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对东北交通地理和交通制度的新开拓

立国短暂的秦王朝，虽然无暇对东北交通地理在广度上更多开辟，但如同其“开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等确立封建制的措施一样，在交通制度体制的开发深度上，却有荜路蓝缕之功。如上举《汉书·贾邹枚路传》等记载，秦代实开创了中国交通史的新时代。就交通制度的建设来说，秦的开拓之举，有如中国封建郡县体制的最后形成在秦一样，其交通体制的完善，亦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及世界交通史上）真正实现了从“部族交通”向“社会交通”过渡的奠基期和确立期。

其一，秦驰道制度的开拓意义。早期交通制度的初步形成，在中国当至少在夏商时代，如前举《左传》等记载的“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但显然，既然“茫茫禹迹”，其“经启九道”，也只能史迹茫茫，即三代和三代以前的交通制度，在分封制的“邦畿”内外，主要应以通达部族、方国形式形成的分散的、局部的“部族交通”。实际上不可能形成像秦统一六国后的国家统一规范的“社会交通”制度。所以秦代“驰道”等交通制度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社会人文现象，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即“秦直道”和“秦驰道”的开拓，与“开郡县”“筑障塞”“书同文”“度同量”“俗同归”等一样，都是秦帝国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标志。

其二，秦驰道所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是指驰道的分布，因“天下会同”而广达内郡和边域。而众所周知，秦代是一个以武力定天下，又是一个以武功治天下的封建帝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即推行“以民于战”的“军功爵制”。至始皇嬴政时，更成为“上首功之国”，即以斩获敌首晋爵的“先军”政策的国家，致使“丁男被甲，丁妇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3]。

可以说，秦代举国男妇丁壮都被卷入包括长城戍边和修驰道等军役中，这不能不是短暂“亡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秦代对长城的修筑和“驰道”的开设，其历史功过得失，古今亦众议纷纭。其实际上的历史作用，应是一柄双刃剑。就秦一代的历史兴亡来说，它在耗费了大量国力和涂炭百姓的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前所未及的文化遗产。

其三，在“驰道”的设施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秦亦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所谓“驰道”者，应是列入国家管理体制的交通干道。《说文》在解释“驰”字说 ：“驰，大趋也。”^[4]这应指供车马疾行的大道。而《汉书·贾山传》所说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的规格，更应当主要指由秦都咸阳北行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北麻池古城）的由蒙恬戍边时“堑山湮谷”所开辟的大“直道”，即秦代当时的“高速公路”。它南起陕西咸阳，北经淳化县云阳，直达今包头市麻池古城（秦九原郡、汉五原郡），全长700多公里。而在其他四隅和边郡地区，从当时秦的国力和建国时间看，恐怕不能都建有这样高等级的“直道”。但秦代在遍及全国的列郡和边地，应都建立了与“驰道”并行的“亭障”制度，却有信史可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了司马迁巡边亲见：“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5]显然，司马迁见到的“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是与集交通屯戍为一体的戍边设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修驰道与城、障、亭、燧戍边统一纳入军政交通的管理体制。这一历史现象的史迹遗存为近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所证实：在陕西富县等地已有秦“直道”遗迹发现，发现过与秦代交通戍边有关的“咸阳亭印”封泥等亭、障遗物，在西北等地的秦汉简牍和东北的秦汉城址中，也有类似的交通文物史迹。与此对应，如在辽海地区，也有明确标志秦汉交通戍边史迹的秦代刻款陶量和秦半两钱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