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共和国

在处决国王查理一世之前，英格兰共和国就已经诞生了，1649年1月4日，一伙跟随克伦威尔和铁甲军的议员就提出了：“除了上帝，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英格兰下议院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1月9日，他们投票决定今后的国玺上不再刻有个人的名字。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国玺，一边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地图；另一边刻着下议院的画面，上面还有“在上帝的赐福下恢复自由元年”的题词。国王查理一世的一尊塑像被推倒了，有人还在底座上刻上了：“暴君、最后一位国王的覆灭。”2月5日下议院的那些议员又提出：上议院“没有存在的意义并且极端危险，应当撤销”。至此，上议院果真不再开会了，第二次内战中被俘的贵族遭到报复，博学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汉密尔顿勋爵和霍兰勋爵也被砍了头。

这时候议会任命了一个政务院，负责管理国家事务，任期为一年。政务院共有成员四十一名，其中有贵族、法官和下议院议员，有些人还参与了处决国王。政务院不惧强权、勤勉奉公。十二名大法官中有六人没有继续留任，留任的六人在正式收回对国王的效忠宣言后，开始为共和国服务。军队领袖们的保守势力坚决要维护习惯法的权威，对所有非根本性问题依旧比照传统来处理。人们意识到，为了防止平均派、投机者和极端分子对特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新政权必须有律师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平均派气焰嚣张，但当权者还是将他们镇压了下去。独断专行的政务院竟然也将艾尔顿将军排除在政权之外。克伦威尔以及同僚早已洞悉了极端分子的要求，早在1647年克伦威尔和国王进行那场徒劳的谈判时，约翰·利尔伯恩就煽动五个骑兵团联名签署了《请愿书》，这些要求就已经摆上了台面。

铁甲军中的一部分必须被打散或者遣散。克伦威尔以上帝的名义，率领铁甲军的主力前去讨伐那些崇拜偶像，与英格兰积怨甚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克伦威尔看来，此项计划能够获得军民们的狂热支持。为了决定哪个军团可以前往爱尔兰，克伦威尔决定实行抓阄，通过一轮轮的挑选，直到将平均派控制的兵团排除于这次行动之外。一本名叫《英格兰的新桎梏》的册子在军中流传开来，士兵们发生多次的哗变。数以千计的老兵集会示威，要求“人民主权”、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及每年召开议会。这种种情绪不仅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除了以上根本性问题外，以杰勒德·温斯坦利为首的一些人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要求：不仅公民权利平等，还要财产权平等，这些人被称为“掘地派”。

在萨里郡的公地上，有些人开始准备集体耕种这些土地。这些所谓的“掘地派”们并不侵犯私人的土地，而是把公地划给有权占有他们的人。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人们共同拥有的，公共土地就该人人有份。他们还认为，被处决的国王查理的王权是从征服者威廉那里一代代继承来的，那个时代有许多贵族和冒险家随着威廉来到英格兰，而撒克逊时代的传统权利就是被这些人破坏了。从历史沿革来看，这些传统已经存在了六百年，已经根深蒂固到难以改变。这些新的主张既难以实现，又本身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就是那些人的想法。共和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以上的这些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一派胡言。

克伦威尔本人也被这些主张震惊了，意外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人，他对财产权的关注完全不亚于对于宗教自由的关注。他说：“贵族、乡绅和自耕农是有积极意义的力量，对英国十分重要。”于是，“掘地派”被政务院驱逐出公地，哗变的官兵也遭到了冷酷的扑杀。这场骚动还是由克伦威尔镇压下来，根据他的命令，追随利尔伯恩的骑士威廉·汤普森被枪决于牛津郡的一个教堂院子里。被枪决者的主张和英勇受到一些人的赞赏，被称为“为民主献出生命的第一人”。克伦威尔还把不报名参加爱尔兰战争的官兵赶出军队，拖欠的军饷也不发给他们。被政务院任命为总司令之后，克伦威尔的军事行动还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他和清教牧师们一起煽动这场对爱尔兰的圣战，他独自乘坐六匹佛兰德斯马拉动的马车去查林克罗斯进行礼拜。这些做法都是他缜密部署过的，用以应对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危机。如果不处理好这些危机，英格兰还会爆发极端残酷的内战。

由克伦威尔于1649年发动的爱尔兰战争，与以往历次战争一样残酷，也同样充满了《旧约全书》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色彩对清教徒们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尔兰人的民族气概和恶劣的环境，促使了他们在天主教的容忍精神和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并同保皇派的新教徒结成坚固的同盟关系。此时，保皇派的军队已经有了一万二千人，这支军队是由奥尔蒙德侯爵领导的。而此时，教皇使者的到来更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在克伦威尔登陆爱尔兰之前，奥尔蒙德的军队已经遭受了打击，1647年，奥尔蒙德把都柏林留给一个议会派的将军，去攻占德罗赫达以及韦克斯福德这两个城市，并在那边驻扎下来。克伦威尔率领一万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勇士向这两个城市发起了猛攻。如果奥尔蒙德率领的正规军在野外同敌人交战，并通过暴露侵略军的倒行逆施来激发爱尔兰人，以获得更多的支持，那么他的结果可能更好些。可是，他在德罗赫达部署了三千名守军，其中包括了爱尔兰保皇派的精锐以及英格兰志愿兵，认为攻坚战会让克伦威尔铩羽而归。克伦威尔却判断出，消灭奥尔蒙德的军事力量，这会震慑整个爱尔兰岛。于是他采取了更加“恐怖的”的行动，这也让十九世纪他的崇拜者，想为他辩护的人们感到词穷。

克伦威尔要求守军投降遭拒后，开始用火炮轰击城墙。他在第三次总攻中身先士卒，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军队进城后进行了大屠杀，其残酷程度堪比野蛮时代。所有俘虏都被杀死，连牧师和修行者们都难逃一死。克伦威尔军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寻找贵重的物品。负责守城的阿瑟·艾什顿爵士有一支义肢，铁甲军以为是金子打造的，可是他们翻找了半天，也仅仅从他的皮带里找到一些财物。直到第三天，他们还在继续搜索和屠杀那些躲藏起来的人。

这些都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对此克伦威尔给政务院院长约翰·布雷德肖的去信也证实了此事：“我们在德罗赫达的战斗中，上帝与我们同在。火炮攻势后，我们发动了进攻。守城的三千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们攻入城内的一千人被迫退出城外。上帝又赐予了我们勇气，再次攻入城内，利用敌人自己的防御工事进行打击……我们曾经在开战前要求敌人投降，因此，此时绝对不能宽恕他们，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将对方屠戮殆尽，只有不超过三十个敌人活了下来，我们监禁了剩下的俘虏，他们将被流放到巴巴多斯岛。……这已经是极大的宽恕了。敌人不愿进行野外的战斗，用最精锐的军队和最优秀的指挥官去固守城池……我不相信，也从未听说有任何军官最后逃生了，只有一个人除外。……这场残酷的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我坚信，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靠一场残酷的战斗就可以换取尽可能少的流血……希望人们能把这次胜利的功劳归于上帝，因为是他的恩赐。”

在写给议长伦索尔的信里，克伦威尔进一步描述了详细的情况：“少数的敌人撤退到易守难攻的米尔芒特……敌人守备司令和高级军官都在那里，当我们攻入的时候，我下令全歼敌人，在战斗中，我的确下了杀死全部战斗人员的命令。据估计，我们一夜的时间共杀了两千人。少数敌人逃到城的另一边，其中一百人占据了圣彼得教堂的高塔……他们拒绝投降，我便下令攻击教堂，在战火中有个人的喊声：‘我要死了，我着火了！’”克伦威尔还写道：“我相信，这是上帝在惩罚这些不开化的人，他们血债累累。”[1]几个星期后的韦克斯福德城，相同的惨剧又发生了。

在安逸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当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分别领导的民主党和保守党就过去的事实进行辩论的时候，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非国教教徒又挑起动荡的时候，人们开始怀揣敬仰之情回忆克伦威尔的残忍，有些人甚至暗自钦佩。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残忍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在安逸、金钱至上和自由辩论的年代，他们可以向奠定了民主社会基础的残忍军士们致敬。而到了二十世纪，残酷的事实让知识分子放弃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现代的种种暴行，不亚于克伦威尔的那些手段，甚至更加可怕。我们已经认清独裁者的野心，所以我们不能效仿我们的祖辈，继续对暴行不闻不问。这里必须要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尽管战争残酷，但是对手无寸铁和已经投降俘虏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事实，是历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

克伦威尔本人忧心忡忡，他记录下自己内心的忏悔，这种情绪是做完坏事后的必然。他鲜廉寡耻，为自己寻找了很多的借口，卡莱尔也与他狼狈为奸。克伦威尔认为通过残忍可以避免更多的牺牲，然而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离开爱尔兰后，战争还继续了两年。他本人厌恶天主教，把它当作一切问题的根源。他错误地将保皇军和信仰天主教的农民视为一伙，这些农民于1641年屠杀了信仰新教的地主。其实，这些守卫德罗赫达的士兵和几年前的暴行无关。他用战斗激烈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其实他的军队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不到一百人。兰克公正地评价了此事：“所有的暴行都是有准备的。”而且，这位野心和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领袖将上帝描述成一个为党派利益服务的怪物，可以吓退一切尚有意识的人。这个政治家口中的正义与宽恕完全是信口胡说。这些暴行绝不能用形势危急和国家利益来掩饰。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他以卑鄙残忍的手段运用手中的力量，践踏了人类的行为准则，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自石器时代以来，残忍如克伦威尔在爱尔兰进行的大屠杀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此次，对犯下暴行的人，必须剥夺他们的一切荣耀，无论是战斗胜利的光环，还是政治家或君主用以掩盖过往、粉饰太平的长久名望。[2]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爱尔兰岛的居民可以共同生活在该岛上，甚至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勉强生活得下去。克伦威尔的暴行给该岛的军民带来了长期的痛苦。他通过经常性的恐怖战争、不公的拓居、禁止天主教传教等手段，给民族和宗教间带来了新的裂痕。他对当地的爱尔兰居民说：“要不下地狱，要不去康诺德。”以至于三百年来，爱尔兰人一直把“克伦威尔诅咒你”当作最恶毒的咒骂。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统治至今影响犹存，为了消除这些恶果，我们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这些恶果也使得世界各地英语民族间迟迟无法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活在“克伦威尔诅咒”的阴影之下。

当查理一世脑袋落地的那一刻起，他的长子在大多数臣民和欧洲人的心中立刻成为了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处死查理一世后的第六天，苏格兰接到了这个消息，它的议会马上宣布查理二世为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苏格兰在伦敦的代理人也要求承认查理二世的王位。自诩为“议会”的那些政治独裁者们下令将这些苏格兰人的代表赶走。查理二世当时身处荷兰的海牙。大多数荷兰人对他比较友好，对他父亲的不幸遭遇感到震惊。在审判国王的特别法庭中出力最多的是荷兰律师多利斯劳斯，他在吃晚餐时被苏格兰的保皇分子刺杀。凶手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但人们却对此行为赞赏不已。

蒙特罗斯在战败之时，听从国王生前对他的忠告逃离了苏格兰，最初，他认为国王之死让他的生命再无意义。一位牧师对他进行了开解，他决定复仇，重新燃起了战斗的怒火。他率领人数不多的追随者在凯思内斯登陆，被政府的军队击溃后，又遭到了出卖。他被押解前往苏格兰各处游街示众，最后在爱丁堡被送上了一个很高的绞首架。围观的群众很多，个个群情激愤。他自己异常愤怒，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的坚贞不屈使敌人感到十分惊恐。他的名字被留在了苏格兰的民谣和传奇中，他的尸体被分割成小块，撒在他战斗过的地方，以儆效尤。苏格兰的阿盖尔和长老派对这位非正统的保皇分子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也准备为捍卫君主制对英格兰发动战争，并且与年轻的国王查理二世结成了同盟。

查理二世面临艰难的抉择，苏格兰政府承诺他：“如果你承认我们同查理一世达成的那些协议，支持长老会制度，我们不仅将苏格兰置于你的王权下，还将同你一道进军英格兰，那里的长老派和保皇派也将一同加入反对共和分子和弑君者的战斗，重塑国王权威。”如此艰难的局势下，竟然还有所谓的君主制的捍卫者。但是，这场交易的代价也是昂贵的，查理二世必须摧毁主教制度，把与父亲并肩作战的人们所痛恨的教派强加给英格兰。查理二世受过系统的教育，他清楚明白一切宗教和政治的分歧和斗争。但是，为了自己的王权，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为王室的事业而背叛上一代人的抗争。贪得无厌的苏格兰代表每天拜访他，晓以利害。其中一个苏格兰代表说：“我们迫使他签署协议并向他起誓。我们明了他内心必定充满仇恨……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屈从于我们的压力。”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抱着为丈夫报仇雪恨的信念，在她看来，不同的新教异端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她也认为，查理二世不应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的实施同签署一样充满困难。查理二世在去往苏格兰的船上就被迫做出了更具体的保证。他从位于阿伯丁郡的住所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他忠实的仆人、朋友蒙特罗斯的一只干枯手臂钉在墙上。那些恳求他登上王位的人，实际上已将他像囚犯一样控制起来。查理二世日复一日地接受布道、告诫、训斥。除此之外，他还要在长老会的教堂里下跪，这在他眼中，完全是异端。苏格兰政府和教士们对宗教信仰可谓至真至诚，令人惊叹，但如果能逃避与其交往，倒是一份幸运。

苏格兰人主要的工作是，把即将对英格兰的战争同两年前在普雷斯顿的大溃败区别开来，参加过那场晦气战斗的人，不允许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军队重新整编，裁撤掉的那三四千人又恰巧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取而代之的是“牧师的儿子、教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听到的是布道，看到的是宗教仪式，对军事毫无经验”。不过，他们毕竟组建了为国王而战的军队。法国的马萨林红衣主教以及在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派兵支持。查理二世在战争的急迫性以及求胜心的双重驱使下，不得不发表声明：“愿意在上帝面前洗刷罪过，因他的父亲反对过《神圣盟约》，他的母亲曾经崇拜过偶像，这些行为不算绝对的忠诚，绝对因此必然会招致上帝的震怒，因此，后辈就必将替祖先接受惩罚。”这番说辞使查理二世再也无法面对他的母亲，而实际上，其母也不会再在政治上为他出谋划策了。在这种诡异的局势下，一支苏格兰大军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界上集结起来。

由于苏格兰的威胁，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回到英格兰。费尔法克斯逐渐疏远了以前的同僚们，且拒绝带兵去苏格兰。政务院最终只得任命克伦威尔为总司令，这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因克伦威尔本就掌握着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铁甲军刚刚参与了对爱尔兰的血腥战斗，刀剑尚未入鞘，他们是克伦威尔手中沉重、锋利又嗜血的武器。他在大战之前仍旧不放弃争论。有些人认为，他所能认知和信奉的那些东西，无非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他一本正经地就这个问题与他人争论，情绪激动，喋喋不休：“我请求你们看在上帝的分上，考虑下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人响应他的论调。假如不是战争迫在眉睫，争论还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英格兰军队开赴苏格兰低地，沿着海岸进军，以便获得海上的补给，双方的队伍呈现胶着态势。戴维·莱斯利是不容小觑的敌人，他的兵力占优，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不得不退守邓巴，从海上获得粮食补给，要根据天气和风向条件。他们仍旧有机会乘船向南，在英格兰东部的港口获得军需，可对于一生战无不胜的人来说，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此时的苏格兰军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以莱斯利为首的人主张放走克伦威尔；而六名宗教领袖认为是时候替上帝惩罚罪人，否则他们会使新教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宗教方面的压力最终战胜了战略需要。狂热的苏格兰军队从高地俯冲下来，从四面包围了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双方都将胜败押在上帝的天平上，可是上帝发现双方的信仰和热情等量齐观，只好让军事力量来决定这一切了。时间刚刚是9月3日，是德罗赫达大屠杀一周年的日子。

上帝再一次帮助了克伦威尔，他轻松地说：“我们对上帝充满了期待，他多次保佑了我们。”约克郡的军官约翰·兰伯特告诉他，苏格兰军队的南侧是他们最弱一环。在那里，两军呈胶着状态，互相渗透，天刚刚亮的时候，克伦威尔下令右翼部队掩护左翼，当太阳完全升起后，克伦威尔激动地大喊：“冲吧！让上帝见证，让他的敌人下地狱去吧！”这两支同样充满政治、宗教狂热的军队一经相遇，高下立判。苏格兰人发现自己的右翼遭到了攻击，狼狈逃离，扔下了三千具尸体。另外还有九千人成了俘虏，跟着克伦威尔的军队受尽折磨。长老派的军队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这场军事失败使苏格兰的政策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国家安全成为最为看重之处。为了补充战斗减员，他们开始安抚那些第一次入侵英格兰受挫的军人，把之前昏聩政策下，裁撤掉的老兵重新征召入伍。想参军的英格兰保皇分子也得到了衷心的欢迎。查理二世在斯科尼加冕。随着宗教战争的展开，产生了一些新的政治观点。苏格兰政府中大多数人都主张，军队应该向英格兰进军，沿途吸纳英格兰的保皇势力，将克伦威尔拖延在他业已占领的爱丁堡。宗教势力以及在我们看来完全属于激进派别的人，仍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们不同意这个计划。自称可以取悦上帝的六名长老会牧师说：“因为造物主不喜欢邓巴之战的这支军队，所以导致了战斗的失败。因为这支军队拥护的国王，不同长老会订立盟约。”这种荒谬的借口，迫使很多人离开了军队。

一支苏格兰军队在1651年进攻了英格兰，不是替长老会卖命而是为了国王而战。克伦威尔放走了他们，这也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谋略。如果他率军追赶，可以在边境上赶上，但他却决定从后面切断敌军的供给。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克伦威尔是正确的。英格兰的保皇派没有参与，因为他们伤亡惨重，受到无数磨难，对克伦威尔以及铁甲军心怀畏惧。保皇分子那些比较活跃的领袖们，早就被屠杀殆尽。作为国王的查理二世，重返英格兰，他沉默不语地走在军队的最前面。而克伦威尔此时从容地跟在后面，他能够调动一切英格兰的共和军来打击北方的侵略者。9月2日，是决定查理二世最终命运的日子，一万六千苏格兰军队被迫在伍斯特同英格兰决战。英格兰拥有二万战斗经验丰富的铁甲军，还有大量对苏格兰人心怀仇恨的民兵。苏格兰军队的指挥官是莱斯利，他同骑兵一起在城内坚持到战斗落幕。查理二世也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在战斗中策马驱驰多个兵团，鼓舞军心。这场战斗也是数次内战中最为激烈的一次，而结果仍旧以苏格兰和保皇派的失利而告终，几乎没有人活着回到苏格兰。对于克伦威尔来说，这是上帝的眷顾。对与查理二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惊心动魄的遭遇。他历经艰难险阻，最终逃离了尸横遍野的战场，克伦威尔悬赏一千英镑要他的人头。查理二世在博斯科贝尔的一棵有名的橡树上躲藏了整整一天。躲过了四处缉拿他的敌兵。到处是缉拿他的人，但他的朋友也遍及各处。他获得了暗中的帮助，他的行踪也没有泄露。有近五十个人认出了查理，但他们甘愿冒着巨大风险，知情不报。“国王是我们的主人”——这句话感染着各个阶层的人。“英格兰国王是我的，也是你的，是所有真正的英格兰人的主人，他就在我们的周遭陷入困境，你能帮他找到一条船么？”“他还好么？平安无事么？”“是的。”“感谢上帝。”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怀着这种真挚的感情。

经过六周的辗转，查理二世又一次逃亡他国。忠诚的、国王所剩无几的拥护者——德比勋爵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献出了生命。德比勋爵夫人，那个曾经勇敢保卫自己家园的女主人，仍然希望国王的王旗可以继续飘扬在马恩岛的天空。德比郡随即宣布马恩岛独立。英格兰议会依靠舆论攻势和武力，征服了这个保皇派最后的立足之处，勇敢的德比夫人被长期囚禁，后来在贫困潦倒中了却残生。大动乱至此，全部结束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全都屈服了。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接受来自伦敦的专制统治，不可抗拒的力量书写了英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绝对权威的统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安于奴役的民族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独裁者的统治。这个重要的历史规律给那些向往自由的人们带去了慰藉。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黑暗如漫漫长夜，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过转瞬即逝。不过，人们心怀希望，仿佛吹绿广阔田野的春风那般，给勤勤恳恳的人们带来新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