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现代化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墨西哥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发祥地，西班牙人到来后，在经历了最初的激烈冲突后，也把欧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输入到墨西哥，并与当地文化发生融合，形成了新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这种殖民地新型文化带有比较浓厚的欧洲中世纪的色彩，独立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种“遗产”，正是这种殖民地遗产带来了墨西哥国家重建的困难，在经历了60多年的内忧外患之后，墨西哥才逐渐步入现代化进程。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墨西哥的自然条件更具多样性，历史发展更为丰富多彩。现今墨西哥的领土面积为1972550平方公里，5/6是高原和山地，平均海拔约1800米。北部高原终年干旱少雨，但在邻近山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中部高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农耕，是墨西哥的主要经济区；南部则是热带丛林地区。大约在2.1万年前就有人类来到了墨西哥，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些原始部族就在墨西哥谷地从事农业了。这里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摇篮，先后有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萨波特克、托尔特克、阿兹特克等辉煌的文明诞生在这里。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不仅与当地人混血，而且将母国的文化移植到墨西哥，经过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后，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墨西哥文化。

殖民地时期，墨西哥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所在地，殖民者在政治上发展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官僚体制，在经济上发展了银矿开采业（北方）和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同时天主教在教育和人们的思想文化方面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成为后来墨西哥现代化所要克服的障碍。到殖民地末期的1814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居民人数大约为6122000人，占西班牙海外帝国全部人口的1/3以上，墨西哥城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1811年有168811人。从种族构成来看，当时新西班牙的人口中，白人占18%，混血种人占22%，印第安人占60%。在白人当中，在美洲当地出生的“克里奥尔人”占17.8%，而在欧洲出生的“半岛人”仅占0.2%，大约有1.5万人，其中军人为7500人，文官和商人共6000人，教士1500名。正是这些从欧洲来的上层人物控制着新西班牙的政府、军队、教会、大部分对外贸易和国内的酿酒、纺织业等。

从独立战争（1810-1821年）开始，墨西哥在时断时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遭受了60多年的痛苦。独立战争期间墨西哥的生命损失估计高达10%，采矿业生产下降到不足原来产量的1/4，手工业生产下降了3/4.独立之后，仍是内忧外患，除了间歇的内战外，1829年西班牙远征军4000人从塔毛利帕斯登陆，被墨西哥军队击败；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美军胜利；1838年法国军队挑起“馅饼战争”，墨西哥被迫做出赔偿；1845-1848年美国发动墨美战争，在被迫与美国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墨西哥割让给美国除了得克萨斯外，还有新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全境以及索诺拉、科阿韦拉和塔毛利帕斯的部分地区，即丧失了全国所有领土的1/2以上，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接着在1861-1867年发生了法、英、西三国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战争。

从内部看，尽管独立推翻了殖民地旧政权，但仅仅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大庄园主、教会、地方考迪罗和卡西克仍是墨西哥社会的主宰。独立后，墨西哥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保守派代表了旧的土地和矿业贵族、教会和军人上层、垄断商人和一些制造业主的利益。他们希望恢复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旧秩序，保持他们在殖民地时期享有的特权，主张政教合一，实行中央集权制、有限制的教育、强大的军队。他们的领袖是卢卡斯·阿拉曼。自由派主要由商人和知识分子构成，代表了土生白人和混血种人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首都以外的土地所有者、专业人员、手工业者、教会和军队的下层，他们主张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贸易自由、扩大选举权、政教分离、公办教育和联邦制，限制教会和军队的特权，建立现代国家。他们的领袖是何塞·玛丽娅·路易斯·莫拉。

阿拉曼出身于墨西哥矿业中心瓜那华托城的一个克里奥尔贵族家庭，曾求学于欧洲，他坚持捍卫西班牙殖民地的遗产，拥护中央集权主义的君主政体，保护大地产主的利益，支持天主教会，反对自由派的攻击。尽管他曾主张发展墨西哥的民族工业，但他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是来源于波旁时代的重商主义观点。莫拉是自由派的理论家最杰出的代言人，他的著作浓缩了墨西哥19世纪的自由主义传统。他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1821-1830年），集中于捍卫个人自由和反对专制权力，抨击伊图尔维德的帝制。他强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陪审团的必要性、联邦主义。到1830年后，由于受边沁学说的影响，他的思想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开始认识到清除旧的保守势力比保证个人自由更重要，他抱怨1824年宪法的缺点，即它没有涉及教会和军队的特权问题。于是，他在1833年积极参加了代总统法里亚斯的改革，鼓动政府做出没收教会财产、取消什一税、废除对军队的优待、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等项决定。这样，他开始倾向于依靠国家权力去赢得自由。莫拉和他的同事们试图通过坚持选举权和公民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拥护欧洲移民的农业垦殖计划来创造一种农村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墨西哥本质上是一个由大地产主和受压迫的印第安农民构成的社会，在独立战争期间这种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由于自由派是保护私人产权的信徒，所以不愿意攻击大地产，而是将建立新的小资产所有者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没收世俗和宗教社团财产的基础上。莫拉提出的国家可以干预教会事务和剥夺教会财产的反教权主义理论对后来的自由派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莫拉去世后，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莱尔多等人成为新一代的自由派领袖。1855年11月自由派政府颁布了《华雷斯法》（即《关于诉讼程序的法令》），主旨是剥夺教会和军队的司法特权；1856年6月，在改革高潮中又颁布了《莱尔多法》（即《关于禁止世俗和教会团体占有不动产的法令》），其中规定，世俗和教会团体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城乡不动产均应转为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应在法令颁布起三月内声明占有权，逾期三月则其他人有权告发和购买。土地的占有者在17年内以每年偿付土地所得产值的6%作为补偿（另交5%的手续费）。未出租的不动产也应在三个月内出售。法令还建议将所得收入投资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1857年2月政府又以宪法（即《1857年宪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以往自由派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其主要内容除宣布采用联邦国体和民主制、代议制、共和制等政府形式外，还包括：禁止教会占有不动产；废除世袭制等贵族特权；禁止奴隶制；取消债役制；劳动必须给予报酬；经营工商业受法律保护；并明确宣布私有财产不得侵犯。上述法令的颁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教会煽动军队发动武装叛乱，导致了三年改革战争（1858.1-1861.1），为了打击保守势力，自由派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即在1859年7月颁布了《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会一切财产；实行交纳教区费自愿的原则；国家与教会彻底分离。为了争取印第安农民的支持，同时宣布《莱尔多法》拍卖社团土地的条款不再适用于印第安人村社。继改革战争之后，华雷斯又领导了长达五年抗法战争，以1867年马克西米利安帝制政权的覆灭为标志，自由派最终赢得了反对教权、反对君主制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胜利。

独立以来墨西哥政治动乱、内忧外患的历史经验使自由派认识到，联邦制方便了得克萨斯的分离和尤卡坦的暂时脱离（1847年），后来又造成国家的失败和肢解。也许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道路，墨西哥在它独立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当然，不能让军队和教会对其实行控制。特别是这时的自由派政府清醒地看到，墨西哥与美国相毗邻，中央政府对北部各州的控制能力尚不强，将来国家有可能进一步被肢解。因此，加强中央政府是明智的。实际上，在对1857年宪法进行辩论的时候，自由派尽管在口头上继续提倡联邦制，但在实际上他们已经和保守派一样拥护中央集权制了，从宪法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如1824年宪法的正式名称是《墨西哥各州联盟联邦宪法》，而1857年宪法的名称则是《墨西哥共和国政治宪法》。尽管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关于政体的争论已经趋于达成共识，但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并没有马上到来，只是随着波菲里奥·迪亚斯上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识才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