内生化，是指它在一经济机体内部的成长过程或调节功能的强化过程，并且是由该机体内部诸因素促使它成长的，而并非来自外部的力量。市场机制内生化的程度，是衡量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首要标准。市场机制内生化的过程，也就是具有共生关系的商品经济诸因素的成长过程，包括市场主体的成长、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参数体系的健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宏观监控系统形成的过程。市场机制内生化的关键，是具备使之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具备，它便会从经济机体内部逐渐成长起来；反之，它便会受到经济机体的内在排斥而窒息。因此，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所遇到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市场机制的内生化问题。

要想真正了解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内生化的困难和障碍，首先必须考察市场机制在原有体制下是因何与如何被窒息的，⁽²⁾由此才能找到“解铃系铃”的途径。

一、原有经济体制的成因与市场机制的命运

作为改革的对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当初所以能在短期内得到确立和不断强化，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外，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顾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的经济条件约束，片面追求公有制关系的升级改造，企求超越商品经济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主观设想与客观现实的反差过大，这种急于求成的超越战略，在实际上的经济含义始终没能超出低水平均平分配的目标。或者说，受制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理想目标事实上成了追求尽可能均平分配的目标，并且事实上在多重经济目标中把均平分配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均平分配的程度被当作了公有制升级改造程度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极“左”政治运动的经济成因和经济后果都无不以强化均平分配目标为限。而这种小生产者的均平思想在我国素有传统。中国历史上，贫苦农民为摆脱封建政治统治和超经济剥削，无不幻想“均贫富、等贵贱”的“太平天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直是农民运动的政治纲领和举义大旗。这种文化遗产与后来传入中国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构成了均平至上目标偏好的深刻的思想基础。

均平目标至上的社会经济能量不可低估。强烈的均平意识、目标偏好决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它以某种终极目标的形式在各个经济领域打上自己的印记。这种均平意识使中国在否定旧剥削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不适当地确立了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取向、价值判断和一整套行为规范。经过长期的维护和宣扬，均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并通过政策的、体制的途径，造就和培育起了它的物质承担者，物化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作各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变不得”的既得利益。

均平目标偏好事实上否定了劳动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基本权利和社会主义原则，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应得收入的行为合法化、凝固化。因而损害了诚实勤奋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滋生起怠惰之风、懒汉思想和“逆淘汰”现象，从深层次上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均平目标偏好导致了中国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行政化和实物化。这是因为，均平目标偏好绝对地排斥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风险和收入差别，迁就落后，牺牲效率，崇尚保守。因而它与效率目标至上、拉开收入差距和优胜劣汰的商品经济及其市场机制难以相容。当着亿万劳动者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人平等地要求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时刻，当着社会制度剧变而古老的自然经济及其思想观念依旧的时刻，当着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满怀胜利喜悦、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又缺乏经验的时刻，以超越商品经济、确保人人平等（收入均等）为最高目标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当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不准备接受商品经济，并有信心超越商品经济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市场机制是不会有生存空间的。而在市场机制没有可能成为内生机制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运行也就失去了一种自我调节的组织协调功能，包括均平分配目标在内都无从自行实现。在这种场合，立即提出的第一个很现实的、不容置疑的问题是：谁来确保收入均等目标的实现或由谁来主持这种“公正的分配”？只能是层层隶属的各级政府。除此之外，谁都没有资格和能力。第二个问题是，各级政府（它的人格化代表就是各级有职有权的政府官员。理论假定，他们都奉公守法、为政清廉、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公务繁忙、十分辛苦）采取什么手段和方式来确保实现民众企盼的目标，主持公正的分配？只能是行政手段和计划指令。舍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在这里，一方面，采取行政手段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均平目标，并围绕均平目标运转是各级政府机构压倒一切的首要职能。否则，确保的目标就会落空，就会带来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就是政府的失职。另一方面，包揽一切的经济要求使政府机构获得了（或集中了）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极大权力。通常所说的资金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统配，就业统一安置，工资统一标准，都是均平目标偏好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实现手段。另外，排斥市场机制使经济运行失去了自平衡能力，而短缺状态又总是使政府实行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和外延式的投资扩张政策，使国民经济走入“越短越统”、“越统越短”的困境。这又反过来促使统制性体制自我强化。可见，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化、行政等级化和经济的实物化调节等，是均平目标偏好确立之后合乎逻辑的唯一选择。

如果以为原有体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果真保住了收入均平分配，那就错了。收入均平分配仅仅是目标选择，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一回事。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来看，在生产力水平、经济效率和可供分配产品都很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各级政府并不能以包揽一切的方式主持“公正的分配”，和与其相关的资源的分配，无法为每个劳动者提供相同的就业机会、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以设置种种行政屏障的政策办法，将无法排除的经济差别和不平等承认下来并凝固起来。且不说工农、城乡之间的各种经济差别，即使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及其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被行政化体制打上了等级的烙印。这些企业，有预算内与预算外，中央直属与地方所属，重点与非重点，局级、处级、科级与股级等等一系列行政化区别。身处不同等级、类别和领地的企业职工以及行政化的企业领导干部，事实上被划入不同的、受行政屏障限制和保护的利益群体。他们通过比较收益，特别是比较那些无法直接用货币来评价的各种福利待遇，都可以获得准确的自我感受和相应的认同感。由于不存在排除等级的市场化途径，人们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实际收入，只能采取非经济手段，尽量扩大和行使自己的特权，直至不择手段地在各种行政屏障底下“挖暗道”、“走后门”和“开后门”。在这种场合，一时的经济收入远不及社会地位上升、挤入新领地更有吸引力。可见，在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的“两个大锅饭”中，包含着、凝固着由行政化和等级制造就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各种既得利益；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大一统的背后，是由非市场原因引起的经济差别和利益矛盾。换言之，经济差别不是消失了，而是被行政化体制扭曲了，变态了，改变了其存在形式，并且出现在最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形式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制不仅造成了有目共睹的低效率，而且造成了扭曲、僵化状态下的不平等。这是对追求均平目标的极大讽刺，也是对“超越”商品经济、窒息市场机制、构造行政体制的一种惩罚。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的窒息必然导致经济活力和生机的窒息。微弱的市场与强大的行政控制互为因果；产品匮乏与配给机制互相强化；失去反馈系统的政府极限调节导致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经济效率和效益的逐渐下降使得维持经济增长的代价越加高昂。

二、市场机制内生化的深层障碍

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病及其带来的诸多经济问题，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因。而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过程。经济改革以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为先导，继而以城市工商业体制改革为重点，在开拓城乡互为供求的关系中，推动了中国市场的初步发展和经济繁荣，取得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巨大经济成就。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内生化趋势与传统目标偏好和行为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从而显示了深化改革的真正困难所在。

传统集权型体制松动以后，经济关系开始在浅层次和边际意义上出现了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小气候”。但是，凡有市场机制起作用之处，都在目标偏好和运行方式上与原有格局发生了外在性冲突。主要表现，一是同一行为主体（企业及其职工）用双重手段追求双重目标。既要求行政化的均平分配继续保护其既得利益，又试图从市场化分配中得到不受行政干预的丰厚收入，在大锅饭之外“另开小灶”。二是创收机会不均等，利用市场约束和行政约束都没能覆盖的空隙，少数人获取畸高的经济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在没能积极促进目标转换和机制转换的场合，种种放权让利措施使过去由传统体制造就的多元化的集团权益公开化了。由企业、行业、阶层等多种组合所形成的集团权益，在旧体制松动、依附关系开始解体以后，追求收入均等的目标偏好、观念意识、行为规范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于是，自主权与均平目标直接挂上了钩，在要求“公平分配”的旗帜下，对国民收入展开了最大限度的“（市）场外拼抢”。主要表现，一是企业内部工资与利润之间失去制衡机制，企业本应具有的市场取向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蜕变为非市场化的企业职工收入最大化目标，并且总是力求以“齐步走，人人有”的平均主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中的大量泄漏和消费基金膨胀，企业行为短期化、积累后劲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二是企业外部始终没能建立市场化的竞争压力。均平目标导向在新形势下总是诱使企业及其职工向高收入标准看齐，而拒不接受市场机制对其应得收入所作出的评价和约束。负盈不负亏，真负盈假负亏，利用行业特权排斥市场竞争，得到的不能比别人少，失去的不能比别人多等，已成为现行企业及其职工的行为准则。三是宏观调控主体（政府）成了众矢之的。面对权益集团之间的自主较量，各级政府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必须出面协调，继续主持“公正的分配”。然而，那种企求越过市场的直接行政协调已不同于旧体制下令行禁止的情况，干预效应被大打了折扣。于是，为了摆平难以摆平的利益关系，各级政府纷纷陷入与各种形式的权益集团无休止的场外谈判。“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利益刚性使政府补贴的包袱越背越重。而顾此失彼将错就错的场外谈判又使得各种利益矛盾很自然地沿着宏观直接干预所提供的纵向渠道，高度集中化、尖锐化，形成了一系列微观矛盾（本应由市场协调）的层层放大效应。在上述这种经济环境下，市场机制的内生化进程是十分有限和缓慢的。

另外，尽管理论界对企业产权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是否清晰存有歧见，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企业及其职工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把本应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行为如资产增殖、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更新、技术改造看做是自己的事，而是推给政府。他们对资产和资金的关心远不如对消费品分配权的关心。因为，消费品最终是要通过工资性支出量化到每个职工手中。这样，就始终存在企业及其职工追求消费目标与各级政府追求积累目标的对立。两种追求互不相让，只能导致消费、投资双膨胀。可见，当均平目标偏好和行为规范与多元化的集团权益携手并进，追逐最大分配份额的时候，便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反市场化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总是同排斥市场机制的原有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某些进一步看法。

——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能在短期内建立高度集权型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下所以很少有市场机制的生存空间，而改变这种体制所以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显得步履艰难，一个根本原因是均平目标偏好及其行为规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迟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而市场机制便很少有成为经济运行内生机制的社会经济环境，长期处于“引而不入”或边际徘徊状态。因此，在这种场合，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供求平衡、交换比例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究竟能起多大的实质性作用，是不容过高估计的。另外，在中国寻找旧体制成因时，流行“照搬”说；在改革旧体制时，又流行市场机制的“引入”说。它的潜在假定是：（1）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本质规定仍然是外来的、相抵触的，至多不过是决策机关“批准”的一种外在性调节机制。（2）对市场机制仅仅是“利用”，而并非依靠。（3）只有在国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机制才是公有制经济的内在规定，才是“嫡系机制”。这种基于传统体制的基本估计是十分有害的。经济改革已经一再显示了这种方法论的缺陷。准确的看法是，市场机制“引而不入”，实质上是使之内生化的社会环境的许可度太低。

——传统的平均主义和行政等级制的利益格局的继承性，多元化权益集团的攀比看齐，不过是在改革以来的新形势下再现了旧的心态，即社会财富的增长远不及财富尽可能均平分配来得重要；只要可供分享的物质利益尽可能均平化，企业、行业、个人、阶层就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否则便要产生内心不安直至社会的不稳。这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叶公好龙般的恐惧很值得深思。在这种心态和行为方式下，究竟能否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促进市场机制的内生化，颇值得怀疑。

——要使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结合达到内在统一，使市场机制内生化从理论可能性真正变为确凿的现实，必须实行两个基本转变：一是实行目标偏好的转变，即均平至上的目标偏好必须坚决放弃，确立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效率至上的目标体系。只有坚持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弥补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的原则，我们才能够打碎平均主义桎梏，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运行基础，才能够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总量加速增长，也才能够在市场化的经济利益的动态差别中保持雄厚的宏观调控实力和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中，对收入公平的兼顾方式也理应与过去收入均等化政策有重大区别。它不再是把各种经济收入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个静止点上，而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合理控制在一个动态区间。二是实行广义价格的职能转变。目标偏好转变要与广义价格（商品价格、资金利率、劳动工资等等）的职能转变同步进行。这些价格过去是围绕均平目标运转的，表现为行政干预的工具，并主要行使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价格水平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僵滞性。今后，价格的职能应当是围绕效率目标运转，以动态的市场化价格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是价格向本应具有的职能和形态复归，也是重建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而是市场机制内生化的重要标志。

鉴于市场机制内生化及上述两个基本转变的客观要求，必须澄清若干误解，确立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三、澄清误解，确立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如前所述，有无完善、可靠的市场运行载体是新旧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首要区别，市场机制的内生化是实现体制转换的最富于实质性的核心问题。而从改革实践中看到的市场机制内生化的深层障碍和种种困难，更合乎逻辑地规定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取向，例如完善指令性计划体系的取向。

所谓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在目标偏好转变的同时，以市场机制内生化为主线所进行的体制变革。这种体制变革的目的是真正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以市场体系为中介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有竞争活力的微观基础。

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市场机制的内生化，是社会主义各国改革中都在探索的首要问题，远比一般的讨论、证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要深刻得多。从这个视角观察，改革实践中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尚待变革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与正在发育、还不健全的市场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深层障碍困扰，计划与市场远未达到内在统一，仍处于外在对立状态所产生的矛盾。显然，为克服这一矛盾，经济改革只能沿着市场取向推进，并且，将改革计划体制与积极培育市场视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件大事。在改革思路和模式选择上，任何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作板块对立理解都是不正确的；外在冲突型的经济双轨运行的实践，也一再显示把计划与市场局限于“板块拼接”或“主辅定位”的模式，都是不成功的。换言之，如果针对原有体制的成因、特征、弊病和改革的难点，却选择一种贬低淡化市场、消极限制市场、继续排斥市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不仅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在实践上也很难为商品、货币观念不断增长的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因为，果真依照非市场取向，得到的最多不过是改良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以及被直接计划以板块方式挤压在狭小空间的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只能继续排斥市场机制的内生化，继续使经济事务行政化、纵向化，并且不得不为此培植起一个庞大笨重、高成本低效率的行政体系，从而既否定计划的科学性，又否定市场的有效性。这不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决策科学化（决策方法、程序等）的要求。

在要不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从而要不要积极培育市场、促进市场机制内生化的根本问题上，历来存有争论和误解。争论是正常的，理应继续，但误解需要澄清。

之一：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甚至某些方面还很落后，不具备实行间接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运行机制的条件。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合国情。中国在现阶段只能继续强调和沿用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市场只能对集中统一管理所照顾不到的领域起一些补充的、辅助的作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只能是“大计划、小市场”的板块拼接。

这种颠倒的逻辑必须纠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这种解释和主张刚好相反；正因为经济的不发达以及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并存，才更需要借助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才更不具备凡事高度集中管理的客观基础。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脱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民族资本和商品经济受到封建势力、外来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曾长期受到严重束缚。因此，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下，商品经济也才能摆脱旧日的束缚，迅速得到发展。所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运行体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中国已经为此失去了许多机会，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决不是什么“将来的事”。经济实践显示，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和培育市场并不是不具备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不具备体制条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如何，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都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只会受到窒息。例如，中国城市现代工业所走过的道路；相反，当传统体制有所松动之后，在历来被视为落后象征的中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因此，在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展、市场的不发育，绝非生产力障碍，而是体制障碍；是体制束缚了生产力，而决不是相反。我们不能采取“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态度，来对待过去被视为国情的传统体制，而应当变革体制，使之与商品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大计划、小市场”的模式主张不足为据，它容纳不了而只会继续束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之二：市场的作用过程和作用结果可以分割移栽，因而用计划科学化的办法，由政府模拟市场过程，完全可以得到或近似得到与市场作用过程相同的结果；原有体制的弊端主要不在市场功能弱化，而在于计划不科学，模拟市场的能力不强。因此，深化改革与其是市场取向，不如说是计划取向，即实现政府计划的科学化。

对此，有必要讨论的首先不是要不要计划和计划是否科学，也不是科学的计划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怎样产生，而是即使是科学的计划，能否模拟和取代市场过程。

我们认为，计划不可能模拟和取代市场。这不仅是因为市场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价格（价值）反映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计算的，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有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人和众多企业自主创新精神的市场化的机会和环境。这种机会和环境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宽广、更深刻、更优越，而不是相反。因为，千百万人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是一致的，人们完全应当有更多的机会去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在这种场合，恰好不能以根本利益一致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追求和行为整齐划一，人为取消、限制自主创新的意识、机会和环境。社会主义计划的本质应是鼓励人们自主创新精神，而市场过程为此提供了不可取代的社会舞台。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本质，恰恰不能理解为可以被模拟的、无自主意识的“天然计算机”和“机械运动”；千百万人的创造精神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无法模拟的。否则，这样的计划定然无视人的存在及其对共同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合理追求；必然颠倒人的经济实践活动与计划部门的关系，因而也注定得不到市场运行的结果，并使得计划本身出现无尽的失误。这种教训不是已经太多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像样（完备）的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像样（科学）的计划，计划不可能模拟取代市场。计划只能建立在市场运行的基础上并引导市场。所以，以否定市场过程为先决条件的计划科学化的观点及其潜在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产生的，必然是强化传统计划体制的政策主张，并显然与改革的方向相背。

之三：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否定计划经济，就是主张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因而就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如果已经仔细了解了前文中关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关于市场机制内生化以及市场取向的论述，那么可以说，这种误解已经澄清了，建立在误解之上的责难也就不能成立。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主张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用简单化、贴标签式的方式，不加分析地混淆这一本质区别，对于深化改革特别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未知领域，是十分有害的。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其应有的巨大优越性，是经济改革的基本动因和目的所在。为探寻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灵活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一点过去多有忽视），就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变革。而市场取向的改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想，它是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机制内生化要求所客观规定的，因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途径和必然逻辑。在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采取极“左”的态度和做法，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名，否定市场取向的改革，那么在客观上必然把完善制度转换成完善、强化原有的经济体制。必将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给理论界提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以市场机制内生化为主线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是如何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新进展。其中，积极促进市场发育，培育起完备可靠的市场体系，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注释】

(1)至于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极力防止出现的市场经济，则已经对“市场经济”赋予社会制度和所有制性质乃至政治制度的含义，显然与这里探讨的商品——市场经济问题属于不同的层次。

(2)或者说，原有产品计划体制是如何确立的。两种说法实质含义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