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和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件事比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对世界文明的意义和影响更加深远了。在远古人类迁徙扩散到各大陆和一些岛屿之后，人类因海洋的隔绝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明。欧亚大陆作为地球上横向连接的大陆，不仅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祥地，而且也成为文化传播最广泛和各民族交互影响最深入的地区，所以很多对现代人类社会都产生影响的发明创造大多也产生于欧亚大陆。同时，欧亚大陆从公元15世纪出现走向海洋的远航能力，中国的远航船队曾达及非洲的好望角，而在此之后的欧洲航海者则开启了遍及全球各大陆的地理大发现。

欧洲人走向海洋世界的动因 对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划分以公元1500年为界已经达成一种共识，而这一划分的标准是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基础上的。对于世界历史上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人们对它有着永不衰竭的兴趣。为什么地理大发现在15世纪开始？为什么是由西欧人首先发动而不是由世界上其他民族进行的？对这个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问题，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

传统观念认为，13世纪中国的指南针传入欧洲，普遍地应用于航海事业，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也于1407年传到西欧，并且被翻译成拉丁文，其中的地圆学说，引起了西欧人极大的兴趣，马可·波罗的《游记》，更使西欧人普遍相信，有一个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东方，渴望去东方寻找黄金的热情充溢整个西欧；这些是欧洲人海外探险的物质条件和心理动机；而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崛起，堵塞了东西方贸易传统的商路，则是促使欧洲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最直接的原因。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寻找地理大发现的动因，用欧洲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来解释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分析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动同地理扩张之间的联系，提出地理扩张的内在原因是欧洲社会内部的能源危机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张力的观点。其中，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解释最具代表性。

沃勒斯坦认为，中世纪东西方之间的奢侈品贸易和寻找黄金的热情，不足以调动整个社会的对外扩张。15世纪，欧洲向大西洋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对基本生活物质的追求。只有大宗产品才更能解释人们比对奢侈品的渴望更大的经济冲动。14—15世纪欧洲社会内部有一个能源危机，欧洲人更需要的是粮食和燃料。向地中海和大西洋诸岛的扩张，向北非、西非和跨大西洋的扩张，以及向东欧、俄罗斯无树大平原和中亚的扩张，提供了欧洲所需要的食物和燃料。食物是葡萄牙扩张的主要动机。种植小麦、甘蔗需要的大量土地，是葡萄牙人向岛屿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除了食物之外的另一个最大的基本需求就是木材。木材是中世纪造船、建房和燃料的主要原料。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西欧的森林面积大大减少。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岛屿的橡树已经非常稀少。16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开始向荷兰、英格兰和伊比利亚半岛大量输出木材。另一个重要的需求是布匹以及对与正在兴起的纺织工业有关的原料的需求：棉花、染料、木制纺机以及在整平工序中使用的树胶等。正是对这些大宗产品的需求刺激了欧洲人向外扩张。此外，欧洲不同的社会集团渴望获得就业机会，也是扩张的动机之一。伊比利亚半岛的编年史家早就提出，“征服北非的念头，是为那些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依赖边疆抢劫为生的人提供有益工作的需要而驱动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波斯坦也注意到，14—15世纪西欧领主收入明显下降，英国的一些贵族便使用抢劫等非法暴力手段提高收入。此种“歹徒行径”，也发生在瑞典、丹麦和德意志。海外扩张肯定是这种通过暴力扩大收入的途径之一，而大西洋扩张就是这一系列扩张的逻辑性延续。

葡萄牙人的早期探险活动 最先进行海上探险的国家是葡萄牙。地处大西洋海岸、三面被强大的邻国包围而没有其他扩张空间的葡萄牙，从15世纪初开始就向海上扩张了。葡萄牙的贵族在专制王朝的支持下，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探险和扩张。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位于西非西北角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达城。葡萄牙国王裘安一世任命他的儿子亨利为休达总督。亨利在拉哥斯附近的萨克列斯建立了观测所、造船厂和航海学校，一面研习地理、天文、数学和航海知识，一面为进一步的海外探险和扩张进行准备。

1418年，亨利的探险船沿非洲海岸南下，原打算越过距加纳利群岛200公里的波加多尔角到达几内亚，但由于逆风造成的航线偏离，使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圣波尔多岛。1420年，葡萄牙人拓居马德拉群岛，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亚速尔群岛的各岛屿。1445年，亨利的探险船到达了非洲最西端的佛得角。亨利的探险事业使他博得了“航海王子”的称号。到1460年他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沿海岸勘探到塞拉里昂，并且沿途建立了一系列的沿海商站。亨利以后，葡萄牙人继续进行海外探险，于1471年到达了非洲海岸的加纳，由于这里盛产黄金，而将它命名为“黄金海岸”。1482年，葡萄牙水手到达了刚果河。1486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到达非洲最南端，由于在这里曾遇到暴风无法航行，迪亚士将它称作“暴风角”，但葡萄牙国王裘安二世认为，非洲最南端的这个岬角，预示着通向东方的好运，故把它命名为“好望角”。

葡萄牙人的这些海外活动，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和海洋知识，开启了欧洲人海外探险的先河。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一系列重要的航行和地理发现，对欧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几次航行，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玛到达印度、麦哲伦环航地球。

哥伦布发现美洲 哥伦布（公元1451—1506年）是位热那亚的水手，富有航海经验，深信地圆学说，坚信从大西洋出发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并且为西行探险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他说服了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为他提供三只大船和必要的装备，于1492年的8月3日从巴罗斯港启程，驶向烟波浩渺的大西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航行，船队终于在10月12日抵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瓜那哈尼岛，哥伦布为其取名圣萨尔瓦多。在以后的航行中，他又探勘了现在称为加勒比的地区和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如古巴和海地。此次航行，使美洲大陆结束了自50000年前白令海峡形成后便为欧亚旧大陆遗忘的长期隔绝状态，通过海路与世界其他大洲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永远地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视野。但是，哥伦布本人至死也不知道他发现的是迄至当时还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一块新大陆，终其一生，他都以为他到达的地方是印度，并把当地人称为印度人，印第安人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1504年，另一位意大利人阿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1—1512）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新大陆。1567年，德国地理学家沃尔兹·穆勒在《宇宙志导论》一书中，将它冠以阿美利哥的名字，这就是今天美洲大陆名字的由来。

达·伽玛开辟印度航线 当西班牙人为哥伦布的发现而激动、忙着向这块大陆拓殖的时候，葡萄牙人在另一个方向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1497年，葡萄牙水手瓦斯科·达·伽玛率四艘船只离开了里斯本，沿迪亚士当年的航线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之后继续向北航行，到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在莫桑比克，达·伽玛找到一位阿拉伯领港员艾哈迈德·伊本·马德吉德，在他的引导下，船队越过印度洋，到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港，完成了由大西洋出发、绕过非洲海岸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的历史性航行。达·伽玛此行开辟了由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对而后葡萄牙主要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的海外扩张方向产生了极大作用。

麦哲伦环航地球 1519年，在迪亚士、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开辟的航线基础上，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1519年9月10日，麦哲伦率领一支由260名船员、5艘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从塞维利亚起航，首先到达南美洲的东海岸，然后沿巴西海岸南下，于第二年的10月到达美洲最南端，通过了美洲大陆与火地岛之间的一条长达560公里的海峡，（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驶入一片开阔的海域，由于一路风平浪静，麦哲伦一行将它称为太平洋。1521年3月，船队抵达号称香料群岛的菲律宾群岛。由于介入当地部落冲突，麦哲伦被土著居民所杀，剩下的船员逃出菲律宾，在第多利岛装上香料和食物，经马六甲海峡横穿印度洋到达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后一路北上，终于在1522年9月抵达塞维利亚港，完成了环行地球的航行。此时，只剩下最后一艘幸存的船“维多利亚号”和船上的18名水手了。麦哲伦的航行在实践上证实了地圆学说。

其他欧洲人的地理探险与发现 无论是发现美洲，还是到达印度，这些探险活动都是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首先进行的，因而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在以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西、葡两国都把新航路视为禁脔，用武力阻止其他的欧洲人使用这些相连的航路。西、葡的行径和地理发现的巨大利益，激起了其他欧洲人的探险热情和拓殖野心，促使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其他的欧洲人从北面、西北或东北寻找通往亚洲的航路。

1497年意大利热那亚的航海家喀波特父子在英王亨利七世的支持下，进行了从英国到达北美的第一次航行。喀波特一行由布里斯托尔出发，绕过爱尔兰向北进发，然后改变航向向西航行，到达纽芬兰的拉布拉多海岸，而后又沿海岸探索，发现了连接圣劳伦斯湾与大西洋的喀波特海峡，以及海峡内的北角和圣保罗岛等地，喀波特此行还发现了纽芬兰附近的鳕鱼资源，不仅为打开从欧洲北海岸向北美洲东部开发和殖民的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欧洲提供了经常而巨量的食品来源。前往纽芬兰渔场进行捕捞的西北欧渔民，为以后荷兰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提供了训练有素的海员。

1577—1580年，英国海军军官弗朗西斯·德雷克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下进行环球航行。德雷克此行虽然没有开辟新的航线，但却发现葡萄牙人远不是东方的主宰，刺激了英国和荷兰向东印度群岛的扩张、同葡萄牙人角逐东方贸易的野心。英、荷兰迅速组建起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向东方的扩张。

1768—1770年，继丹皮尔的澳大利亚探险之后，英国航海家库克又在政府和海军支持下进行太平洋探险，从塔希提岛向南航行，发现了新西兰岛，接着向西穿过塔斯曼海，到达澳大利亚东南海岸。1772—1775年库克又深入南极，越过南纬70°，完成了第一次自西向东的高纬度环球航行，发现了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岛和大西洋上的南桑威奇群岛和南乔治亚群岛，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岛屿，弄清了北太平洋区域的美洲和亚洲海岸的一般结构。到1779年库克去世时，世界上留待人们探测的海岸线已经为数不多了。

世界史观念的改变 尽管哥伦布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然而当他在1492年10月12日踏上圣萨尔瓦多的土地时，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正是哥伦布以及他以后的麦哲伦、达·伽玛等发现者们的海上探险和越洋航行活动，把原来处在分离状态的世界各地区通过海洋在一起，结束了前此以往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彼此孤立隔绝的历史和生活方式，从此，“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外形第一次被确定和绘入地图”，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地理大发现证实了人们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臆想，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并且表明所有大陆都通过海洋连在一起。于是，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保持的大陆中心的平衡被打破，海的意义变得重要起来，洲际间的移民、贸易和各种交往，借助海路舟楫之便而得以扩展，对土地的争夺转向了对海洋的争夺。制海权成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新内容。传统的海洋民族越来越注重海上扩张，视海上交通线为其生命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借助海的力量而勃兴，而大不列颠则赖其海上力量和海洋霸权，建立起了号称“日不落”的全球帝国。大陆国家也开始了对海的殊死争夺，努力把自己变成海上力量，期盼着通过对海洋的控制而控制世界。18世纪俄国彼得一世争夺出海口的斗争，19世纪德国威廉二世建立海军的努力，都是这一世界性变化的一个侧面。

人类种族的交融与文化传播 美洲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征服活动，也改变了全球的种族分布，加速了种族之间融合的进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的人口基本属于三大人种，其分布也基本上是固定的。尼格罗人种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人种聚集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人种聚集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

地理大发现后，全球的种族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亚洲，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人移入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岛屿；在非洲，荷兰移民在那里留下了永久性的白人后裔布尔人，法国人殖民北非也带来了那里人口的变化；在南北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口在欧洲殖民者血腥征服以及欧洲人带来的疾病的毁灭性夹击下急剧下降，来自欧洲的移民和来自非洲的黑奴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人种混合，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美洲的人口构成。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与黑人的混血儿、黑白混血儿等，使新大陆变成了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也使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区域性生长的动物、植物也随着洲际间的移民而发生了全球性扩散。美洲印第安人培育的玉米、马铃薯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它们使欧亚大陆的食物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洲的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倭瓜、胡豆等植物，大大丰富了欧亚大陆人们的餐桌。现在世界人们所吃的食物，几乎有一半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的。在美洲食物改变世界食物构成的同时，各大陆的物种也互相传播。欧亚大陆驯养的马、牛、羊、猪等圈养动物被带到了美洲，亚洲的茶叶成为英国和俄国人喜爱的饮品。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大，原来彼此孤立的各个地区之间，建立起互相依赖的有机联系。

区域性驯化物种的全球性扩散，还对世界规模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洲玉米，这种神奇的高产作物，一下子把人们原来空空的谷仓填满；而土豆在贫瘠土地上的丰产，改变了下层人民的食品结构，提供了支持众多人口生存所必需的粮食，使无数人免除了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从18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人口持续增长。尽管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其直接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而死亡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食物供应的逐步增加。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土豆和玉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随着新航路开辟带来的舟楫之便，棉花、烟草、可可、橡胶、谷物等都成为商品，在各大洲之间运输和交换。传统远程贸易的性质改变了，原来规模有限的奢侈品贸易，变成了大宗原料、产品和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的贸易。世界各个大洲都被卷入了生产、交换、销售的统一经济生活之中。新航路和洲际贸易，为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奠定了物质交往的基础，提供了运输手段和方式的支持。从而导致了现代世界分工、交换的全球性经济关系的形成。而今天，这种关系成为全球经济关系的主导。

新航路的开辟，造成了商路的转移，传统的地中海商路的意义一落千丈，一向依赖地中海贸易而强盛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的势力衰落下去，而一向被屏蔽于传统的东西方商路之外的大西洋沿岸的西欧民族，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荷兰等，借着发现美洲和商路转移的契机，一跃而居于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在中世纪垄断东西方贸易的穆斯林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势力逐渐衰落下去，东西方之间传统的均势被打破。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向着欧洲人一方明显地倾斜。利用对到达美洲和东方的新航路的控制，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进行了空前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足迹踏遍了各个大洲，把世界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纳入到以他们为主体的宗主国—殖民地的全球性殖民体系和经济关系之中，并且成为这种经济关系的主宰。而被强制性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之中的世界其他民族，其民族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本自给自足的社会被推向依附性从属地位，成为相互联系结为一体的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区。

这种世界性结构变化对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影响，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地理发现“通过某种手段，将世界上相隔最遥远的一些地区联合起来，并使它们能够满足彼此的需要，增进彼此的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它们的总趋势看上去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对于东印度、西印度的土著而言，从那些活动中所得到的全部商业利润都已经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损失殆尽了。……欧洲野蛮人的不义之举使得那本应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活动竟给一些不幸的国家带来了毁灭性和破坏性的厄运”。

15世纪时，欧洲没有明显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美洲的发现和对美洲财富的攫取，以及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欧洲传统的均势，引起了欧洲内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权力重心的转移，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欧洲的崛起并称霸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人类的文明史、世界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过这是一个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和扩张、各大陆文明迅速衰落甚至灭绝的时期。

西班牙的战争和财政破产 美洲的发现，为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西班牙人迅速在美洲建立起帝国的行政机构，修建教堂、经营牧场，开采金银，向国内源源不断地输送金银、食糖、皮革和其他货物。1503—1560年间，从美洲运回西班牙的金银每年大约有22万杜卡斯。地处大西洋岸的塞维尔，成为西班牙—大西洋体系的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产品集结在塞维尔，再从这里转运美洲。跨大西洋的贸易闪电般迅猛发展，1510—1550年间贸易额增长7倍，1550—1610年间又在这个基础上增长了2倍。

贵金属的涌入和美洲市场的开发，给西班牙工商业带来了空前的机会，但是由于自身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来自美洲的财富并没有使西班牙变成富国，反而因西班牙所奉行的内外政策而流向其他欧洲国家，对西班牙自身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在西班牙传统的经济中，养羊业一向占据重要地位。13世纪以来，由于西欧毛纺织业的发展，养羊业获得较快的发展，经营养羊业的贵族建立起牧羊主公会，设立金库、法庭，并且从国王那里获得占有牧场、破坏农田篱笆的特权，造成农业严重衰败。农民地位和经济状况持续下降，国家长期依赖农产品的进口。农民破产和赤贫状态，造成乡村购买力低下，阻碍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和国内市场的培育。

16世纪，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物价持续增长和固定的地租，使英法等国的土地贵族面临经济破产的危机。但是，西班牙仍然是一个土地贵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从伊萨贝拉到腓力二世的历代西班牙国王，都没有触动土地贵族的财富和经济利益，土地贵族依然享受免税特权。在西班牙，土地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比商业、企业和手工业更加安全和更有利可图的财产，吸引着大量的资金。经商致富者往往抛弃商业和制造业，竞相投资土地，获得贵族头衔。因此，西班牙社会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商业、贸易和银行业几乎都被外国人所把持。仅有为数不多的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由于重税负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兴趣改善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的工业生产规模狭小，投资不足，产品质量低下，缺乏竞争力。而西班牙传统的羊毛出口，也造成了本地生产资源的紧缺，堵塞了任何出口纺织品、扩大生产规模的机会。

由于国家不重视发展生产，商人不愿意投资制造业，加之15世纪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加剧了西班牙原来就缺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流失，西班牙国内生产始终处于严重不足状态，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战争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西班牙政府不是从发展生产上解决供需平衡问题，反而错误地禁止国内手工制品的出口，大力鼓励制成品的进口。这种政策对西班牙本来就非常微弱的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它失去了内部发展的动力和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变成一个出口生产资料、进口国外制造品的国家。

16世纪西班牙奉行的战争政策，更给它的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从查理一世开始，西班牙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与法国瓦鲁瓦王朝争夺大陆霸权的斗争几乎进行了半个世纪，此外还有与尼德兰和奥斯曼的战争。来自美洲的金银迅速流向外国银行和军需商的手里，以支付皇帝的战争费用。因此当时就有人说，美洲金银倾入西班牙就像雨水流过屋顶。沉重的战争负担把西班牙的财政彻底拖垮，1557年西班牙宣告财政破产。西班牙失去了它的机会，迅速地衰落下去。

荷兰势力的崛起 西班牙因其落后的经济结构，而未能抓住地理发现带给它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通过西班牙而流入尼德兰的金银，却加速了荷兰的资本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巩固了它作为正在形成的工业中心的地位。

荷兰位于尼德兰的北部，是欧洲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早在13世纪、14世纪，手工业和商业就已经相当发达，积累了一定的传统工业基础。16世纪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长期战争，需要大量的军备和食物，国内生产一向不足的西班牙，从尼德兰进口大量的羊毛织品、亚麻制品以及纸张、谷物、鱼类等。来自西班牙的大量商品订单和金银，为尼德兰提供了扩大生产和巩固自己经济地位的绝好机会和条件，有力地刺激了尼德兰制造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新航路发现后，欧洲对外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为尼德兰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尼德兰利用其地处大西洋海岸、拥有面向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海港、依傍北欧传统的波罗的海交通贸易枢纽的有利条件，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商船队，垄断波罗的海、北海和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的商品运输业务。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北方7省获得独立，成立了联省共和国，首都阿姆斯特丹。联省共和国的成立，为荷兰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屡遭西班牙人劫掠的南部安特卫普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量北上阿姆斯特丹，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使它很快变成国内外贸易和生产的中心。造船业和航海业一向发达的荷兰人，成为海上马车夫，其商船遍航世界各地。1602年荷兰建立了东印度公司，竭力排挤葡萄牙在印度尼西亚的势力，垄断香料贸易；1609年荷兰与西班牙缔结了安特卫普休战协议，开始全力在东方的扩张，先后把葡萄牙人逐出东印度群岛、马六甲和锡兰，阻止了英国人向印度尼西亚的渗透，并在中国台湾建立起基地，从那里控制着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航线。1612年，荷兰人在北美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1621年，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垄断西非和美洲的贸易。1652年，荷兰人在南非好望角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作为通往东方的一个中继站。在整个17世纪，荷兰人保持其海上优势长达一个世纪，在17世纪初，它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一万艘，到17世纪末船队规模仍然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九倍。

东欧和波兰经济角色的变化 来自美洲的财富也对东欧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地理和社会的原因，17世纪东欧降为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区。在中世纪中期以前，东欧和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13世纪蒙古—鞑靼的入侵及随后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使东欧的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地区的居民向西迁移，造成东欧城市衰落、人口减少、王权羸弱。到16世纪，东欧与西欧相比，已经有了两个显著的区别，一是有较多的空地，二是城市力量弱小，土地贵族势力强大。这两个特征，对东欧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发展，农业生产相对缩减，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扩大之时，东欧的土地贵族一方面扑向这个机会，加强了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实行“再版农奴制”，利用强制性农奴劳动在大片空旷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扩大向西欧的农产品出口；另一方面与外国商人结成联盟，排挤本地的工商业者，以防其经济力量的增长导致其政治基础的加强和社会影响的扩大，从而要求发展本地制造业，与谷物生产争夺劳力，并关闭开放的东欧经济，危及外向型农业给自己带来的巨额利润，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东欧、波兰的这种社会结构和土地贵族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波兰的政策导向和波兰经济的对外开放性。当西欧的工商业在刚刚兴起的世界劳动分工中站稳脚跟之时，波兰则巩固了其向西欧出口农产品的地位，成为西欧的“面包篮子”。波兰统治阶级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城市工商业急剧地衰落，不得不依赖从西欧进口终端工业产品。17世纪，当欧洲世界经济收缩，西欧国家从内部的农业技术革新和生产改进中寻求出路，兴起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农业时，波兰的粗放型农业失去了竞争力和市场。这时，波兰由于土地贵族阶级的短视，已经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对波罗的海谷物出口的萎缩，使波兰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降至世界经济的外围地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欧在近代时期退居从属地位并成为欠发达地区，往往被解释为失败于它的规避政策。按照这一理论，当西北欧抢先向海外扩张，把商业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之际，东欧却因地处内陆而未介入这一命运攸关的发展。结果，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欧洲的经济中心首先移至西北欧，最终，全世界的经济中心也移至西北欧，而东欧却又沉陷在几个世纪的晦暗和停滞之中，不能自拔。事实上，事情的经过恰与上述顺序相反。东欧的退缩不是‘规避’，而恰恰是由于‘卷入’造成的”。波兰的大土地贵族，在西欧市场对农产品需求扩大的情况下，转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加强了自己的谷物生产者这个角色，以致造成了对本地工商业的破坏。美洲金银间接地然而却致命地破坏了波兰和东欧的工商业，把他们置于了新兴的工业社会的外缘地位。

英法之间的较量和英国霸权的确立 英国的崛起是在16世纪开始的。当时，欧洲社会阶层流动非常剧烈，贵族成分变化很大。在意大利、匈牙利、易北河以东和瑞典、英格兰等地区，贵族可以经营商业、制造业。在这些地区，不仅资产者可以变成土地所有者，贵族也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危机时期，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西欧国家，在贵族身份的规定方面有一些松动。尤其是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单纯的土地贵族向贵族加乡绅这样的构成转变，以及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与为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建立了联系。统治阶级成分构成上的这些变化，使英国在16世纪以来的国家政策中，更多地注意到经济利益，较早地实行了对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从而对新兴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保证了英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法国，虽然同时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贵族身份限制也有一些松动，但没有英国那样彻底，特别是对身份和职业活动的限制还比较僵硬，因而法国贵族没能发生像英国贵族那样程度的与商人、乡绅的融合，没有能更积极地参与到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经济活动中去。这种身份的限制，使法国的贵族更加拘泥于传统的军功活动，以坚持传统的职业特权来保持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这样，当16世纪法国的领主司法权衰落之后，缺乏贵族与商人、乡绅力量联合的法国便不足以产生一种在新的世界经济中运作自如的经济结构。法国贵族身份上的这种限制，以及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严重影响到法国的国家政策。16世纪，英国的国家政策更多的是关心它的经济利益，而法国的政策却明显缺乏对经济的必要保护，法国的贸易活动远比英国要开放得多，国家机器和政府决策中管理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权力和职能远比同时期的英国要小得多。法国的统治阶级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追逐瓦卢瓦王朝的帝国梦，结果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导致了法、西两国的财政破产，改变了欧洲旧有的均势。到16世纪末，英格兰从一个边缘小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并且开始觊觎荷兰的霸权。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欧洲和海外殖民地的霸权以及对世界贸易网的控制，展开了一场大厮杀。从1689年到1763年，英法之间连续发生了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四次战争。1763年的巴黎和约，标志着法国的失败。不列颠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都取得了对法国的胜利。长期战争带来了法国财政的极大恶化，迫使法国与英国签订了互相通商的埃登条约。英国的棉布等制造业产品大量充斥法国市场，而法国向英国出口的只有传统的葡萄酒、丝绸和玻璃器皿等奢侈品。1788—1789年，欧洲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法国葡萄酒的市场份额一下子下降了40%，传统的制造业遭到沉重打击。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企图遏制英国经济向大陆渗透。但此举并未奏效，英国不仅借此机会转向海外，避开了与大陆国家的激烈竞争，还开拓了海外贸易市场，为它的霸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拿破仑战争之后，英法之间在经济力量上拉开了差距。1815年，英国在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商品生产的水平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英国的棉纺织业完成了向城市化的转变，棉纺织业生产增长160%，其中增长部分全部出口国外。而同时期法国的出口贸易则因为革命时期的国内动荡、大陆封锁政策的失败和对外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而衰落下去，而英国则通过对法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了真正的欧洲和世界霸权。

工业革命的发生 美洲的拓殖和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西方人的野心和想象力。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扩张，把欧洲的经济与美洲的金银、亚洲的香料以及非洲的奴隶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联系全球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性劳动分工，利用殖民地提供的大市场、大需求，西欧积聚起技术革新和革命的动力和资本，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现实需求。

18世纪，在荷兰霸权衰落一百年后，英国打败了大陆强敌法国，登上了世界霸权的宝座，建立起对世界市场的垄断。英国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持着世界性商品链上的重要环节的生产过程，使世界市场上一系列最有利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到了不列颠。在世界性市场和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场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在不列颠首先拉开了序幕。后来的人们把这场涉及社会经济全部领域、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传统生产方式的革命，称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

纺织技术的革新 技术革新和发明以及新技术的运用，首先是在英国的纺织业开始的。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这是一种加快纬纱穿越经纱速度的弹跳装置。飞梭的发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纺纱的速度，满足了国内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纺出的纱变得又细又结实，大大提高了纺纱的质量；1770年，詹姆斯·哈格里夫又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可以同时纺8根纱，以后又增至16根，最后到100 多根；1779年，克朗普顿结合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发明走锭纺纱机（骡机）；1785年，埃得蒙·卡特赖特又发明了动力织机，把织布的效率提高了40倍，解决了纺纱和织布两道工序之间速度不平衡的矛盾，从此出现了大规模的织布工厂。到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机在棉纺织业取得了主导地位。

蒸汽时代的到来 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在提高了生产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新动力的迫切需求，促进了动力方面的技术革命。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在纽科门蒸汽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制成了发动力较大的蒸汽机，1784年，又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把单式运动改为旋转运动。当年，英国就建立起第一座蒸汽纺纱厂。不久，蒸汽机就广泛用于冶金、磨面、采煤等行业，人类从此结束了对畜力、风力、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机的出现，使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成为可能，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而且为新能源的运用开辟了道路。

冶金和采煤业的革命 棉纺机和蒸汽机的应用，扩大了对铁、煤、钢的需求。这种需求压力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变革。1760年，约翰·斯米顿对达比的机械鼓风炉进行了改进，由带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汽缸组成的风泵取代了木制的风箱；1784年，亨利·科特发明了“搅炼法”，把熔化的生铁放到一个反射炉中加以搅动，利用环流空气中的氧除去熔铁中的碳和其他杂质，从而使炼出的铁成为更有韧性的熟铁。与此同时，采煤技术也有了进步，蒸汽机被广泛用于坑道排水，并且发明了井下作业的安全灯。由于这些技术革新，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总和还多。铁产量的增加和成本的下降，使它成为很便宜的一般材料，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人类在进入蒸汽时代的同时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运输革命 纺织、采煤和冶金业的技术革命，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运输业的革命。1830年，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火箭号”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这是英国开通的第一项铁路运输业务。从此，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地扩展。到1840年，世界铁路总长超过4500英里，到1850年，超过23000英里。铁路运输时代到来了。

在陆上机车出现的同时，蒸汽机被用作水上航行的动力。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配有瓦特式蒸汽机的“克来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沿哈得孙河溯流而上，行驶150英里，抵达奥尔巴尼。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首次从新斯科舍起锚，航行到英国。1838年，“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从大西洋的两岸起锚，分别用16天和13天半的时间穿越大西洋，航行速度比当时最快的帆船提高了一倍。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开通了第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线。海上运输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通信技术革命 交通运输的进步刺激了通讯联络技术的发明。1835年，美国人莫尔斯创制了有线电磁电报机和莫尔斯密码，该电报系统立即在欧美得到广泛应用。1844年，美国架设了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第一条架空电报线，而英国人则将它运用于铁路运输。1866年，第一条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869年英国架设了经波斯到印度的电报线，各大洲之间直接的通信联系建立起来。

铁路、汽船和电报通信技术的发明，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它带来了交通运输体系的改善，促进了货物自由运输量的增加和货运里程和空间的扩大，促进了更大范围的交往，有效地消除了市场内部的障碍，空前广泛地开辟了世界市场。

工业革命的深入 1870年以后，工业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其特点首先就是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工业领域。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领域里的一系列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被运用到工业领域，转化为现实的工业成果。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影响。由于广泛利用了电能源，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得到彻底改革；1896年，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接收机，通信联络技术大大改观；新兴的化学工业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剂的方法，从煤焦油中提取染料、药品、阿司匹林、糖精、消毒剂、香水等化学产品的方法，化肥、制药、炼油等新兴工业，成为工业的重要部门，并且在德国等一些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路领先。

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首先是标准零件生产方法的发明。19世纪初，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用生产标准零件的方法，为政府组装了大量的滑膛枪，从而诞生了一种标准件生产法，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扩大了生产规模。20世纪初，亨利·福特发明了生产装配线，用传送带把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面前。大大缩减了劳动时间，把复杂的装配工作变成了简单的机械性工作。

工业技术的进步也引起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拖拉机、推土机、联合收割机的发明，使农业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进入机械化时代。与此同时，农产品的加工、冷藏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作为地方性生活手段的形象，农业产品也和工业产品一样，大规模地进入了世界市场。

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无论对工业革命起因的解释有多么大的不同，人们对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却没有异议。工业革命前，直到18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仍然在用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同样的材料建筑房屋，用同样的牲畜驮运乘客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缝制衣服。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社会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蒸汽机、内燃机代替了原始的风力和人力成为海上轮船的动力，铁路和火车，公路和汽车取代了牛和马，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摇纺车，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工业革命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增进了人类的福利，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类战胜疾病和各种自然灾难的能力，延长了人的寿命，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实现人的潜能的可能性。新的机器生产减轻了劳动负担，为解决日益扩大的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提供了可能。工业革命带来的海陆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大为改观，也使大宗产品的远程运输和世界性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互相依赖，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规模的城市化。由于集中劳动的工厂系统取代了分散的手工劳动，大批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规模越来越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世纪欧洲有200座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城市。1600—1800年间，欧洲城市迅速发展。德国的汉堡、英国的利物浦、法国的土伦，西班牙的加的斯，城市规模在1600年至1750年扩大了250%。为城市里新兴商业工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所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迅速扩大了城市的人口规模。1530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为3万人，到1630年，就达到了11.5万人，1800年又达到20万人。地中海上繁华港口那不勒斯，在1600年人口为30万人，到18世纪增至50万人。巴黎在16世纪人口为8万人，到18世纪达到50万人以上。

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迅速的工业化引起了社会结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无数的男男女女从农村流入城市，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力量对比。城市的人口、规模、数量和重要性都大大地上升了。地方自治结构不再适应急剧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政治结构的相应变化。同时，城市人口的激增，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房屋、卫生和公共交通、娱乐设施等，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实行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使社会生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宗教信仰的淡化。在欧洲的一些大都市，传统宗教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城市对宗教虔信的反对态度远比乡村强烈得多。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欧洲城市普遍兴起了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给了他们比以往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使他们主宰着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最终取代了旧贵族而成为新社会的主导阶级，成为现代社会的精英。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创造了产业无产阶级大军，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失去了传统的社会联系，在新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形成了新的社会联系和新的社会意识，他们的觉悟和他们的斗争，对未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其他社会后果。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把人与土地分隔开来，大量的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离开亲戚、朋友和传统的农业劳动，在陌生的城市适应另一种生活方式。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消除了千千万万男男女女内心世界潜在的安全感，造成了现代人类情感世界的无根漂泊的孤独和痛苦，成为现代人精神苦难的一个新的渊源。

西方优势的确立 直到16世纪，西欧仍然站在传统的欧亚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同时期最先进的中国明帝国和勃然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伊朗的萨菲帝国，以及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的强盛和发达，西欧国家无论在财富和规模上都黯然失色。美洲的殖民开发和新航路的发现，为西欧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依赖美洲的财富和对新航路的把持，欧洲人把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向了亚洲。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在亚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武力，其贸易规模也并不很大，因为亚洲对欧洲产品不感兴趣。亚洲传统的手工业制品，如印度的棉布，中国的丝绸、瓷器，一直是欧洲人羡慕的高档商品，而直到18世纪末，欧洲人没有任何能引起亚洲人的兴趣、打开亚洲市场的产品，欧洲对亚洲的贸易一直保持在入超状态。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工业革命引起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大大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建立起欧洲在技术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在这种优势面前，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彻底失去了竞争力。欧洲人廉价的机制产品开始像潮水般地涌入亚洲、非洲等非欧地区，冲击了那里传统的手工业，破坏了那里传统的社会结构。西方对东方的贸易由入超变为出超。西方社会第一次建立起对东方社会的优势。

全球性劳动分工和贫富分化 工业革命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范围内贸易的性质，中世纪地区性的奢侈品贸易变成了远程基本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源的贸易，先前彼此孤立的贸易区和商路，最终汇集成一个世界规模的市场，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与和交换关系。

工业革命后，欧洲人凭借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征服和经济扩展联袂而行，很快就把触角伸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掠夺领土和资源，输出资本和技术，在世界各地开矿建厂，迅速把世界各地囊括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之中。依赖着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和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西方民族占据着世界性经济运动的核心位置，把持着世界性商品链上的重要环节，把非欧地区变成了工业民族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亚洲、非洲的各个民族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秩序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蜕变，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部分。

就这样，西方工业社会凭借其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使“所有的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球性劳动分工，一种不按比例平等消费能源的世界经济结构，一种以西方为主的全球经济秩序。这种中心—外缘结构的世界经济，使全球经济运动进入了持续的马太效应，在东西方之间拉开了贫富分化的鸿沟。

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 工业革命前，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主要是针对南北美洲。在非洲和亚洲，西方人的势力仅仅满足于保有一些沿海的商站和据点，控制着商路和香料贸易，而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内陆地区。亚洲和非洲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受到触动，与亚洲的贸易基本上还属于奢侈品贸易的性质。西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远不是世界的主人。工业革命后，殖民主义向亚洲和非洲的扩张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757年，普拉西战役以后，英国征服印度，把整个印度变成英国的殖民地。1815年，英国又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1840年获得新西兰，1842年获得香港，1843年获得纳塔尔。与此同时，法国在1830—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1858—1867年间征服印度支那。然而，比起1870年以后的瓜分狂潮，这一切都是小巫见大巫。

从1871年到1900年，在30年间，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殖民地人口增加了6600万，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人口2600万，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增加了59万平方英里，人口1300万。整个世界都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之中。到1914年时，欧洲列强已经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法国占领了非洲北部、西部和赤道附近地区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占领了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阿拉伯湾和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荷兰控制了印度尼西亚。西方列强控制了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表面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中国、伊朗和奥斯曼土耳其等国，虽然还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却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处于西方殖民者的势力范围之中，受到殖民主义列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让我们来看一看西方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这一扩张结果的描述吧：“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被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到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而后又撤回了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对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的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控制，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宇宙其他地区的控制，到20世纪初，除土耳其以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世纪，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9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的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间的文明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全球殖民体系对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影响 西方人在构建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仅摧毁、中断和压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古代文明，而且以民族征服为特征的殖民过程带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深重的苦难。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世界上多数民族的发展进程。

人类大陆性隔绝的发展，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动植物的驯化而发生了从采集、狩猎向畜牧、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这种变革的成就及其传播造就了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发祥，欧亚大陆同其他大陆的人类社会发展出现了差别，特别是随着国家的出现和民族的形成，欧亚大陆的人类共同体率先进入了国家和民族的过程。而其他大陆的人类共同体大都还处于前国家、前民族的族群阶段。尽管美洲、非洲等地区也出现了独立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但是由于自然生态剧变的原因和公元1500年以后发生的西方人侵袭，这些古代文明未能延续下来。很多历史上辉煌的文明成就也因此中断，创造这些文明的人又退回到比较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像近代的玛雅人面对自己古代祖先所创造的那些恢宏建筑和象形文字而无法解读其意义一样。这种现象，在西方殖民者全球性冲击的过程中普遍发生。

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规则构建其殖民统治的，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也大量甚至全部推广到殖民地，强加于殖民地民族身上，包括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由此造成了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甚至全面取代。这种取代，是对所谓“新大陆”文明与文化的毁灭，也是对拥有这些文明与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创造力的扼杀。而这些文明与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在没有得到尊重、解读和吸收的情况下就被“原始”、“野蛮”和“落后”等字眼儿湮灭了。

这种殖民过程，不仅使全球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西方国家手中，从而使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优势；而且殖民者轻易取得的“胜利”也促使“白人至上”、“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种族主义的观念的形成，这种以种族、民族划分人类优劣的等级观念，使阶级社会不平等的实践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放大到了种族、民族之间，从而加剧了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全球性种族、民族矛盾的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分而制之”、“以夷治夷”等政策挑起被殖民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分化和瓦解他们反抗殖民奴役的共同斗争，由此造成的矛盾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深重的祸患。

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容否定。但是，在殖民主义全球性冲击的条件下，这种文明的传播是通过暴力征服、毁灭前工业社会、迟滞众多民族的发展的利己主义的扩散来实现的。公元1500年以后的全球化，是以西方人单向的全球殖民侵袭为特征的，而不是建立在人类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文明、文化的双向交流。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前工业社会的古老民族超越自身社会发展阶段数千年、数百年而接触和接受了近现代的文明成就，加快了他们的民族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但是他们自身的发展规律被中断、被扭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大量的语言消亡、大量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生产生活知识无法传承、传统文化体系支离破碎，使他们长期处于精神困惑、生活贫困、发展困难的境地。（王建娥、郝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