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 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天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高原的托鲁斯山脉，从西北向东南注入波斯湾。两河流域在希腊文中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地形开阔，处于包括里海、黑海、红海、地中海和阿拉伯海在内的“五海地区”，毗连伊朗高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是古代众多民族和部落迁徙交往的大通道、争夺厮杀的大舞台，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历史上，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苏巴里人、胡里安人（圣经上的荷里特人）、库提人、加喜特人、埃兰人、赫梯人、阿摩利人这些古代民族，都曾登上这个舞台，在这块土地上演绎了一幕幕战争与和平、统治与征服、分化与聚合的历史活剧，造就了族源复杂、文化多样的后代西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
但是，由于战争、征服、迁徙和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等种种因素，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在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兴起之后不久就衰落了。一度店铺鳞次栉比、居民摩肩接踵的古代城市人去城空，在岁月和风沙的侵蚀下变为断壁残垣。规模宏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湮没在黄沙泥土之下，曾经通行西亚的楔形文字，也早已被腓尼基文字和后来的希腊文字、阿拉美亚文字所取代，成为难以识读的天书。生活在两河流域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几经沧桑，已不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或胡里安人的直接后裔，更不是古代两河文明的继承者，而是后来兴起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之前，人们关于两河流域古代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知识，仅仅限于《圣经》和希罗多德、色诺芬以及其他极少数古代作家留下的古典文献中的点滴描述，对于曾经高度发达、辉煌无比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面貌，几乎一无所知了。
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现，首先归功于近代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艰辛努力。1625年，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发表了他的两河流域游记，并且展示了他从东方带回来的刻有古代铭文的泥砖，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兴趣。1700年，英国学者汤姆斯·黑德根据这种谁也不认识的铭文的形状，将它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著名的丹麦学者卡斯登·尼布尔率一支考察队来到东方，考察了西亚和阿拉伯等地，带回了在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和古埃兰首都苏撒发现的三种未知的楔形文字的拓片。1802年，德国哥廷根的一位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根据已知的波斯国王薛西斯的王衔格式去套解尼布尔带回的楔形铭文，读出了喜斯塔普斯、薛西斯、大流士三个王名，以及“王”、“儿子”等单词，从而确定了这三种文字中的一种是古波斯文，并且推断其他两种楔形文字是古埃兰文和巴比伦文。1835年，英国古典学者罗林森在不知道格罗特芬工作的情况下，独自解读出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象形文字的王名。之后，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摹绘并研究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赫附近的贝希斯顿山崖上发现的用波斯文、埃兰文、阿卡德文三种文字镌刻的铭文。在前人已经读出的三个波斯王名的基础上，罗林森首先解读了贝希斯顿铭文中的古波斯文全文，基本上解决了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问题。尔后，他又转向另外两种楔形文字的研究，逐渐读出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的部分文字。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对楔形文字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59年，罗林森、欣克斯、奥培尔和塔尔波特四人在伦敦各自独立地译读了新出土的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编年史。经核对，四人的翻译基本一致，此事表明西亚楔形文字已经被人们破译成功，古代西亚楔形文字之谜基本上被揭开。
在译读贝希斯顿铭文的过程中，欣克斯发现，属于阿卡德语的那一部分铭文中，有一些非塞姆语的符号。此现象也引起了罗林森的注意。罗林森进一步指出，一些泥板文书是由两种文字写出的，在非塞姆语的文字旁边，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培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种非塞姆语文字是属于住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的苏美尔人的，他们在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之前就居住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发明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在侵入两河流域南部征服了苏美尔人之后，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文字，用它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奥培尔的推断，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1877年，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发现了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出土的铭文都是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写成的。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又在两河流域南部发掘出乌尔、乌鲁克、尼普尔、拉迦什、埃利都等古代城市，在两河流域的北部发现了玛里、伊新、埃什努那、尼尼微等一系列古代城市的遗址。
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卓越进展和大量的城市遗址的发掘，使数十万块镌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重见天日并且被人们解读出来。两河流域古代历史那扇久已封闭的大门终于被重新打开，一个被遗忘了的古代文明的辉煌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向现代人展示出来。一种新的研究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字、文明和文化的学问——亚述学，也随之诞生了。从此，历史知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人类文明起源的时间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苏美尔、阿卡德、亚述等一系列古代民族和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成为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开篇之作。
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 从地理上看，两河流域的北部是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以尼普尔为中心，尼普尔以北，是阿卡德；尼普尔以南，是苏美尔。现代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表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是生活在两河流域最南部苏美尔地区的苏美尔人。他们很早就来到了两河南部的冲积平原上，利用这里肥沃松软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发展起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农业，建立了最早的城邦国家，创造出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
但是，苏美尔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起源于何处，属何种语系人？对这些问题，人们至今都没有搞清楚。只知道他们的外表是圆颅直发，其语言既不属于印欧语系，也不属于闪—含语系。有人认为它和中国的汉语很相似，也有人认为它与印度远古文化有些接近，还有人猜测，苏美尔人可能来自中亚细亚。所有这些观点，目前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苏美尔人的城邦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即考古学上的欧贝特文化期，苏美尔人生活的南部地区就出现了城市雏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典型，就是位于两河流域最南端濒临波斯湾的埃利都城。对埃利都城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埃利都城人口大约有5000人，城市里有方形和长方形的神庙建在台基之上。神庙里还发现了作供品供奉的鱼骨。神庙的周围是民宅，里层为富人或贵族的住宅，外围为手工业者和贫民的住宅，最外层住的是农民。这一时期，手工业产品以彩陶为代表，墓葬中的随葬品多为陶器。根据墓葬随葬品的多寡来看，欧贝特时期，城市里的居民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但还不悬殊。
公元前3500—前3000年，苏美尔地区这些最初的城市和周围农村地区结合在一起，开始形成城市国家。学者们将它称为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都是小国寡民。在苏美尔地区不到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数十个城邦存在，如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尔萨、拉迦什、乌玛、基什、尼普尔等，其中以乌鲁克最为典型。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乌鲁克文化时期。考古学家在乌鲁克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和金饰品，手工业产品已经由原来的以陶器为主转向了以金属器具为主。
乌鲁克文化时期，苏美尔人的神庙规模比原来扩大了许多。乌鲁克文化晚期各个城邦几乎都兴建了用砖砌成的宏伟神庙，都有自己的军事首长“卢伽尔”和最高祭司“恩”，并且有了自己的军队。城邦的居民中也有了主人和奴隶之分。在乌鲁克文化的晚期，苏美尔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泥板文书，先是图形文字，后来发展到楔形文字。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滚动印章，图文刻在圆柱体的表面，在湿泥板上滚动便可印出清晰的铭文，这种滚动印章直到现在仍然被使用。
苏美尔人最初建立的这些城邦国家，彼此独立，不相统属，各个城邦之间为了奴隶、财富、领土和地方霸权，常常发生战争。而城邦内部的军事首领“卢伽尔”的力量和权威也随着频繁的战争而大大加强，成为国王。从公元前26世纪起，拉迦什城邦就和乌玛城邦为了领土争执而展开了长期的战争。19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安那吐姆鹫碑，就反映了拉迦什和乌玛之间的战争场面。公元前24世纪，乌玛的卢伽尔扎吉西借拉迦什国王乌鲁卡基那实行改革之机，同另一城邦乌鲁克结成同盟，打败了拉迦什和其他的一些苏美尔城邦，大有统一整个苏美尔、崛起为区域霸权之势。就在这时，北方的阿卡德人兴起，打败了乌玛及其同盟者，在此基础之上统一了整个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
缔造帝国的阿卡德人 阿卡德人原来是属于塞姆语系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前3000年代，他们从叙利亚草原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北部，与苏美尔人混居。公元前2400年，当乌玛的卢伽尔扎吉西企图统一南部苏美尔各邦时，居住在北方的阿卡德人崛起并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在国王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371—前2316年）的统率下，阿卡德人南下对苏美尔人发动了34次战争，打败了乌玛及其同盟者的军队，最后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
萨尔贡一世英勇善战，他不仅统一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还对叙利亚、伊朗发动了远征。在他统治时期，阿卡德王国的版图到达了扎格罗斯山、波斯湾、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他建立了两河流域第一支常备军，统一了度量衡，并派遣官吏到被征服的地区担任总督，把各地的神庙经济置于王室的统一管理之下，向各地征收贡赋征调劳役。到其孙纳拉姆辛统治时，国王的权力达到顶点，尊称为“神”、“天下四方之王”。这一时期，两河领域的经济也非常繁荣，对外贸易远达印度河流域。
尽管如此，阿卡德王国内部并不稳固，各邦都在窥伺机会寻求独立。萨尔贡一世晚年，各邦就曾发动叛乱，欲摆脱阿卡德的统治。这次叛乱虽被平定，但各地独立势力仍很强大，一有机会就兴兵再起。公元前22世纪中叶，来自东北山区的库提人攻入两河流域，灭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各邦纷纷崛起，在乌鲁克国王乌图赫伽勒的统率下赶走了库提人，以乌鲁克为中心，建立了乌鲁克第五王朝。
乌图赫伽勒死后，其弟乌尔总督乌尔纳姆夺得王位，国家的政治中心也由乌鲁克转移到乌尔，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前2006年）。乌尔纳姆在位18年，在此期间，他歼灭了最后一个独立城邦拉迦什，重新统一了整个巴比伦尼亚。乌尔纳姆大力发展王室经济，加强中央集权，并且制定了乌尔纳姆法典。这是两河流域第一部法典，几乎是所有后来的闪族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勒底人、希伯来人的法律基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现在仅存残篇。
阿摩利人的兴起与古巴比伦国家 阿摩利人原来也是属于塞姆语系的游牧部落，在乌尔第三王朝极盛时期，他们从西面迁入两河流域，开始接受先进的苏美尔—阿卡德文化，逐渐为两河流域的文化所同化，并且成为乌尔王朝的藩属。乌尔第三王朝衰落后，阿摩利各部落纷纷崛起，角逐两河流域。公元前1894年，以苏姆阿布为首的一支阿摩利人进占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游最靠近的地方巴比伦，利用这里土地肥沃、舟楫便利、扼西亚交通之要冲的有利地势，建立起巴比伦王国，逐渐发展起势力。史称巴比伦第一王朝。
在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巴比伦王国达到其势力的巅峰。雄才大略的汉谟拉比在军事上征服了伊新、玛里、拉尔萨，并且一度占领亚述和埃什努那，实现了两河流域的首次统一。他还开凿了三条运河，为尼普尔、埃利都、乌尔、拉尔萨、乌鲁克、伊新等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对外贸易远达亚述和扎格罗斯山。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不仅武功卓著，而且文治斐然。在他统治时期，古巴比伦王国仿照乌尔第三王朝颁布的乌尔纳姆法典，利用通用的官方语言和楔形文字书写系统，颁布了一部通行全国的法典，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汉谟拉比法典》。1901—1902年，法国考古队在埃兰的首都苏撒旧址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玄武石碑，上面刻着《汉谟拉比法典》的全文。石碑保存非常完整，可能是埃兰人侵入两河流域时搬走的。石碑的上部是一幅精美的浮雕，太阳神沙玛什端坐于宝座之上，正向汉谟拉比赠授权杖，象征着古巴比伦王国的君权来自神授。石碑的下部是用楔形文字刻成的法典全部内容：引言、正文和结语。引言部分赞美了国王的功德，说明了颁布法典的目的是秉承神意，“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让正义之光普照大地”；正文部分是具体的条文，共282条，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诉讼手续、盗窃处罚、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关系、商业借贷、债务、财产继承、伤害赔偿、婚姻、奴隶买卖，等等。结语告诫人们循规蹈矩，遵守法律。《汉谟拉比法典》集古代两河流域法典之大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的分化，以及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了古代两河流域法律同态复仇的特征。对后来的亚述、加勒底、希伯来人的法律都很有影响。后来的犹太人的《摩西十戒》，其主要精神，就是从《汉谟拉比法典》中搬过去的。《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法典。
汉谟拉比以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巴比伦的势力衰落。从公元前16世纪初开始，巴比伦先后经历了由伊新人建立的“海国王朝”（史称巴比伦第二王朝，公元前1596—前1518年）、加喜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1518—前1165年）和亚述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五王朝（公元前729—前626年）的统治。直到公元前7世纪，加勒底人重建了新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的政治统治才重新回到了当地人的手中。
加勒底人与新巴比伦王国 加勒底人是塞姆语系人，在亚述称雄时从东南进入两河流域，与当地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混居。公元前626年，加勒底人的酋长那波帕·拉萨尔兴兵建立了加勒底王国，史称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05年，加勒底人与米底结成的反亚述同盟，共同灭掉亚述人的帝国。从此，加勒底人和米底人共同称霸西亚。就在灭亚述的同一年，加勒底人又在叙利亚打败了埃及军队。以后，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加勒底人又攻取巴勒斯坦，灭犹太王国，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把大量犹太人迁往巴比伦为奴，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是新巴比伦王国的鼎盛时期。尼布甲尼撒大兴土木，不仅扩建了首都巴比伦城，使它成为西亚最壮观的城市，并且还在两河平原上修了一道长城，以防范昔日盟友米底人的进攻。加勒底人的王国在历史上持续了88年，经历了七王的统治，但除了尼布甲尼撒二世以外的几个国王都是昏庸之辈，军人和祭司控制了国家权力和国王的废立，致使国力衰微。公元前538年，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进兵两河流域，祭司集团开门揖盗，把波斯人引入城内。巴比伦从此被并入波斯版图，结束了它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
空中花园 加勒底人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也许要算空中花园。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了取悦他的米底籍王后、体恤她的思乡之情，而在首都巴比伦城中修筑的。空中花园修建在王宫内一系列塔庙的顶端，上面用石板筑出台级，铺以芦苇、铅板和沥青进行防水处理后，栽种上树木花草，提幼发拉底河水进行灌溉。空中花园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可惜的是，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得到详尽描述的这一古代世界的园艺奇观却未能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只能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述想象它当年的景象了。
亚述人和亚述帝国 亚述人也是阿摩利人的一支，公元前2000年初，从叙利亚东部进入两河流域，在位于两河流域的北部、底格里斯河的中游地区建立了国家，史称“古亚述”。亚述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起了发达的商业，在西亚一带建立起商业殖民据点，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在著名国王沙姆希亚达得一世（公元前1813—前1781）统治时期，亚述的版图从扎格罗斯山区一直伸展到幼发拉底河中游，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汉谟拉比帝国崛起后，亚述的势力一度衰落，为两河北部胡里安人的王国米丹尼所控制。
公元前1400年左右，米丹尼受到小亚细亚国家赫梯的打击衰落下去，亚述重新崛起，史称“中亚述”。在国王提格拉·比利萨一世（公元前1115—前1077）统治时期，亚述征服了巴比伦、腓尼基和巴勒斯坦。但不久，亚述又被属于塞姆语系的另外一支阿拉米亚人所征服。
公元前10世纪，乘西亚一些国家相继衰弱之机，亚述人再次崛起。他们利用从伊朗、俾路支弄来的铁器和米底高原的马匹，建立起一支包括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工兵等专门兵种的常备军。这支军队配备着铁制的刀枪，盔甲、战马、攻城器和投石器，战斗力大大提高。在提格拉·比利萨三世（公元前746—前727）和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统治时期，亚述人金戈铁马，征骑四出，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阿拉伯半岛、埃及和埃兰，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的大帝国。
但是，亚述帝国的统治并没有长久，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采取的血腥手段——对战俘甚至平民施以残酷的刑罚，剥皮、割耳、割鼻、割生殖器、钉火刑柱等——激起了各个民族的仇恨和反抗。公元前655年，埃及首先摆脱亚述的统治，伊朗高原兴起了强大的米底，进入巴比伦的加勒底人也兴兵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12年，在米底和新巴比伦建立的反亚述同盟的联合夹击之下，亚述军队彻底失败，首都尼尼微遭到洗劫，居民悉数被卖为奴隶。亚述帝国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亚述的行省制度 亚述是个尚武的民族，在文化上建树不多，但却善于利用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他们的文化受到邻近民族的很大影响。亚述的许多王家铭文是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写成的。他们的建筑也利用了腓尼基人的建筑艺术。如果说亚述人自己对世界文明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它是在军事政治制度和统治术方面。亚述人首创了行省制度，将被征服的地区划为若干行省，由总督、首席法官和包税人共同治理，三者之间不相统属，分别对国王负责。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亚述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对在其本土难以管辖的民族，强制性地迁移到习俗不同、四邻陌生的异地他乡。萨尔贡二世就曾把以色列的十个部落迁往米地亚。亚述的军事组织和行省制度为后来的波斯、罗马帝国所沿用，而它的移民统治政策也对新巴比伦的统治产生过影响。
繁华古都尼尼微 亚述首都尼尼微是古代世界最豪华的都城之一，不仅建筑富丽，街道宽阔，交通方便，还有规模宏大的国立档案馆，内藏大量国家公文、经济表册、历史记录、天文医药书籍以及神话诗歌类文学作品的泥板文书。亚述人把自己看成两河领域古代文化的保卫者，从各地搜集有关两河流域过去的文学名著，保存在尼尼微图书馆。亚述帝国灭亡后，尼尼微这座古代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成为一座空城，在风沙侵蚀下成为一片废墟。直到近代才被考古人员重新发现。现代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将研究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学问称为亚述学，就是因为有关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发掘出来的尼尼微图书馆的大量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和古代铭文而保存下来的。正是通过这些古代文献，现代人才领略到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
古代两河流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苏美尔人给后世留下了文字，车轮、太阴历和穹隆式建筑等创造发明。最初苏美尔人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开始把比较直观的图形刻画在石头上或镌印在黏土上，用来表达具体的事物和一定的意义。以后人们对它进行了改造，用不同的符号组合表达复杂和抽象的意思。如上升的太阳与眼睛组合在一起代表光明，月亮里面加上三道表示月份。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种文字趋于成熟。最初的图形及其组合变得系统化，原来2000多个图形符号缩减到600个，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独的意思，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含义。由于两河流域缺少纸草、石头这类书写、镌刻材料，苏美尔人便用黏土制成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秆在上面压出文字符号，然后烘干保存。这样，苏美尔人就发明出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落笔处宽、提笔处尖、形似木楔，而被人们称为楔形文字。苏美尔人创造的这套楔形文字，为后来的两河流域居民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所接受，并且在长时期的使用中得到改造和发展，可以从容记录各种复杂事物和情感，如宗教神话、商业往来、战争、法律、社会风俗等。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楔形文字成为当时国际交往的通用文字。直到简便易懂的腓尼基字母的流行，楔形文字才逐渐被人们废弃。两河流域留下的大量泥板文书也不为人所知，直到几千年后湮没已久的楔形文字才重新得到解读，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苏美尔文明的重要史料。
车轮也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伊朗高原的居民就已经使用陶轮制作陶器了。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不能确定最初发明陶轮的人是谁，但是把圆形的轮子和橇板结合起来，利用轮子的原理制作车辆运输货物，则是苏美尔人的创造。在属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苏美尔人的原始图画中，就有使用牛拉战车的场面。可见，苏美尔人不仅知道利用轮子制成车辆运输货物，而且还把它用于了战争。
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诸多民族，都熟悉穹隆屋顶的建筑技术，这和两河流域自然环境有关。两河地区没有石头，建筑用料是泥土制成的砖头，这种材料上的局限，促使他们发展起穹隆建筑的形式。这种穹隆建筑结构，后来传到小亚细亚，而小亚细亚的居民吕底亚人又把它们带到了意大利，形成伊达拉里亚建筑艺术的风格。罗马人征服了伊达拉里亚后，继承了伊达拉里亚的穹顶技术，并把它传播到西欧。
苏美尔人的宗教带有明显的自然环境影响的痕迹。由于地处两河冲积平原，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苏美尔人经常处于外族入侵的威胁之中，加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洪水经常肆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难以预测的灾难，苏美尔人的世界观中有一种悲观的成分，对自然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人生变幻、命运不可捉摸和天意的不可抗拒，对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存有恐惧心理。洪水对他们来说，不是生命和富足，而是毁灭和死亡。人只有敬奉神明、顺从天意，才能够免除灾难。这种人生态度，最典型地表现在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传说中。相传，主宰世界的最高神恩利尔因为人们不敬神祇的罪行，打算发动洪水毁灭人类。有个名叫赛苏陀罗的人，虔诚信仰恩利尔，获得恩利尔的赏识，恩利尔便事先通知他准备一条大船，载着家人逃生。人类正是因神的恩典和自己虔诚的信仰而得以生存下来。赛苏陀罗的故事，后来被圣经所接受，圣经中关于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就起源于苏美尔人的赛苏陀罗传说。苏美尔人原始宗教中的许多观念和他们的神祇，也对其他民族发生了影响，犹太人的宗教中的一些神的名字，就来自两河流域。
苏美尔人很早就有了诗歌和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吉尔迦美什的传说。吉尔迦美什是一位真实的人物，公元前2600年左右苏美尔国家乌鲁克的国王。他的丰功伟绩激发了人们的想象，编出了丰富的神奇传说，把他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在传说中，他杀了怪物洪巴巴，解救了爱神伊斯塔，又拒绝了伊斯塔的爱情，战胜牛精为民除了害。这些传说，表达了苏美尔人对战胜自然为民除害的英雄的渴望和敬慕。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吉尔迦美什的业绩被编成史诗。该史诗的全文于21世纪初在尼尼微图书馆的废墟中发现，原文刻在11块泥板上，共115行，保存完好。这是当今世界人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史诗，比希腊《荷马史诗》的成书年代早了大约1000年！
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编制法典的民族。早在乌尔第三王朝时，两河流域就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乌尔纳姆法典。这部法典为所有后来的闪族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勒底人、希伯来人的法律提供了基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犹太人的《摩西十戒》，又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蓝本的。
两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很早就采用了10进位制和60进位制，用60进位制计算时间和圆。他们把圆分为360度，知道圆周率为3，不仅可以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能解平方和立方根，求出三个未知数的方程，而且认识到商高定理，用它来解三角形、矩形、梯形的面积。他们获得这些知识的时间，远远早于古代的希腊人，其成就奠定了数学、几何学的基础。
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也有很高的成就。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已经区分了恒星和行星，并且为星辰划分了星座。现代天文学的一些星座名称就是从那时来的。古代苏美尔人熟悉星体运行周期，观测到月球每过18年零11天，就回到原来相对太阳的位置，据此，他们预测出日食和月食的准确日期，并且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阴历。苏美尔人将每年分成12个月，其中6个月为29天，其他6个月30天，全年共354天，与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仅差11天5小时48分46秒。这个差数用闰月的方法来弥补。古巴比伦人还将每月分成四周，每周7天，分别用日、月、水、火、土、木、金7星来命名。古代巴比伦的天文学迷住了希腊人，他们把巴比伦看作“各种智慧之母”，著名希腊天文学家希帕卡司的天文学理论，就在很多方面承袭了巴比伦人的成果。
伊朗高原的埃兰文明 伊朗高原的古代文明可以说是两河文明的姊妹篇。在地理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自然相接，伊朗高原文明古国埃兰的发祥地扎格罗斯山南部的胡泽斯坦地区，既是伊朗高原的一部分，也是两河流域的自然延伸；另一文明古国米底，同样与两河流域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它们互相影响，彼此渗透，共同创造了古代西亚的文明。
古代埃兰位于今伊朗高原西南部的胡泽斯坦地区。发源于扎格罗斯山山脉的卡尔黑河和卡伦河，由北向南蜿蜒流入底格里斯河，在这里形成了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胡泽斯坦平原。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胡泽斯坦平原上就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栽培大麦、小麦，驯养山羊。公元前3000年，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创建最早的城邦国家时，胡泽斯坦地区也出现了伊朗高原上最早的古代文明——埃兰文明。
古代埃兰的居民，既不属于塞姆语系，也不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和苏美尔人一样，学术界对他们的来源和语族尚不清楚。一般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达罗毗荼语比较接近。由于自然地理相接，古代埃兰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联系非常密切，埃兰地区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资源，常常是两河流域各个城邦垂涎的目标，而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也经常是埃兰人掠夺的对象。历史上埃兰和两河流域之间的和平交往和相互战争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古代苏美尔人的文献中把埃兰当作两河流域的一个国家来记载。根据已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埃兰文明可以分为古埃兰、中埃兰、新埃兰三个阶段。
古埃兰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2700到前1600年。此时，埃兰以首都苏撒为中心，建立起城邦国家。与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常有攻伐。公元前2700年左右，基什国王恩梅巴拉吉西曾入侵埃兰，把埃兰人的武器作为战利品运回两河流域。公元前26世纪，埃兰的势力强大起来，在阿万第一王朝时，埃兰人南下进犯苏美尔城邦，击败了乌尔军队，一度称霸两河流域。公元前23世纪，在阿万第二王朝时，埃兰国势强盛，和控制着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结成同盟，共同防范东北山区的库提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西马什王朝时，埃兰再次南下两河流域，灭乌尔第三王朝，并将其首都夷为平地。
中埃兰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到前1100年。这一时期，埃兰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国王苏特鲁克·纳洪特攻入巴比伦王国，将无数珍宝掠往苏撒，其中包括那块雕刻着汉谟拉比法典全文的黑色玄武石柱。当此之时，埃兰占据两河流域的许多重镇，是西亚的一大强国。中埃兰的历史由于巴比伦第四王朝的兴起而结束。
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埃兰的势力再次崛起，与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结成了反亚述的军事同盟，史称新埃兰。但是，新埃兰的命运并不昌盛，内部的分裂使它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亚述的入侵，与新巴比伦的外部联盟也不那么默契。而且，来自伊朗高原西北部的波斯人部落，占据了埃兰的高山地区，断绝了埃兰平原地区与战略后方的联系，使它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公元前7世纪中叶，埃兰为亚述所灭。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埃兰先后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国的统治，直到公元前550年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灭掉米底，把埃兰变成为波斯王国的胡泽行省，而埃兰人也逐渐被伊朗人所同化，成为胡泽人，埃兰古都苏撒，也成为波斯王国的首都。
由于与两河流域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古埃兰人使用的文字、立法、法律和艺术风格，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有极其相似之处，因此，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人将它归入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化圈。和埃兰各历史时期相一致，古埃兰的文字是象形文字，通行于公元前3000年中叶，中埃兰流行的是楔形文字。在新埃兰时期的文献中，埃兰语、古波斯语和阿卡德语对照使用。埃兰人对后来的伊朗文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文字的使用。是他们把古代的楔形文字传给了波斯人，使波斯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波斯人的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并且以他们的文化对波斯的立法和法律产生影响。
米底人及其王国 米底人属于印欧语系东支的伊朗语族，公元前2000年的后期，从中亚进入伊朗高原，居住在里海以南，埃兰以北这块地区。公元前9世纪亚述国王的铭文中开始提到他们，当时米底人还处在部落制度下，各部落有自己的首领，处在亚述的控制之下，向亚述称臣纳贡。公元前7世纪，在反抗亚述统治的斗争中，米底人的各个部落逐渐统一，形成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米底人击败了亚述的盟友西徐亚人，征服了波斯人的部落，向他们征收贡赋，一度成为波斯人的宗主。公元前612年，在第三代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统治时，米底改革军事，与新巴比伦结成同盟，灭掉了亚述，并且将亚述领土瓜分，获得了伊朗的大部分、亚述北部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其疆域北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南至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成为西亚的一大强国。
米底王国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统一国家。米底国家的建立和其征服活动，促进了伊朗高原上各个部落的统一和同化。但是，强大的米底国家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米底就被它昔日的臣属波斯人所打败，反而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米底首都阿马丹则成为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夏都。在以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安息帝国和萨珊波斯统治的历史时期中，米底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融合进伊朗民族中。
波斯人的帝国与扩张 波斯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的东支——伊朗语族，大约公元前2000年后期从中亚（也有人认为经高加索）进入伊朗，居住在伊朗高原的西南部。公元前9世纪，波斯的名字开始见于亚述人的文字记载。米底国家强盛之时，曾把波斯人变为他们的藩属，向他们征收贡赋。当时波斯人有10个部落，其中六个农业部落，四个游牧部落。公元前558年，波斯人中最强大的部落阿黑门尼德部落的酋长居鲁士起兵反抗米底人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统一了波斯10个部落，建立了波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阿黑门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击败了过去的宗主米底王国，把米底变为波斯王国的一个行省。
波斯人建国之后，居鲁士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向外扩张，公元前546年征服小亚细亚，前538年又灭掉了加勒底人统治的新巴比伦帝国。居鲁士一改过去亚述帝国野蛮的统治风格，善待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物，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把被新巴比伦王国囚禁的犹太人悉数放回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居鲁士死后，其后继者冈比西斯和大流士继续对外扩张，征服了埃及和印度的旁遮普地区，把版图扩展到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色雷斯地区、北起亚美尼亚南抵埃塞俄比亚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 波斯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是大流士。他在位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行政统治制度。参照亚述的经验，波斯将被征服的地区划省而治。全国分为20个行省，由国王委任的总督进行统治。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和币制。波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统一铸币制度的国家。统一的币制，对于加强境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起了促进作用。
波斯帝国还吸收了亚述的经验，修筑了三条连接全国各地的驿道。最重要的是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向西通过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过叙利亚、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的御道，全长1677英里。驿道上设有111个驿站，驿站里备有供信使替换的马匹。另一条是从巴比伦向东，经大夏、粟特到印度的驿道。第三条从小亚细亚的伊苏开始，经黑海沿岸的西普诺到达高加索。驿道的修筑，改善了西亚的交通，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御道制度影响了后来的罗马人。罗马帝国时，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御道网，其中的一些道路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此外，波斯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行省制度、包税制度、驿道和官僚行政体制，对后来的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大流士一世的晚年，波斯帝国同希腊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史称希波战争。结果，波斯不断遭到失败。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由此而走向衰落，被征服地区纷纷摆脱控制。公元前330年，波斯被希腊北部兴起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灭，遂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波斯又处在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中叶，中亚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帕勒·达伊人进入伊朗东北部的帕提亚，推翻了塞琉古的统治，建立了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安息，波斯成为安息帝国的一部分。
萨珊王朝的崛起 公元224年，波斯地区斯特赫尔城王公阿达希尔一世，联合各地王公打败安息军队，占领泰西封，建立起波斯历史上的一个新王朝——萨珊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发生了著名的马资达克起义，造成伊朗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国王科斯洛埃斯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实力。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力，萨珊波斯与首都位于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为控制东西方贸易的商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6世纪中叶，萨珊波斯夺取了拜占庭控制下的安条克城和庇特拉要塞，控制了从也门经阿拉伯半岛西部抵达地中海和叙利亚的商路，迫使东方商品改由波斯湾顺两河运往欧洲。
商路改道引起阿拉伯半岛剧烈的社会动荡。在这剧烈动荡中产生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7世纪中叶，萨珊波斯为阿拉伯帝国征服，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行省。塞尔柱突厥兴起以后，波斯又沦为突厥帝国的一部分。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西亚，伊朗又先后经历了旭烈兀王朝和帖木尔帝国的统治，直到16世纪萨菲王朝的建立，伊朗才重新成为独立国家。
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祅教，起源于伊朗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公元前6世纪，米底的一位祭司琐罗亚斯德对传统的宗教进行了改革，把米底人对火的崇拜和对部落正义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这些对立的东西，代表光明与幸福这些善端的最高主神就是阿胡拉·马兹达，他与代表黑暗与邪恶的恶端之阿利曼总是在不停地斗争着，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光明战胜黑暗，善战胜恶。人们可以在善恶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可以为善，也可以行恶。但是他们在人世的所有作为都将在死后接受审判，善者的灵魂奔向天堂，而恶者的灵魂则堕入地狱。琐罗亚斯德的这些教义得到了米底国王维什塔斯拔的信奉。在他的支持下，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东部得到广泛传播。阿黑门尼德王朝建立后，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光明与秩序的国家辩护，成为国教，传播到伊朗的西部。
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是《阿维斯塔》，最早是在公元前6世纪用米底文字写成，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后期，第一次用波斯文编辑成书。安息时期，同样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并且对在希腊化时期散失的《阿维斯塔》进行了重新收集和整理。萨珊波斯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了完整的宗教理论、烦琐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森严的教会组织，《阿维斯塔》被再次编订。伊斯兰教兴起后，琐罗亚斯德受到迫害，势力衰微。以后，一些教徒逃亡印度古吉拉特，在那里形成信奉琐罗亚斯德的少数民族帕西人。
摩尼教 大约是在萨珊波斯时期，伊朗地区出现了新的宗教摩尼教。同琐罗亚斯德教一样，摩尼教也把世界看成光明与黑暗斗争的舞台，不同的是，摩尼教认为光明和黑暗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光明并不能战胜黑暗，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贯穿于整个世界的始终，无息无止。摩尼教还认为，人的灵魂是光明的原质，但被束缚在不洁的身体里，人们必须与自己的肉体欲望进行斗争，抛弃物质享受，恢复圣洁本性。因此，摩尼教主张禁欲修身，不近酒色，清静无为，不蓄私产。甚至主张禁绝婚嫁，断子绝嗣，以毁灭黑暗和罪恶的渊薮。
摩尼教由于这些极端的教义，受到了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祆教的迫害。许多教徒逃往中亚、北非等地。摩尼教也因而传到了这些地区，形成了各地的特色。摩尼教源远流长、传播广泛，并在同其他宗教的接触中发生着交互性影响。如传播到中亚一带的摩尼教受到较多的佛教影响，而传播到西方的摩尼教则受到基督教的较大影响，并且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中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上帝之城必将战胜世俗城市的思想，也都由曾经信奉摩尼教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带入基督教。
东西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与纽带 伊朗文明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自身的创造和传承，而且也体现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于与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渊源，伊朗文明不仅吸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因子，而且通过它与希腊和西方世界的交往，把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传播到西方，并且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
希腊人在伊朗地区的统治，对伊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希波战争以及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塞流古王国的统治，使希腊文化如同高山流水般地涌入波斯，希腊语成为政府的官方语言。不仅政府的诏书、法院的诉讼、文告使用希腊文字，就是商业往来的文书簿记也使用希腊文字。安息帝国时期，统治者依然采取了亲希腊的政策，社会上层人物均以精通希腊文化为荣。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希腊社会的许多文化和习俗，成为波斯社会的时尚，在上层社会中深受欢迎，下层社会也纷纷效尤。一时间，伊朗出现了一个“希腊化”时期。考古学家曾在安息最早的古都尼撒发现了希腊式的剧院和希腊喜剧的面具。希腊建筑和装饰风格，也传到了波斯，影响了波斯的建筑风格。波斯首都苏撒的王宫，就有爱奥尼亚石匠参加了修建，而波斯波利斯王宫的许多雕塑，也有希腊的风格。
西方文化的涌入，并没有磨灭伊朗文化的特性，反而促进了它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把它融入本地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丰富了伊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波斯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化、宗教哲学中，都融进了西方文化的因素。而伊朗文化，也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影响。罗马的行省制度，就是从波斯帝国的政治经验中吸取的。著名的罗马大道，其实就是仿照波斯御道而修建的，就连拉丁文中的“公路”一词，也来源于波斯语。而波斯骑兵擅长的运动战和突袭战术，也被罗马人学了去，成为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术。与此同时，西方还通过伊朗文明，接触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如巴比伦的天文立法、医药知识和祆教的善恶二元论哲学思想等。
萨珊波斯的文学成就 到萨珊波斯时，波斯人的文化达到鼎盛。著名的波斯诗人、数学家欧玛尔·海亚姆（公元1048—1131年），以500警句诠释了他对人世、宇宙和生死的态度。波斯成为东方世界的艺术中心，西欧的艺术教师。
萨珊波斯时代的伊朗人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文化成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波斯是一个包括了几十个民族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不同文化的互相吸收和融合，使波斯的地毯和挂毯，图案优美，巧夺天工。传播到其他民族的艺术意识中。
犹太人的祖先和希伯来文明 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初开始，就居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不过，那时他们还不叫犹太人，而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始祖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在这里的？他们与西亚其他塞姆语族人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说不清楚。不过，根据《圣经》的记载，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家族，来自苏美尔的乌尔，他率领族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从两河流域迁入叙利亚一带（当时叫迦南），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河而来的人。一些学者推测，这件事大约发生在汉谟拉比称霸两河流域的时候。希伯来人征服迦南后，从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人那里学会了农业，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
刚到迦南时，希伯来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以12个部落的形式存在。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雅各十二子”。根据《圣经》传说，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同以扫是孪生兄弟，出生时抓住以扫的脚后跟出来。少年时，他用一碗红豆羹换取了以扫的长子身份。以扫长大后，对此耿耿于怀，想除掉雅各。雅各逃往舅父家，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就是希伯来十二部落的祖先。雅各在异乡发达后，携妻儿返回故乡，途中与神的使者摔跤获胜，从此希伯来人便叫做以色列人，意思是“与神摔跤的人”。
后来，迦南发生饥荒，希伯来人一度因为逃避饥荒而南迁埃及，在那里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大约是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由于不堪法老的暴虐和奴役，希伯来人在首领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越过红海，重返迦南。希伯来人历史上的摩西十戒，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公元前12—11世纪，希伯来人受到来自海上的腓力斯丁人的袭击。在抗击腓力斯丁人的过程中，以色列12个部落渐渐统一。后来，犹太部落的首领大卫在统一巴勒斯坦的基础上，建立了古代以色列人的国家。大卫容貌俊美，精明强干，他杀死腓力斯丁巨人戈利亚特，建都于耶路撒冷，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是位英明的君主，他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平富足，王国也达到鼎盛时期。所罗门用了7年工夫，在锡安山上修建豪华的圣殿，用以敬奉犹太教的真神耶和华。接着，所罗门又花了13年的时间，为他自己兴建了宫殿。
由于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加之宫廷生活的奢侈，所罗门晚年，社会矛盾激化，不堪其苦的老百姓爆发了耶罗波安领导的以色列人大起义。耶罗波安一度失败逃往埃及。所罗门死后，他在埃及人的支持下，攻陷巴勒斯坦，洗劫耶路撒冷，使原来统一的王国分裂为犹太和以色列两个王国。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以撒马利亚为首都，统率10个部落，南方的犹太王国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统率2个部落。
公元前722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撒马利亚，灭以色列国。以色列10个部落的人民被亚述人流放他乡，在漫长的历史中消失不见了。犹太王国由于向萨尔贡二世进献了大量金银而未遭灭顶。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取巴勒斯坦，烧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圣殿，并把大量犹太王国的居民迁往巴比伦为奴，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时隔不久，波斯帝国灭新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将囚禁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悉数解放，让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犹太人也就成了整个民族的统称。
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打败了波斯帝国，把犹太人生活的地区也囊括到了亚历山大帝国和以后的塞琉古王国的版图之内。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
公元前170年，塞琉古王安提奥卡斯四世派兵占领耶路撒冷，取缔犹太教，激起了犹太人的不满和反抗。在马加比的领导下，犹太人爆发了反对塞琉古统治的大起义，并建立起独立的马加比王国，存在100多年。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又征服巴勒斯坦，犹太人陷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公元66年，巴勒斯坦北部城市凯撒利亚发生犹太人与叙利亚的希腊人之间的冲突，罗马当局偏袒希腊人，致使冲突扩大，耶路撒冷2万犹太人被杀。这一血腥事件直接导致了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的大起义。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消灭当地的罗马驻军，建立了犹太人自己的政权。公元前70年，罗马皇帝苇伯乡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并将城市夷为平地。城中犹太人绝大多数被杀或被卖为奴。从此，犹太人失去家园，流落到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家。
犹太教 犹太教可以说是希伯来文明的核心。犹太人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两千年的大流散中历经磨难而不散，保持其民族的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宗教观念。
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一样，犹太人最初也盛行多神崇拜，特别崇拜公牛、羊羔和蛇。征服迦南以后，他们接受了迦南土著人对神雅户的崇拜，对它稍加改造，变成了犹太人的神耶和华，这时的耶和华，只是代表风、火、雷、电等自然力的神祇，是众神之中的一个主战争的神。以后，所罗门为它在锡安山上建立了圣殿，把它和国家君主的权威联系起来，耶和华又变成了国家的护佑神。
所罗门时代的晚期，犹太社会政治腐败，贫富悬殊，宗教堕落。不堪赋税之苦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犹太社会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先知”。这些思想深刻、观察敏锐的祭师或普通人，借耶和华之口针砭时弊，鞭笞丑恶，预言未来。他们的活动，对犹太教的教义产生很大影响。在先知们的引导下，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从崇拜威严赫赫的耶和华，转向崇拜专以仁爱为怀的耶和华。但是直到此时，宇宙一神的观念还没有出现。
新巴比伦征服犹太后，沦为异族之囚的犹太人在对重获自由的热烈渴望中，发展出了新的宗教思想和观念，即宇宙一神观念、救世主思想和特选子民思想。耶和华是宇宙唯一的主宰，犹太人是他的特选子民。他通过让犹太人受苦的方式，警告世人不要为恶，并且将派救世主弥赛亚来拯救他的特选子民犹太人。波斯帝国灭新巴比伦后，重返家乡的犹太人，把它看成是耶和华的拯救，在锡安山上重新修建了耶和华的神庙，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宣扬宇宙一神的犹太教也正式形成。
犹太教的经典和主要观念 早期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是《圣经》。犹太人历代先知的话语和自古相传的戒律一起，构成了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的主要部分。先知教义的核心由三部分组成：1.一神论。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其他的一切神都是伪神；2.耶和华是正义之神，他只行善事，世上一切恶都源自人类而非源自他；3.由于耶和华是公正的，他对其以色列子民的道德行为比其他方面更加看重，他不太关心典仪和祭祀，而更要求他的子民“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辩，为寡妇辩曲”。
犹太人自巴比伦返回后，其宗教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末世论思想的出现。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在马加比起义之后，犹太人的思想开始关注他们这个弱小的在政治上软弱的民族在神的世界宏图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开始寄希望于弥赛亚和千禧年。他们相信，上帝会马上派一个救世主或弥赛亚来，他会使犹太人强大起来，并且在末日来临之前、在和平公正的千禧年期间，把耶和华崇拜传遍世界。弥赛亚将主持最后的审判，为恶者将受到永远的处罚。
犹太教的这种宇宙一神观念、末世论思想、救世主思想以及特选子民思想，对犹太人自身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的一神论思想、末世论思想和救世主思想，直接为基督教所吸收，基督教中的上帝及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思想，以及末世审判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而犹太人的特选子民的思想，使犹太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和绝对的排他思想。由此发展起了犹太教中的割礼等具有内部认同和外部排他功能的宗教仪式。这种特选子民的思想还对维系犹太民族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经数千年，一再遭受到迫害、屠杀和驱逐，但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宗教文化认同，自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这是世界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而犹太教以及救世主和特选子民思想，是这个奇迹得以发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流散世界、备受屈辱和磨难的时候，犹太人坚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是不会忘记与他子民的约定的，定会派弥赛亚降临，拯救犹太人，使其获得繁荣。这种精神力量，对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起到了凝聚作用，激励犹太人历逆境而不衰，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
犹太人本来是个游牧民族，并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来到巴比伦之后，接受了巴比伦人的艺术影响，他们建造的神庙，就是对巴比伦建筑艺术的模仿。犹太人的造型艺术也不发达，因为摩西十戒中告诫人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戒律阻碍了犹太人造型艺术特别是人物绘画和雕刻的发展。
犹太人的历史学《圣经·旧约全书》，既是犹太人伦理规范和宗教戒律，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它反映了犹太人自游牧部落生活到公元前5世纪的早期历史。犹太教形成之后，《旧约全书》被奉为经典，在犹太人中流行着一种习俗，似乎在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历史是对圣经的不敬。于是，一般犹太人都不再从事历史写作。因而犹太人的历史学也不发达，流传下来的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著作，仅有约瑟福斯写成的《犹太古代史》和《犹太战争史》，前者系统叙述了自创世纪到公元66年犹太人大起义前夕的历史；后者是对这次大起义的历史记录。这两部史著，为后人了解古代犹太人和《圣经》提供了背景知识。
赫梯人和赫梯帝国 赫梯人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个民族，大约来自黑海以北。公元前2000年初，他们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与当地居民联合，以哈图萨为首都，建立了赫梯人的国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赫梯人不断对外征战，一度成为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公元前1590年前后，在国王穆尔西利斯一世时，赫梯人攻陷巴比伦，灭巴比伦的阿摩利王朝，但未在两河流域驻足。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国王牟瓦塔尔统治时，赫梯为了争夺叙利亚而与埃及新王国之间发生了古代世界最大的一次战争。牟瓦塔尔亲率大军，于公元前1299年，在奥伦河河畔的要塞卡叠什与三万埃及军队展开大战，几乎俘获轻敌冒进的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双方的国力，公元前1280年左右，赫梯国王哈图舒尔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决定停战言和。双方缔结了停战协议。这个条约是现在已知的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条约文本用埃及文、赫梯文、阿卡德的楔形文字写成，刻在一块银板上，并制有副本。该条约文本，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历史上最早的条约文本。
赫梯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很久，约一个世纪之后，曾经强大一时的赫梯帝国在海上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之下分崩离析。到公元前8世纪，残存的赫梯国家为亚述人所灭。
赫梯人的语言、文字和法典 赫梯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古代赫梯人的语言是一种印欧语，其名词和动词的词尾，与其他早期印欧语言很接近。赫梯语主要保存在从古都哈图萨大量出土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上，其内容涉及宗教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赫梯人使用的文字，最初是象形文字，从右向左书写。大部分为表意符号，也有一些表音符号。这些图形文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译读，研究者们认为，赫递的象形文字与埃及的象形文字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后来，赫梯人接受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对它加以改造，用来记录自己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赫梯人的楔形文字也被捷克学者赫罗兹尼等人解读。
赫梯人留下了一部著名的法典——《赫梯法典》，这部法典是在公元前16世纪铁列平统治时开始编撰的。法典制定了王位继承原则，抑制了宫廷内讧，保证了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王国的一套高效率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它能够迅速强大，一度称霸西亚地区。
赫梯人的冶铁技术 赫梯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之一，在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使用铁器。他们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较早地发现了铁，开采了铁矿，发明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使用技术，并且通过与其他民族的贸易，把铁器的制作和使用技术传播到当时文明世界的许多地区。
由于地处小亚细亚这块西亚、北非和地中海的连接之地，赫梯人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居间者，他们的文化是埃及、两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诸文明之间的主要链环之一，而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征战和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和平交往活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航海民族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是地中海东岸的一块狭长的沿海地区，东起黎巴嫩山，南连巴勒斯坦，北接小亚细亚，背后靠山，前面临海。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腓尼基人只能向海讨生活，因而造就了腓尼基人航海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
腓尼基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可能是来自高加索的胡里特人。后来，操闪米特语的迦南人来到这里，与胡里特人混居。腓尼基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后裔。腓尼基人自己认为他们的先世来自波斯湾。
“腓尼基”一名，一是指腓尼基人从贝壳中提取的紫红色的颜料，二是指腓尼基海岸生长的一种棕榈树，最早见于埃及文献，写作“腓尼赫”。希腊人把它称为“腓尼基”，意为“紫红之国”。约当公元前28世纪，腓尼基人开始在地中海沿岸筑城而居，发展起许多城市国家。重要的有乌加里特、毕布勒、西顿、推罗等。这些城邦既因为各自利益和地区霸权互相攻伐，又受到邻近的埃及、巴比伦等大国扩张的影响，势力潮起潮落。公元前10世纪，推罗崛起。在国王希拉姆一世时（公元前969—前936年），推罗大肆对外扩张，曾进军塞浦路斯，远征非洲，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商业政治中心。公元前8世纪末，腓尼基被亚述征服，以后又为加勒底人所控制。波斯帝国兴起后，腓尼基又臣服于波斯，为波斯帝国提供海军。直到公元前332年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
腓尼基人造船和航海技术非常发达。很早就开始了海外殖民，在地中海中部、小亚细亚沿岸、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北非的迦太基、西西里的帕勒摩、西班牙的加的斯和马拉加等地，都建立了殖民城市。由于善于航海，腓尼基人享有“勇敢的航海家”之美称，它的水手常常被大国征用。公元前7世纪，一批腓尼基水手受埃及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的委托，完成了历时三年环绕非洲的航行。
腓尼基人不仅长于航海，而且还精于工商。腓尼基人善于制造玻璃及金属器皿，搪瓷花瓶、装饰品、珠宝、武器制造无一不能。腓尼基的妇女，尤其擅长刺绣，她们的绣品，花样繁多，色彩绚烂，人见人爱。而在所有产品中，紫红颜料更是腓尼基人的专利。借助舟楫之便，腓尼基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地中海、黑海、塞浦路斯、非洲和西班牙海岸，把自己的产品运到这些地方进行销售。为了贸易的方便和安全起见，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不少要塞，著名的有加的斯、迦太基、马塞、马耳他、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在古代，腓尼基人的商业十分兴旺，城镇居民多从事商业，不仅经营本地的产品，还利用它有利的自然条件和航海技术、范围广大的商业网点，从事海上运输和中转贸易，转卖从外地贩来的商品，是古代优秀的商业民族。
长期从事海外贸易，使腓尼基人接触到当时世界的各种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融合各地优秀文化的腓尼基人，把从埃及、克里特人那里学到科学和艺术加以改进，又传授到希腊、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无形之中，成了古代世界的一个文化传播者。
腓尼基人的拼音文字 腓尼基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吸收埃及字母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某些元素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腓尼基人自己的拼音文字，并将这套腓尼基文字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区。
公元前2000年中，腓尼基北部和南部出现了两种文字，北部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影响，字母是楔形的，共29个，都是辅音。南部受埃及文字的变体西奈字母的影响，字母是线形的，共22个，也没有元音。以后，南方的线形字母在吸收楔形字母的某些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简便易行的拼音字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腓尼基字母形成后，向西传到希腊。希腊人对它进行了改造，加进了元音，创造出更为完备的希腊字母。以后，腓尼基字母又有通过希腊传到意大利，演化为拉丁字母和伊达拉里亚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构成了现代欧洲各国文字的来源。斯拉夫文字就是从希腊文字演化而来的。向东，腓尼基字母传到了高加索一带，发展成阿拉米亚字母和希伯来字母。以后，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为厥鲁文、梵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由突厥文又演化出蒙古文和满洲通古斯文。可以说，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字母文字都受到了腓尼基文字的影响。尽管现代学者发现，最初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并不是腓尼基人，而是西奈人，但仅就文字传播这一点，腓尼基人就在世界文化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发源于赤道非洲，全长6648公里。上游的白尼罗河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在苏丹的喀土穆汇合，然后向北蜿蜒流经埃及，注入地中海。古代埃及人的活动范围，是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尼罗河三角洲，全长1200余公里的狭长地区。这个狭长地区又以孟菲斯为界，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埃及和下埃及。上埃及指的是孟菲斯以南到尼罗河第一瀑布的尼罗河谷地。谷地的两侧是起伏的山峦，山外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下的尼罗河大瀑布。下埃及指的是孟菲斯以北至地中海岸边的三角洲地区，这里河川密布，沼泽丛生，缺少天然良港。只有三角洲的东面，有穿越苏伊士地峡到达西奈半岛和西亚的通道。
这种自然地理环境，既为埃及人造成了一道阻挡外族侵犯的天然屏障，使埃及历史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没有间断的连续性，又不至于使它对外隔绝封闭，造成地理和文化上的孤立性。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联系，使埃及较早地与两河流域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吸收一些外来文化，而同时，尼罗河又提供了一条将整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天然纽带，使埃及较早地实现了政治统一。纵贯全境的尼罗河还给埃及带来生命之水，把埃及变成了沙漠绿洲。尼罗河每年七月开始泛滥，九月、十月达到高潮，十一月开始退潮。泛滥期内，上游下泄的洪水挟带着大量的泥土和腐质的树叶草根，淹没两岸的河谷，使土地吸收充分的水分，洪水退却之后，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肥沃而且疏松，十分有利于农业。因此，埃及被称为“尼罗河的赠礼”，很早就出现了定居农业。肥沃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不仅养活了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还创造出了大量的剩余财富，养活了在城市中聚集起来的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尼罗河文化。
古代埃及人的历史 最早的埃及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到目前还没有定论。据推断，埃及人的一部分来自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等地区，属东北非的土著居民含米特人，一部分来自西亚，是西南亚的闪米特人。他们带来了西亚较先进的文化。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闪米特人与含米特人逐渐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闪—含语系人，并且发展了一种新的文明。
从公元前4500年左右埃及出现最早的定居农业开始，到公元624年埃及为阿拉伯人征服止，古埃及的历史经历了前王朝、早王国、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期埃及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王朝时期（公元前4500—前3100年），这是埃及历史上国家从形成、争霸到统一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王朝时期，从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埃及到公元前332年埃及沦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行省，共经历了31个王朝，2768年。第三个时期是希腊罗马统治时期，这个时期从公元前332年开始到公元642年为阿拉伯人征服止，前后约一千年。此后，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埃及的文化，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在与阿拉伯人长期的交往与磨合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融入伊斯兰世界的文化。
古代埃及人就是在尼罗河流域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长卷上，描绘出一幅幅人类文明的绚丽篇章的。尼罗河流域因其古代居民创造性的劳动而荣列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古代埃及人也以其非凡的原创性思维和实践活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许多方面填写了“第一”的纪录，成为许多后来得到发展繁荣的文化成就的先驱。字母表、太阳历、一神教的观念和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就是古代埃及人杰出创造成就中几个最典型的代表。埃及文化经腓尼基、叙利亚、犹太、克里特、希腊、罗马人的辗转传递，融进东西方许多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斯芬克斯、金字塔与木乃伊 在吉萨与大金字塔毗邻的是胡夫之子齐夫林的金字塔，它虽不及胡夫金字塔高，但却有一个长57米、高22米、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狮身人面像雄踞塔旁。古代希腊人称其为斯芬克斯，意为“活的雕像”，它完美地表现出狮子这一百兽之王的沉着、勇敢、猜疑、威严的特性。斯芬克斯究竟寓意什么，是法老塔陵的守卫者？抑或是国王死后其灵魂与神祇结合的象征？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19世纪中期，法国学者马里埃特在南北长约7公里、东西宽0.5—1公里的萨卡拉大墓地发掘出141座斯芬克斯像，从而证实了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里波对斯芬克斯大道的记载。
对于法老和贵族来说，他们不仅仅追求死后的复活，还十分关心来世物质上的舒适和富足，在生前就调集人力和物力，修建坟茔。金字塔和马斯塔巴（一种平顶的长方形的墓葬）便是存放法老、贵族和其他人的木乃伊的地方。古埃及最早兴建的一座金字塔，是第三王朝的法老乔塞尔的阶梯式金字塔。位于距现在埃及的首都开罗24公里远的早王朝和古王国的都城孟菲斯附近的萨卡拉。它是古埃及天才建筑师伊姆荷太普在马斯塔巴的基础上设计的，由六层从大到小的马斯塔巴叠加而成，高约60米，底边东西长121米，南北宽109米。通过甬道而到达的地下墓室有28米深，里面安放着法老的木乃伊。阶梯式金字塔的修建为后来的角锥形金字塔奠定了基础。古埃及最大的角锥式金字塔，是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大金字塔。它高146.5米，边长230米，塔基占地52906平方米。全塔用230万块重2.5吨的巨石砌成。塔内有两个墓室，上面是国王的，下面是王后的。墓室之下还有储藏室。塔的南北两方有通风口，直通墓室，以保证木乃伊不致腐烂。大金字塔坐落于开罗附近十几公里处的吉萨。根据埃及人的宗教观念，日出是生命的开始，日落是生命的结束，因而金字塔都坐落于尼罗河的西岸。从吉萨至上埃及希拉康坡里一带的尼罗河谷地，现已发现分布着大大小小90余座金字塔，形成了一个巍巍壮观的金字塔群。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的兴建，显示了古代埃及人杰出的建筑雕刻艺术、发达的几何学和力学知识，表明了埃及法老君临一切的权威、古王国政权组织形式所能发挥的巨大的管理效能，以及广大人民被奴役和受驱使的地位。今天，木乃伊、金字塔和斯芬克斯一道，都成为埃及古代文明的象征。
古代埃及人重来世轻今生。由于宗教中复活观念的作用，埃及人十分注重来世。他们相信，人死之后，只要保存好尸体，灵魂有寄托的地方，死者就可以复活。因此，古代埃及人非常重视死者的殡仪和丧葬。古代埃及人的人生观在他们的丧葬习俗中得到充分反映。普通人家中若死了一位长者，所有妇女便用泥土把自己的头部和面部涂抹起来，到城中各处巡行哀悼。然后将死者的尸体制成木乃伊，保存在墓室中，期望他的复活。制作木乃伊在古埃及是一门专门的行业，有专门的工匠，而且视死者的身份和富裕程度有多种制作方法。基本的程序是取出内脏与脑子，填入香料进行防腐处理，置于药液中浸泡，然后用细麻布质地的绷带包裹起来，再涂以树胶。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制作就完成了。古代埃及留下的木乃伊数量极其可观。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一万多具木乃伊，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人们在惊呼“木乃伊军团来了”的时候，更对古老的埃及文明增添了几分敬畏，不知道还有多少奥秘至今仍然没有被人们发现。
从多神到一神 古代埃及的宗教发展，处于一个从原始的多神崇拜向一神教过渡的中间阶段。古埃及人最初盛行多神崇拜，他们发展起了一整套的神祇体系。多神崇拜起源于远古时代对图腾的崇拜。前王朝时期的各城市国家（或称州）都有自己的图腾或地方的保护神。如孟菲斯崇拜公牛阿匹斯，提尼斯城崇拜鹰神荷鲁斯，底比斯崇拜牡牛神阿蒙等。除了这些地方神之外，一些代表自然力的神，还受到全埃及人的普遍崇拜，如太阳神拉、河水之神俄塞里斯等。古王国时期，随着政治的统一，国王权力神圣化，埃及的宗教也发生了变化。光芒四射的太阳神拉也从众神之中脱颖而出，上升为最高神，象征着公道、正义和秩序。国王被视为太阳神之子，尊称法老（埃及语中为“神殿”之意），代表拉神君临于臣民之上。太阳神的崇拜具有了国教的意义，但是对其他神的崇拜也没有废止。古王国时期，除太阳神拉之外，另一个很有影响的神是河神俄塞里斯。美丽的尼罗河，是生命的象征，美德的化身，忠诚的体现。她信守诺言，年复一年，给埃及人带来丰收、富足和欢乐。对河神的崇拜，既表达了埃及人对尼罗河的感激敬仰之情，也传达了埃及人对生命和美德的崇尚。中王国时期，对拉神的崇拜和对俄塞里斯的崇拜融为一体，反映了埃及人崇尚美德、憎恶邪恶的思想感情，以及相信来生、相信善必胜恶的乐观人生态度。
埃及的宗教和神祇对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一般认为，埃及的神学和宗教仪式，都是原发性的，影响了希腊、罗马的宗教。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罗马和整个东地中海世界，普遍流行以埃及的神名和埃及的仪式祭祀埃及的神祇。在新柏拉图主义消失之后，埃及宗教的地位开始上升。只是到了公元2世纪，埃及神学才开始为另一个起源于东方的神学——基督教神学所取代。埃及宗教中的许多哲学观念，也为基督教所接受。包括圣奥古斯丁在内的基督教教父们都认为，希腊哲学有很多东西是从埃及人那里吸收来的。
埃赫那吞的一神教观念 一般来说，埃及的宗教与王权是一致的。法老的权威被神圣化，利用宗教施实行自己的统治，执行圣事的僧侣阶层也依附于王权。但在18王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8王朝是在底比斯兴起的，底比斯的阿蒙神得到了特别的尊崇。18王朝一个著名国王吐特摩斯三世本人曾在阿蒙神庙做过祭司，亲政时又受到阿蒙神庙祭司的支持，因而对阿蒙神庙的赠赐特别优厚。阿蒙神成了全国最高神，阿蒙神庙的祭司也位尊势大。不仅兼有维西尔（宰相）这样的高级世俗职务，而且插手王位继承，逐渐构成对王权的威胁。吐特摩斯三世以后，这种矛盾便显露出来。吐特摩斯四世抬出阿吞神，来削弱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以后的阿蒙霍特普三世，也继续崇拜阿吞，并且以世俗官吏取代了担任维西尔职务的阿蒙祭司。阿蒙霍特普四世即位后，与阿蒙祭司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阿蒙霍特普四世禁止了对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的崇拜，封闭了阿蒙神庙，没收了庙产。在埃及全国强制推行阿吞崇拜。太阳神阿吞被奉为唯一的神。为了彻底清除阿蒙的影响，阿蒙霍特普四世将自己名字中的阿蒙字样去掉，改名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光辉”。此外，他还在底比斯以北三百里处的埃尔—阿马那营建新都，取名为埃赫塔吞，意为“阿吞光辉照耀之地”，并赐予新的阿吞神庙大量土地和财富，鼓励人民创作颂扬阿吞的赞美诗。
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在人民当中并没有深厚的基础，亦未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他死后不久，继位的新法老土坦卡吞在阿蒙神庙祭司们的压力之下屈服，更名为土坦卡蒙，意为“阿蒙的化身”，将首都迁回底比斯。埃赫那吞建立阿吞一神教的努力付之东流，埃及宗教向一神教的演化也因此而夭折，但是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却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神教的思想和实践。它对后来的一神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阿吞颂》，尽情地讴歌了太阳神阿吞驱逐黑暗、放射光芒、使万物苏醒焕发生机的功德。《阿吞颂》代表了古埃及诗歌创作的成就，它的优美诗句和抒情风格，对后来《圣经·旧约》中赞颂耶和华的诗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受到古代埃及文化的惠泽，因为他们使用的字母是由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的，而腓尼基字母则是在埃及文字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古代埃及人最先认识到用单独符号代表人类语言单音的价值，发现了字母表音原理，他们创造的字母体系，成为腓尼基拼音字母的基础。
埃及人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由一些表示具体事物的图形符号组成。如太阳、山峰、流水等，都是根据事物的外观创造出来的。逐渐地，一些图形符号被赋予了抽象的意义，形成表意文字，如牛在水边跑表示渴，一群小青蛙表示多。后来，一些图形又演化为专门表示一定的音节，产生了24个表音符号。不同的表音符号组合在一起，形成词组，表达各种意思。这套表音符号系统虽然只有辅音没有元音，还没有演变为真正的拼音文字，但它已经处在从符号文字向字母文字过渡的中间阶段。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正是在埃及24个辅音符号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的拼音文字体系并把它传给了邻近民族的。后来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以及阿拉米亚系统的各种字母，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埃及人在文字方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无与伦比。它的字母是世界上大多数字母文字的最初来源。
埃及最初的文字符号笔画复杂，不易书写，人们便对它进行简化。中王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简写的祭司体，在祭司中通行；公元前8世纪左右，又出现了更简单的民书体，在民间流行。公元前4世纪，托勒密王朝统治时，社会上流行希腊文，埃及文受到排挤，只有埃及神庙里的祭司们还在继续使用。基督教兴起后，原始的埃及宗教逐渐衰落，祭司阶层也慢慢绝迹。埃及文字一度失传。19世纪，法国东方语言学家商博良对尼罗河口出土的罗塞达石碑进行研究，将石碑上的三种文字与埃及纸草文书上的文字相对照，认出了石碑中两种未知的文字是埃及文字的祭司体和民书体，接着，他又根据希腊文与古埃及文的对照，译解了石碑上的碑文，并且将罗塞达碑文与菲累岛上发现的方尖碑铭文相对照，解读了埃及文字的祭司体。以后，德国学者布鲁格斯又解读了民书体。从此，古代埃及的文字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天书。由此诞生了一门新的研究古埃及的学问——埃及学。
埃及的文学与史学 古代埃及的文字，一般都写在纸草上或镌刻在石碑上。纸草是下埃及沼泽地区出产的一种类似于芦苇的植物，其叶平展宽阔。人们将它采来压平晾干，用草汁制成的墨水在上面书写。这就是埃及的纸草文书。碑刻铭文和纸草文书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保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歌颂神祇的宗教赞美诗、祝福法老死后复活的诗歌，启迪教育后代思想行为的箴言，起源于口头创作的故事等，它们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古埃及人的社会生活、政治观念、哲学思想和文化成就。中王国时期写成的《一个能说会道的农夫的恳求》，叙述了一个聪明的农夫智斗仗势欺人拦路抢劫的达官贵人的仆役的故事，并通过农夫的恳求表达了君主必须为臣民的利益施行仁政、主持正义、使人民安居乐业、兴旺发达的思想。而《祭司安虎与自己心灵的谈话》，则表现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教育年轻一代的思想。此外，《阿比多斯王表》、《卡尔那克王表》、《伊浦味箴言》、《吐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赫梯国王哈土什尔和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同盟条约》、《帕勒摩石刻》等一大批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统治埃及的各个王朝的世系、国王的业绩、埃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记述了埃及的宗教、贸易、对外战争情况，以及埃及社会的动荡和变化。古埃及人已经有了历史意识，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
辉煌的建筑和艺术成就 埃及建筑的风格是宏伟壮观兼具华贵。最能反映埃及建筑艺术水平和风格的是金字塔、神庙和宫殿。乔塞尔金字塔附属建筑物上的各种柱式建筑，对后来埃及和其他民族的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希腊多利安式建筑的石柱上，就有埃及这种风格的影子。中王国法老孟图霍特普二世的陵庙，成功地将金字塔与庙宇结合在一起，成为埃及杰出的建筑物。对后来的新王国时期的建筑、特别是神庙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艺术是埃及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部分。埃及的绘画和雕刻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几何形式的规整表现出对自然的细致观察。所有的绘画、雕像和建筑作品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即把要进入画面的东西尽量完整地表现出来。中王国时期的贝尼·哈珊地方州长墓葬里的壁画《草丛里的野猫》就十分出色，此外还有三个女音乐家等。新王国时期的许多壁画，上面的游鱼、走兽、飞禽、奔牛都栩栩如生。雕刻艺术也十分出色，第六王朝法老培比二世像和埃赫那吞的妻子涅菲尔提提的半身胸像，还有20世纪初出土的土坦卡蒙和他妻子的雕像，都体现了埃及艺术稳定、质朴、和谐的风格。
天文学与历法 埃及人在远古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天象，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在新王国时已知道40多个星座。他们很早就发现一些天体运行的规律，知道每当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出现于地平线上，尼罗河就开始泛滥。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并且按照河水涨落和庄稼生长的规律，把一年分为3季：来水季、播种季和收割季，每季4个月，每月30天，年终再加上5天。这样，一年就有12个月，365天。埃及人的这个历法，是历史上第一个太阳历，它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仅相差1/4天。后来罗马的儒略历就是在埃及太阳历的基础上修订的。1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里又在儒略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产生了“格里高里历”，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普遍使用的公历。它也是古代埃及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个杰出的贡献。当代一些专家从天文学方面对金字塔进行研究时，也意外地发现了金字塔在建立的方位和内部通道等方面都与天体的运行有一种关系。
印度古代文明的发现 1922年，考古学家在印巴次大陆的信德地区一个叫做摩亨佐·达罗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市的遗址。同年，在西北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帕也发现了古城的遗址。以后，在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区域内，先后发现了100多处大大小小的古代城市的遗址，经碳14法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1700年。这些城市遗址有着统一的文化内涵，普遍发现了红陶器皿、青铜器物、雕塑、砝码和文字印章等实物，考古学家把它们命名为哈拉帕文化。
哈拉帕文化 尽管仍然是农业文明，但是哈拉帕文化发达的城市建筑，却令人拍案称奇。笔直的城市街道，精心设计的居民住宅、发达的城市排水系统和规模可观的公众设施，都表明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独特风格，城市生活已达到很高的水准。
哈拉帕文化的城市规模都很大，由城堡和下城两部分组成。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划布局的。在卡利班根，南北向街道中的一条主要街道宽7.2米，其他南北向的街道跨度为该街的3/4，横街和小巷又是南北向窄道的一半或1/4。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房屋建筑物都是窑砖砌成。普通房屋都有庭院，庭院四周有4—6间起居室，此外还有一间洗澡间和一间厨房。大的房屋有20—30个房间，还有楼梯，表明是楼房。多数房屋都有自己的水井供应淡水，此外还有公用水井。污水通过用窑砖砌成的地下排水沟排放。排水沟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入口，以便清理。除普通民房外，还有大浴室、学校、粮仓和会议厅等公共建筑。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5米。南北两边都有台阶下到池底。浴池底部和四壁使用涂胶泥的灰泥板以防漏水，四壁还加了一层防潮湿的沥青。围绕浴池四周是用柱支撑的走廊，有通道通向一系列可称之为“更衣室”的房间。在大浴池的西南边是粮仓，长55米、宽37米。城堡内还有一座大型建筑，占地超过750平方米，它由20根砖砌的方柱支撑。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个巨大的建筑物是城市的会议厅。
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城市的居民已经通过海路与外界有了交往。在距阿拉伯海坎贝湾不远的洛塔尔城市中，发现了一个船坞遗址。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在印度古代城市的遗址中发现了来自伊朗、两河流域的天青石、绿松石等宝石和别针饰物，属于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和印记在两河流域的乌尔、苏撒、拉迦什等地也多有发现。这说明古代印度河流域和西亚两河流域之间已经发生了贸易联系。
哈拉帕文化的造型艺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人与动物的雕像表现出印度河流域古代居民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其中，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蓄胡男子像尤其引人注目。雕像的主人公被认为是一个祭司，深沉的双目和宁静的表情，显示出冥思苦想的神情。在哈拉帕出土的一尊舞者像，一条腿盘绕在另一条腿上，其翩翩舞姿表现得栩栩如生。即使与两千年后的希腊雕像相比也毫不逊色。
哈拉帕文化之谜 创造了哈拉帕文化这样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人是谁？哈拉帕文化城市中的大浴池究竟有什么用途？哈拉帕文化的居民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萦绕在研究者的心头。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获得确切的答案。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印度河流域的这些古代城市，是由印度河流域最古老的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的。但达罗毗荼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有什么人种特征，使用何种语言，也没有确切的结论。一些印度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是由多种来源的部落混合而成的。
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逐渐衰落下去了。大的建筑物为小房屋所取代，街道和排水设施遭到破坏。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衰落？是外敌入侵还是自然灾难？人们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认为它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有关。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首先，雅利安人入侵是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事情，与哈拉帕文化开始衰亡的时间相差了几个世纪；其次，在发掘的遗址里也没有发现外来文化紧叠在印度河文明之上的证据。另一种说法将哈拉帕文化的衰落归之于水灾。这种解释可能部分属实。因为在摩亨佐·达罗和洛塔尔都发现有洪水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所有的城市都毁灭于水患似乎也不尽然。大概是洪水造成的灾害使摩亨佐·达罗等一些城市毁灭，哈拉帕文明的力量由此而开始衰落。剩余下来的城市因未能阻挡住来自北方的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南部土著居民的同化，而彻底地衰亡了。目前人们还不能对哈拉帕文化衰亡原因作出确切的判断，这还有待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 公元前1500年后，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取道阿富汗、越过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雅利安人属于印欧语系，皮肤白皙，鼻梁高耸。他们的入侵遭到了土著居民顽强的反抗。双方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战斗。雅利安人的文献中把土著居民“达萨”（意为敌人）说成是黑皮肤、扁鼻子、说邪恶语言的人，可见他们的外表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有明显的差异。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雅利安人才征服了土著居民，占领了印度河的中上游以及恒河、纳巴达河流域。以后，雅利安人从土著居民那里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地进入了文明时代。
种姓制度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雅利安人原始部落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化成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三大等级。随着对土著居民战争的胜利，雅利安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将黑皮肤的土著居民看作下等人，拒绝在社会职业上与他们混合，划分了种种等级的界限，逐渐发展起了四大世袭种姓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组成，即祭司等级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农民手工业者吠舍，第四等级首陀罗则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达萨。这就是对印度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种姓制度的由来。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人不可避免地与土著居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合，但各种姓之间的界限却被保持下来，在四大种姓之外又产生了贱民旃陀罗这一种姓，并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种姓。种姓制度有三个典型特征即职业世袭、种姓内部通婚以及各种姓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种种禁忌和限制。它们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印度社会的一大特征。
婆罗门教 雅利安人原来盛行自然崇拜，相信万物有灵。雅利安人最早的文学作品《吠陀》中保留了许多自然崇拜的记载，如雷电战争之神因陀罗，天神梵伦那、火神阿耆尼、太阳神弥陀罗等。随着国家的兴起和种姓制度的形成，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渐发展成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保留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神崇拜，但神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天神梵伦那成了法律的象征，战神因陀罗成为贵族和王权的保护神。在众神之上，又产生了主宰整个宇宙的最高神梵天。婆罗门教以雅利安人古老的文献《吠陀》为经典，祭司们掌握着对《吠陀》的解释权。他们通过关于法、因果报应和灵魂转世的教义，宣传社会分成四个种姓是梵天的意志，种姓之间的高低贵贱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只能服从梵天的意志，安于自己的种姓，服从现行的法律和秩序。以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婆罗门自己，则通过掌握着的宗教祭祀权力，为自己谋取世俗利益。
释迦牟尼和佛教的诞生 公元前6世纪，由于波斯人侵入印度西北部，印度文明的重心移到了恒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北印度形成了16个大国，重要的有居萨罗、伽尸、摩揭陀、吠舍罗、跋祈等。其中势力最盛者是摩揭陀，在国王频毗沙罗时（公元前544—前493年），摩揭陀崛起为霸主，国都华氏城成为恒河流域的繁华都市。经济的发展和列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使出身刹帝利的军事贵族和吠舍上层大工商业主的权势大增，他们越来越不满于婆罗门种姓的专横和自己的低下地位，公然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发起挑战。而身居社会中、下层的吠舍和首陀罗，也深受频繁战争之苦，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态度。印度社会普遍兴起了反对婆罗门和种姓制度的运动。这种剧烈动荡的局面，为各种思想的互相砥砺和交锋提供了社会大舞台。印度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社会不同集团、种姓和阶层的哲学、思想、宗教、教派等“外道”有96种之多。佛教便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宗教。
佛教的创立者是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释迦牟尼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北印度的释迦部落，其父首图驮那（净饭王）是北印度一个小国迦毗罗卫的国王。乔达摩自幼生长在王宫，生活优裕，深得父爱。净饭王为了让他继承王位，建立功业，让他选修了哲学、文学、算学、艺术、骑射等课程。直到29岁之前，他都过着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带给他的荣华富贵生活。但是，生性喜欢沉思的乔达摩，对世间一切善恶、人的生老病死都有所感悟。29岁上，乔达摩出家修行，35岁时彻悟人生和世界，开始在北印度一带传播自己彻悟得来的思想和观念。此即佛教。新的佛教宣扬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和种姓制度，反对梵语的神圣性，传教用语使用的是通俗的方言，因而在印度社会很快获得成功，不仅在社会下层有广泛的信徒，而且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成为印度社会最有影响的宗教。
释迦牟尼时代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是“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的基本内容是道苦果。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等。集谛是说苦因。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欲望和贪婪。有欲望就有行动，有行动便造业，形成苦果。灭谛是脱苦之道。那就是去除欲望，寻求解脱。道谛讲的是修行，即解脱的途径。
释迦牟尼本人直到去世都不承认自己是神，拒绝人们对他的崇拜。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除了精神影响和行为之外，他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对弟子和公众讲道，而且用的是摩揭陀、居萨罗等地的方言。公元前483年，释迦牟尼圆寂后，其弟子500多人集会，根据记忆，将他的口传教义和平生言论加以汇集，编成佛法，成为佛教的经典。这种汇集佛法的行为，在佛教史上称为“集结”。这个过程经历了好几个世纪，流行于世的佛教经典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至10世纪这一千年间形成的。
佛教的全部经典分为三藏和密典等四个部分。三藏是律藏、经藏和论藏。律藏是戒律集，主要是用以约束佛教隐修士寺院生活和行为的规范和戒律；经藏是教言集，是以对话或宣讲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的言论，是了解佛教基本教义的原始资料；论藏是对经藏的解说，是一部对教义进行系统的哲学阐述的论集。密典是最奥秘的经典，主要论述的是礼仪和瑜伽。此外，律藏和经藏还包括了许多释迦牟尼那个时代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知识以及人们的精神希望与恐惧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印度古代文明、文化、历史、社会和宗教等的最丰富的资料。
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传统认为，印度的佛教从释迦牟尼圆寂到1197年那烂陀寺被毁，经历了小乘、大乘和金刚乘三个发展阶段。小乘即小车、小道的意思，因仅仅宣扬个人的自我解脱而被后来的大乘佛教这样称呼。小乘主张个人苦修，把精神生活与修行生活完全等同，在俗信徒只要遵守基本的戒律，崇拜佛舍利、供养僧人，便可积聚功德，获得再生，其最高境界就是证得阿罗汉果即脱离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至于阿罗汉与佛的区别，只是获得功德与神力的先后问题。大乘的字面意思是大车、大道，因其宣扬普度众生而得名。大乘认为，小乘并没有错，只是不充分而已，是佛向那些资质较差的信徒们传授的，他们不会对佛的实质大彻大悟，只有大乘才真正体现了佛教的卓越光辉。大乘认为，证得阿罗汉果只是修行道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高成就，最高的目标是要证得佛果。在大乘看来，佛不仅是一位觉者，而且是宇宙背后的真理和实在的象征。大乘崇尚的理想境界的菩萨，即经过千万次生命、修持六度或十度，为一切有情众生而渴求佛果的勇士。金刚乘的意思是无坚不摧的“霹雳”与“金刚”。金刚乘认为，修行到最高境界，就可以摧毁一切障碍，达到与宇宙完全一致、不受任何束缚、能够操纵自己内心和身外宇宙力量的境界。金刚乘的主要特征是瑜伽和魔法，主张集中力量修炼极玄奥的瑜伽功，并且依赖法师传递法力。小乘、大乘、金刚乘这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存在上并不是互相排斥或取代的。后期的“乘”出现后，早期的“乘”依然独立存在，而后期乘也吸收了早期乘的因素。
佛教自形成之日起，便通过佛陀及其弟子的宣讲活动在印度迅速传播。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统一了印度，把佛教定为国教，并且企图把全印度佛教化。他在首都华氏城举行了佛教史上的第一次“集结”，对佛陀的教义进行了一次完整而可靠的编集，并且派出佛教僧侣向国外传输佛法。从阿育王时代开始，佛教向外传播。在东南方向，它传播到斯里兰卡，经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西北方向，它传入中亚、阿富汗，并沿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在东汉明帝永明7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经中国又传入朝鲜和日本。近代以后又传入欧洲和美洲。
犍陀罗艺术 公元1世纪初，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人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统治时（约公元78—102年）达到顶峰，其辽阔的帝国西至喀布尔，北至疏勒。迦腻色迦和阿育王一样积极推崇佛教，使佛教声势大振。
贵霜帝国与波斯、希腊等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深受这些地区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贵霜帝国时期，佛教打破了早期不拜偶像的传统，开始刻画佛陀的形象。贵霜帝国发行的货币上不仅铸着摩尼教、希腊宗教诸神的形象，而且还有身着希腊服装的佛陀形象。在贵霜帝国的边境城市犍陀罗，佛教艺术在希腊艺术的影响下兴旺发达。工匠们用希腊艺术风格表现佛教的内容，刻画佛陀的形象。这种将希腊艺术手法与印度文化融于一体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奠定了后来佛教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
印度教的兴起 公元4世纪，月氏人统治的贵霜帝国被摩揭陀地区兴起的芨多帝国所取代。在月护王和超日王统治时期，芨多帝国囊括了整个北印度。芨多帝国极盛时期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为文化的昌盛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印度产生了杰出的文学家迦梨陀娑、毗沙迦达多和苏陀罗伽等。
芨多帝国以后，印度又陷入四分五裂。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印度经历了一个小国林立、外族入侵的动荡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雅利安人的文化在德干高原和泰米尔平原得到迅速发展，种姓制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陀罗种姓中出现了不同的职业集团“阇提”，而在四种姓外，又出现了受到各种姓歧视的不可接触者“哈里真”。
芨多帝国以后印度社会这种动荡和征战局面，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和人们的宗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被看作正当的事业、刹帝利的天职。佛教关于众生平等观念和对和平的呼吁，逐渐被社会淡忘。佛陀的思想和佛陀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对一般印度人来说，由于太高尚而不可企及。于是，印度人又悄悄地回到他们熟悉的古老神祇那里。公元8世纪，在吸收、融合佛教和耆那教的基础上，原始的婆罗门教演化为印度教。9世纪，印度教成为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一度兴盛的佛教在印度逐渐走向衰落。
在印度教形成过程中，南印度的一些婆罗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为基础，撰写了大量文献，对经文进行解释，从而发展了印度教的神学、哲学思想以及政治伦理观念。其中的许多内容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往事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保存。
秉承婆罗门教的万物有灵论和多神崇拜传统，印度教崇敬的主神有三个：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原始婆罗门教中主宰整个宇宙的最高神梵天，地位已大不如前，除了创造世界之外，没有什么作为；毗湿奴是主持世界之神，湿婆是破坏世界之神，而其他诸神，则为湿婆和毗湿奴的化身。
吸收了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说和佛教的造业轮回思想，印度教也宣扬因果报应和灵魂转世。在印度教神学中，灵魂既不是从生开始，也不是以死结束，而是从生命走向生命。人的生命只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生命连环之中的一个环节。人和动物，甚至众神都是这个连环中的一环。每一个人在此生的命运都是由其前世的作为所决定的，而他在此生的作为又决定着他在来生的命运。灵魂通过正在死亡的肉体和正在衰败的人世进行着漫长的生命历程。而修行、赎罪正是摆脱来世厄运的有效途径。印度教的这种善恶、生死轮回说，极大地巩固了印度社会的伦理规范，它为人们自律向善、杜绝恶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力，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
受造业轮回思想的主宰，印度教主张非暴力、不杀生、提倡素食和自我克制。印度教并不认为在一切情况下使用武力都是不道德的，《薄伽梵歌》中就有强调武士义务和国家权力的内容。但是，在印度教中，杀生的权力被严格地限于自我生存和防御的界限内，习俗允许人们食肉，但更提倡素食。而在举行宗教祭祀的日子里，是严格禁止食肉的。
印度教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各种各样的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社会礼仪和习俗，如出生仪式、婚丧仪式、素食传统和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等。这些宗教礼仪和传统习俗，给印度社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更使印度的文化独具一格，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大放异彩。
古代印度的文学 古代印度的文学成就，以《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为杰出代表。《摩诃婆罗多》全诗有10万颂20万行之多，相当于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的8倍。《摩诃婆罗多》讲的是婆罗多族的后裔般度族与持国族之间为争夺居楼王位而发生的一场大战。般度和持国是一对兄弟，都是居楼王国的王子。盲兄持国根据法律不能继承王位，不得不将它让与弟弟般度。般度死后，其子坚战被立为王储，持国借摄政之机攫取大权。野心勃勃，工于心计的持国之子难敌，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赌博，赢得了王位，将坚战和他的兄弟流放。坚战一行兄弟五人在流放的12年中历经艰辛，后来成为婆磋国国王毗罗陀的仆役，逐渐积聚起势力。羽翼丰满之后，坚战便派出使者黑天去婆罗多，要求难敌归还国土。遭难敌拒绝后，双方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大战，战争进行了18天，直杀得天昏地暗。最后，坚战采用了黑天的计谋，打败了持国族，重新获得王位。后来，坚战在得知黑天惨死后，把王位传给了弟弟阿周那的孙子，到喜马拉雅山隐居。
作为古代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不仅记叙了般度和持国两族的战争过程，而且也表现出了对这场兄弟相残的悲剧的伦理思考，在描述战争的同时，也阐发了古代印度的哲理。其中第六章“薄伽梵歌”，就是对印度教的经典《奥义书》中有关社会生活内容的韵文解说。它强调，婆罗门的义务和职责是学习和祭祀；刹帝利种姓的责任是作战、统治和保护臣民；经商、务农、促进社会经济福利是吠舍种姓的义务，而首陀罗种姓的义务就是服侍上等种姓和从事杂役。社会分成四个种姓是神的意志，各个种姓都应该严格履行其社会生活地位所赋予他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和平。《薄伽梵歌》因其内容被印度教奉为经典，而其优美的韵律，深奥的哲理，也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伟大的哲学诗篇。
《罗摩衍那》约两万四千颂，5万行，是印度诗圣蚁蛭根据民间传说和诗歌整理编写的。它描写了居萨罗国王子罗摩和他的妻子悉达的事迹，特别是罗摩远征锡兰的故事，反映了雅利安民族向南部的扩张。两大史诗充满了神话传说和英雄颂歌，成为后世印度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许多情节被用来做小说和戏剧的主题。同时，史诗的内容也随着印度文明的传播，流传到东南亚各地，对那里的戏剧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印度诗圣迦梨陀裟，以温柔敦厚的风格而受人赞赏，他的抒情诗《云雀》，描写了远离爱人的情人如何心烦意乱，托天上的白云带去对远方情人的问候。除了抒情诗以外，迦梨陀裟一生还创作了三个剧本：滑稽剧《摩罗维迦和火友王》描写的是宫廷艳事和趣闻，情节可笑；音乐剧《广延天女》描写了吠陀中的呼洪王和优哩婆湿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具有浓厚的抒情成分；三部剧作中最著名的是《沙恭达罗》，剧中人物沙恭达罗公主和德福香塔王的爱情故事，情节跌宕，动人心魄。该剧不仅在印度极受推崇，而且饮誉世界文坛。迦梨陀裟的剧作把古代印度的戏剧推向了一个高峰。
除诗歌、戏剧之外，古代印度文学形式还有故事和小说，著名的有记述佛陀生平事迹的《佛本生经》、宣扬轮回观念的寓言小说《人生寓言》，还有描写尘世生活的小说《鹦鹉故事70则》等。《鹦鹉故事70则》中的许多故事被译成波斯文，传到了阿拉伯和欧洲。阿拉伯人的小说《天方夜谭》就吸收了很多印度故事的成分，脍炙人口的水手辛巴德的故事最早就源于印度，经《天方夜谭》传到了欧洲，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流传。16世纪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先驱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其理想之社会时，也使用了一些古代印度小说的主题。
科学和技术 孔雀王朝时代，旃陀罗芨多国王的首相考提利亚写了一本著作《政事论》，不仅记述了公元前4世纪孔雀帝国的政务和历史，还记述大量有关古代印度陆路和海路交通、农业和灌溉、矿石和采矿、植物和药物、兵器和机械装置等内容。1909年，该书被学者们发现，成为现代人了解古代印度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政事论》中提到，印度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灌溉渠和人工水库，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就修建了大型的水库。公元初，已经有了用于清新空气的转动洒水器和旋转木马用的齿轮。
古代印度的科学擅长分类法，依靠知觉和经验积累而形成，与希腊人的依靠演绎法分门别类截然不同。分类的概念和方法，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使古代印度科学的某些方面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世界科学史上居有一席之地。
古代印度人对数学有很深的造诣，不仅很早就有了“0”的概念和“10”进位制，而且很早就开始用10的幂来表示非常大的数。在《吠陀》、《梵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就出现了这些大数的幂。古代印度人最重要的一部数学著作是《准绳经》，它系统地记述了古代印度的几何学成就，内容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作图、边与对角线的关系，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和圆形的作图，与正方形和长方形面积相等的三角形的作图，等等，并且把2 的平方根计算到1.4142156……离现代数学的偏差只在小数点后的第六位数。
到中世纪，印度的数学已经发展起了两大研究领域：根数算法和因数算法。根数算法主要包括算术和测量，因数算法主要涉及代数方程式的解法。印度人抛弃了古希腊托勒密计算圆弦的算法，发明了正弦的计算方法，从而创立了三角学，并且发展出了解析几何。
受其宗教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古代印度的医学发展出了一种生命呼吸现象的理论。古代印度人认为，人体健康状况的维持，依靠三种体液——黏液、胆汁和气息——保持正确的比例。在三种体液中，气息具有重要意义，它支配着身体的原动力。正确的体液比例取决于适当的饮食，饮食不当会导致体液的比例失调，产生疾病。因此，古代印度的医学非常重视食物的成分，认为某些食物中的要素与体液中的物质是一致的。并且用各种植物配制具有特定疗效的草药。
古代印度人已经积累了对疾病的丰富认识。《吠陀》中提到的疾病有腹泻、热病、浮肿、结核、肿瘤、脓肿、麻风和皮肤病等。《佛本生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而成书于公元1—2世纪的《阇罗伽本集》，为贵霜帝国迦腻色迦国王的御医阇罗伽所撰，是对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印度医学成就的集大成。8世纪，婆拜他继承了阇罗伽的医学传统，撰写了《八科精华集》，系统地论述了印度医学的八个方面。
天文学 古代印度的天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太阳悉昙多》中。《太阳悉昙多》为6世纪天文学家彘日所著，共14章，分别论述了行星的位置、运动、速度、方向、地点和时间；行星的会合；星座、偕日升和偕日落，月亮的升落；星象、宇宙和地理，天文测量器，如浑仪、漏壶和日晷；计算时间的方法等内容。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太阳悉昙多》虽然吸收了希腊人的天文学知识，但其特征仍然是印度的。彘日不仅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论述各种天文现象，而且保留了许多印度的传统因素，其中对时间的计算和划分，表现出了典型的印度风格。
印度文化的影响 伴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和受帝王野心驱使的武力征服，印度文化传播到周边的广大地区，对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佛教通过中国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也是在公元1世纪，印度文明开始越过孟加拉湾，传播到东南亚的岛屿和大陆。到5世纪，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地区，都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许多东南亚语言，如马来语和爪哇语等，包括了大量梵语和达罗毗荼语的词汇，泰语字体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东南亚一些国家关于王位和权力的概念，与印度教的政治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民族传统舞蹈和民间戏剧，也常常可以见到罗摩、悉达这些印度神话人物的影子。印度文明对东南亚民族的这种影响，广泛而深刻。虽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已经融入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他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直到今天，印度文明影响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辨。
随着佛教的传播，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发展起具有不同风格的佛教文化，修建了许多佛教建筑。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婆罗浮屠，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婆罗浮屠萃塔波，又叫千佛坛塔，大约建于公元800年，其建筑风格和雕刻的图案花纹和整个建筑的装饰主题，都与印度宗教教义有密切的联系。另一世界著名佛教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更是如此。大约5—6世纪，柬埔寨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12世纪高棉王朝国王阇耶跋摩七世热心于小乘佛教，曾动员了30万人，花了十年时间，修建了吴哥窟、巴扬寺和佛塔等建筑。当然，这些东南亚建筑遗迹，并不纯粹是印度原型的翻版，它们在吸收印度文化风格的同时，都带有明显的东南亚情调。（王建娥）
文化源头与文明发生 虽然中国是不是人类起源地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则是无可争议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就已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了距今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牙齿和头骨化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继续发掘出多个猿人化石遗址。这些化石的年代距今均在数十万年以上，其中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元谋猿人”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而1985年在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已达200万年，成为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这一事实预示着中国很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古人类遗迹，甚至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找到更早古人类化石的国家。除此之外，分别属于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文化也已发现了六七百处。这些旧石器文化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除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属于内地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遗存外，现在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也都有大量发现，甚至在海拔4500—5000米的藏北地区和远离大陆的台湾也都出土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多种石器。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表明，中华大地是一片孕育人类文化的沃土，是古人类生长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且，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发展过程又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化特征和体质特征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就是当今中国境内居民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就在远古的中国大地。文明是对野蛮的跨越，但它的发生则是在野蛮社会中孕育的，而直接完成这种孕育的就是承接旧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文化。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还基本是一种点状分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便骤然增多，仅目前发现的就已达7000多处，且分布广泛，形成明显的带状分布。这些分布带主要缠绕在黄河、长江等大河流经的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考古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系统的直观显示。
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的普遍运用和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其中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人类从对自然的依赖走向自觉的改造，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以前即产生了农业，在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粳稻、黍和粟，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大豆以及世界上常见的100多种蔬菜有一半原产于中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先民就已开始驯养某些野生动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马、牛、羊、犬、鸡和猪等所谓的“六畜”就已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各有侧重地普遍饲养了。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也是最早饲养家蚕的国家。距今5500年前，家蚕便已在今山西、河北一带开始得到饲养。
中国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现今人们所见的甲骨文是在商代得到运用的成熟文字，而它的产生和前期发展则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和夏代。关于汉字的萌芽始于何时，多数学者都认为当从新石器时代各种陶器上刻画的符号算起。这些陶器上的符号出现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到了夏代，与商代甲骨文相近或成型的文字就十分明显了。中国古籍中有所谓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而黄帝所处的时代正是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这是与从新石器文化考古中反映出来文字的起源情况相吻合的。文字是文明的传承载体，也是文明产生的主要标志之一。汉字的发明显示着中华文明的形成。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萌生了最初的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医药学知识，宗教意识、审美观念，也创造了诸如舞蹈、音乐、造型、绘画、雕塑、岩画、玉饰和漆器等极为丰富的艺术形式。这些知识、观念和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灿烂中华文明之滥觞。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证明，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公元前21—前16世纪），它是由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演化而来的文明成果。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不是唯一的摇篮。1979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多年的一处大型祭坛、一座女神庙和数处积石大冢群。遗址的规模、布局和出土物品反映出，在中原文明中心之外，这里也曾是一个文明中心。这一事实使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了更为确凿的证明，同时也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如此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很可能还蕴藏着另外的文明起源中心。中华文明有着多源发生的特点。
古代中国同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但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她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自产生之日起，这个文明便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她的高度创造力、深邃智慧和丰富蕴涵不但滋养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影响到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明。这一点，已为世界所公认。
先秦的民族融合与诸子百家 先秦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夏、商、周三代的概称。这一时期是中国国家社会的早期阶段，也是华夏民族形成并与夷、蛮、戎、狄等各少数民族相互影响融合，并在思想文化上留下了灿烂业绩的时代。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时间约为公元前23世纪至前16世纪，它的统治民族是夏族。夏族，后称华夏族，是由承接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黄帝、炎帝和其后的颛顼、喾、尧、舜、禹等族系部落长期发展的结果。不同于夏族的民族在文献中多以“夷”名出现，如莱夷、淮夷、风夷等，但也有例外，如析支、渠搜、有苗等。这些民族多数较夏族落后，因此常常承认夏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贡纳方物。夏与四方民族联系最多的是东部的夷和南方的有苗或三苗。东夷的社会发展水平与夏族相差无几，与夏族保持着长期的民族交融关系，而与三苗则有较多的战争。
夏衰商兴。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已是发达的国家社会，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表现出的杰出成就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商人的族属在他们统治的数百年间是有所变化的。因为他们的原居地在夏朝统治区东北，又与夏族有别，当是属于东夷族系的。但是当他们接管了夏朝的统治，投身于夏族文化区域之后，便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族属，融入已经形成了的华夏民族之中了。与夏朝一样，商朝统治区周围也分布着许多的部落，商人称他们为“方”或“邦”，商人与这些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但也有经常不断的战争。甲骨文中保存着大量的这类战争的记录。当然，多数的方国比较弱小，他们因此而臣服于商，而有些则被商国所灭。
周朝绵延近800年，期间又可分为西周（公元前1066—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1—前221年）两个时期；而东周又被划为春秋（公元前771—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6—前221年）两个阶段。周代的华夏族呈现迅速壮大的趋势。执政以前的周人原本即是夏族的一支，建立周朝后又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增强了华夏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中的大部分都是华夏族成分，有些原本不属于华夏的诸侯国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最后也成了华夏族的成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其表现就是周边或与华夏族杂处错居的所谓“蛮”、“夷”、“戎”、“狄”大量地融入了华夏族。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大大扩充了华夏族的范围和规模，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相对应，中国的思想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这一时期，标志生产力水平的铁器开始得到了广泛使用，经济形态由领主制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民间。与此同时，诸侯征战、“礼崩乐坏”、政治变故频生。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又争相礼贤下士，因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游说四方的文人学士。他们适应不同的社会需要建立了多种学说流派，且在相互批评和论战中完善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思想学术十分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古希腊相媲美的思想文化繁盛期，中华民族的古代智慧和深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和多种学术流派的概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以下几家。
儒家：是由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个分支，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两派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孟子的学说至宋代以后被看作是儒学的正宗。儒学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反对刑杀，在哲学上主张“仁”，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天道观方面，“畏天命”，但又“敬鬼神而远之”。历史上，尤其是两汉和南宋时期的思想家对儒家学说作了重大的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涉及伦理、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到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且影响力也大大超出中国的范围，辐射到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老庄哲学：“老庄”指老子和庄子。老子第一个提出“道”的概念，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万物都由“道”派生；认为事物总是包含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它们又彼此相互联系和可以转化；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被东汉以后形成的道教奉为始祖。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又以相对主义为特征，认为事物都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而事物的变化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消长，一切都是相对和可以转化的。庄子的哲学思想为以后的玄学、佛学和理学所吸收，影响很大，而其代表作《庄子》又因其独特的寓言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兵家：创始人是孙子，《孙子兵法》是他总结战争经验而写成的不朽兵家名著。原著有82篇，现仅存13篇。孙子认为，政治的修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提出并阐明了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对立的条件会相互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少可胜众，弱可胜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之敌等一系列用兵思想。孙子理论因见解之精辟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遵行，近代以来也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看重的军事原则，甚至在当代还成为一些企业家研讨经济战略的教科书。孙子的后代，战国时的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继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理论。其所著的《孙膑兵法》早已佚失，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重新发现。孙子和孙膑的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杰出代表。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而得名。李悝、商鞅和申不害是法家的前期代表，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建立起了完整的法治理论，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在政治上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强调要用重刑厚赏来建立统治秩序；在统治手法上提倡法度、强权、权术；在思想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儒家学说；在历史观上厚今薄古，强调“法后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法家理论注重实际，严酷而实用。因此为当时许多诸侯国所采用，秦国即以韩非子的学说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西汉以后历代虽都推崇儒家，但实际上仍多是“外儒内法”，儒法兼用。
墨家：以其创始人为墨子而得名。墨子名翟，春秋末年人，出身手工业者，也代表手工业者阶层。墨家学说与儒家相对立。他们主张“尚贤”，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打破世袭的贵族制度；提倡“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后期墨家对名实关系、感觉和思维的关系等哲学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并对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光学和力学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秦汉统一与匈奴帝国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的时期，也是汉民族得到发展和匈奴等少数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秦汉是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2—公元23年）和东汉（公元25—220年）三个朝代的统称。
公元前221年，兴起于中国陕甘地区的秦国将最后一个对手歼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大业。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建立起一个东至大海、西至甘青、南至岭南、北至辽东及阴山，以咸阳为首都的庞大帝国。为了增强统治力度，秦王嬴政（史称秦始皇）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和从中央到地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这些朝仪和政治体系为后世所继承。为了防止封建割据的发生，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将不利于自身统治的各种史籍大量焚毁，将他认为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位儒生活埋，史称“焚书坑儒”。此外，秦朝还将原来各诸侯国使用不一的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统一起来，建立了统一的法度；为了巩固边防，连接并修复了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使其成为绵延万里、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
然而由于秦统治者对人民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于是公元前206年建国仅15年的秦王朝便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公元前202年，在起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刘邦建立起了汉朝。
刘邦建立汉朝以长安（今西安）为都，相对于东汉都城洛阳居西，故为西汉。西汉的政治制度沿袭了秦朝，但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建设。汉初刘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经济繁荣、武力强盛，一方面北击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打通了与西域的联系；另一方面向南用兵，在原属越和西南夷的领地建立统治，大大拓展了汉朝疆土。汉武帝时期是汉王朝的鼎盛期，也是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汉末年政局混乱、经济凋敝，公元23年西汉政权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公元25年，由农民起义起家的刘秀在洛阳建立起新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政治上加强了封建专制体制，但在经济上却形成了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和政治上外戚宦官干政的混乱局面。因此在经过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之后，这个王朝很快便瓦解于统治集团的内乱之中了。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的时期。因为先秦时期中国境内虽然有着众多的民族，但夏、商、周三代或统治力薄弱，或诸侯分割，这些民族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秦汉王朝在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原来分散于各诸侯国内的各民族已覆盖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而被征服的周边少数民族也很快被纳入这个政权的统辖之中了。更有意义的是，华夏民族向“汉”族的转变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秦朝的强大使得华夏族一度被称为“秦人”，随后因汉朝的统治又被称为“汉人”、“汉民”，而且在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由地域和国家居民的含义变成了族称，并最终固定了下来。这是汉民族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汉民族的最终形成。
与中原地区秦汉帝国的兴起相对应，北方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以匈奴为核心建立起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古老民族，原居今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以游牧为业。它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华夏族有着联系，并在战国时代成为中原各国的强悍外敌。公元前209年，匈奴在首领冒顿统治时进入它的鼎盛期。它南击中原，迫使汉王朝“和亲”纳贡，北击东胡、月氏、楼烦、丁零等草原部落，控制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同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社会的过渡。
西汉初年，强大的匈奴征服了史称“西域”的今新疆地区，在此置“僮仆都尉”进行统治。为争夺控制权，西汉王朝在这里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汉，其统治机构随之不存，汉于是在此设立都护，行使统治。西域诸国由此与汉朝确立了臣属关系，汉朝也由此打通了与西域乃至更远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这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匈奴帝国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它的建立使广阔的草原地区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其后的一系列草原帝国也都以匈奴为蓝本设立政权、建立统治。
面向世界的盛唐文化 东汉末年，因军阀豪强势力的兴起和中央控制力的下降，中国历史开始步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先是魏、吴、蜀三国的争霸（公元220—280年），后是继起于魏国的西晋（公元265—316年）的短暂统一，再后便是因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的移动而带来的社会动乱和南北分治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304—589年）。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渐向较为先进的汉族靠拢，在血缘上也因地域的打破和联系的密切而与汉族相互交融，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南北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朝（公元386—581年）是十六国历史的继续，但它却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过渡期。与北朝的发展相对应，因大量汉族的南迁，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南移为中国南方的开发和其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变迁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酝酿，当中国历史进入隋唐两世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盛世便随之到来。
隋朝（公元581—618年）是经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之后中国实现再次统一的开始。隋朝初年实行了诸如检括户口、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等方面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唐朝（公元618—907年）在政治体制上承袭隋制但又有所发展，而在经济方面则实行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促进了生产，增加了国家财税收入。唐太宗李世民时戒于“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教训，极力“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从而使得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力得到提高，政治比较清廉。唐太宗之后，高宗皇后武则天掌管朝政近半个世纪并一度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通过科举选贤任能，扩大了统治基础。及至8世纪前期唐玄宗时，唐帝国进入了它的全盛期。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而与此相应则是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唐朝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双峰并峙；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气势奔放、流畅峻峭，集古文运动之精髓；艺术、书法、音乐、科技、建筑、医药等领域也都群星灿烂，成就卓然。由国力强固和在政治上的自信所决定，唐朝文化的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唐朝和境外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广泛的交流，长安、广州、洛阳、扬州等都是对外交流的集中地。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它大于现在北京的旧城，相当于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仰助唐朝的国威和本身的宏大气势吸引着大量的外国使臣、商贾、艺术家、留学生和宗教僧侣在此侨居和过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的对外交流遍及与之接壤的所有外国以及其他一些亚、非和欧洲国家。诸如现在的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中西亚国家，日本、韩国、朝鲜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遥远的欧洲都不断有使臣与唐朝来往。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在唐朝达到高潮，他们向中国派遣的使团称为“遣唐使”。这些使团有意识地来中国观摩学习先进文化，其成员包括通达经史的文臣，也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同时还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因而数量庞大，常常多达数百人。他们回国以后很多参与国政，随之也将唐朝的文化传播到日本。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唐代是最为显著的。因广泛的对外交流，中国文化在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大量地容纳了域外文化成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如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由于外来的影响在唐代分化成了禅宗、天台宗、法相宗和华严宗等众多的流派，发源于国外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中国开始流传。唐代的音乐舞蹈由于外来因素的渗入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隋炀帝时曾制作了九部乐曲，至唐太宗时发展到十部，这其中只有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乐曲，其余八部中四部来自国内少数民族，另四部则是来自国外。舞蹈形式更加丰富，其中来自西域的所谓“胡腾”、“胡旋”和“柘枝”等在贵族士大夫中尤为流行。此外，在文学、医药、杂技、工艺制作、农作物种植等方面中国都摄取了大量的外来营养。唐代强盛的国力使她有充分的自信吸纳外来文化，而大量外来文化的摄入又充实了唐文化的活力。唐帝国的强盛是与中外文化的充分交流分不开的。
唐代以后的中国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并最终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其后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夏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朝统治多民族执政的壮丽景观。
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是中国境内一系列小政权的概称，它们割土自立或相互取代。公元960年，后周的军官赵匡胤发动政变，倾覆了后周，建立了宋朝。
宋朝分北宋（公元960—1126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两个阶段。北宋定都开封，统治着中原及其以南地区。北宋在经济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繁荣，但军事上却甚是羸弱不振，公元1126年亡于金国。北宋覆亡后的第二年，原宋徽宗之子赵构在南方重建了政权，史称南宋。南宋定都杭州，其统治虽延续一百多年，但政治上却屈服于金国，统治地域也仅限于淮河和大散关以南，公元1279年为蒙古族所统治的元朝所取代。
五代十国之后的三百年间，除了两宋汉族政权之外，中国大地上还存在着辽、金、夏三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公元916—1125年）由北方的契丹族所建。其统治区域主要为今华北北部及其以北地区，在军事上曾给宋朝以很大威胁，但在1125年却被新兴的女真族人所摧毁。金国（公元1115—1234年）为女真人所建，统治了原辽国和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公元1234年为蒙古汗国所攻灭。夏国（公元1038—1227年），又称西夏，为西北的党项族人所建，疆域大体上包括今宁夏、甘肃全部及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时与辽国和北宋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1227年灭于蒙古。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是接续唐代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统一时间最长，并最终得到完全确立的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女真）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疆域最大的中央王朝，最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地域和民族的基础。
元朝（公元1271—1368年）由蒙古族所建。蒙古族在唐朝时称“蒙兀室韦”，居今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后西迁至草原地区。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统率的力量结束了草原上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蒙古国。其后在1218—1258年间，蒙古军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通过武力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但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不久便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蒙古军队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先后攻灭了金国、西夏和南宋等，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疆域东南到海，西南包纳西藏、云南，北有西伯利亚大部，东北至鄂霍次克海，比之汉唐盛世领土更为广阔。它的建立使中国自唐后期以来多朝分治、政治分裂的局面得以结束，这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368年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由元末农民起义首领朱元璋所建，定都南京，公元1421年迁至北京。明朝初年，在元末受到摧残的生产力得到了一定恢复，明朝中叶，农业和手工业的水平都已超过前代，而至明代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经济发展进程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先进水平。明朝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1627年开始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明王朝覆亡。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为满族所建。满族的前身为女真族。金朝灭亡后，居今牡丹江上游长白山东南一带的建州女真得到了较快发展，公元1616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建立了政权，号“后金”。公元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后，改国号为“清”。公元1644年清军击走农民军，进占北京。其后，先后击败了农民起义军和抗清的明朝势力，巩固了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清政府从康熙帝时起发动了征讨西北准噶尔部的战争，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用兵，至18世纪中叶将其肃清。雍正时期，清朝又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各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经过一个世纪多的经营，至18世纪中后期，清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盛的统一的东方大国。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古代诸文明中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自秦汉以后，中国虽然不断出现朝代更迭，但在文化上则持续发展，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是在这种兴衰嬗替和民族交汇的进程中走向成熟和繁荣的。
古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学从宋朝开始走向理学阶段。理学摆脱了汉代以来着重对儒家经典注解训诂的传统，自由阐说儒学经义。这些学说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成分，用哲学的义理论证封建社会的统治程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理学于11世纪由程颢、程颐两兄弟正式创建，12世纪由朱熹集大成。而在宋代的周敦颐、张载、邵雍、陆九渊、王安石等也都为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理学在明代发展出了以王守仁、王艮和李贽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他们在启发人们的思想，摆脱传统束缚，甚至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形式。“词”是诗的一种，长短句搭配，和乐而作。它源于唐代，宋代最盛。宋代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都创作出不少优秀的词作。苏轼的词豪放雄壮，柳永的词绸缪婉转，才女李清照运笔婉约清新，炼句精巧又平淡自然，爱国志士辛弃疾遣词慷慨豪放、奋发激越。这些词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瑰宝。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但以杂剧艺术为高。元杂剧是由宋金两代说唱艺术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创作了六十多种剧本，其中的《窦娥冤》、《拜月亭》和《望江亭》等艺术成就最高。此外，王实甫、马致远等也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剧作。中国的古代小说源于神话传说，经历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等历史发展，而至明清两代时便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其标志就是一大批闻名于世的小说的出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世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它们因极高的艺术水准不但流传至当代中国，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传播。除此之外，《金瓶梅》、《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和所谓的“三言两拍”也都出现于明清两代。这些小说至今在中国民间还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国历来重视修史，因而史学十分发达。宋代的司马光用了19年时间编写出了上至战国、下迄五代，涵括了1362年中国历史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这是继《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之后的又一史学名著。明朝永乐年间，政府曾选派文士儒臣编辑而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共22937卷；清朝乾隆时，政府又组织学者编辑而成《四库全书》79070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这些巨著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四大发明 文化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在天文历算、数学、医药、农业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发展，其中世人所熟知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不仅在世界文明史中享有极高的盛誉，而且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发明。火药的发明虽然在战争中得到应用并结束了人类社会“冷兵器”的时代，但是它同时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指南针的发明，不仅使人类活动在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方向和方位的新观念，而且它为欧亚大陆的各个民族从过去的大陆性封闭走向海洋和全球产生了技术上和观念上的重大变革；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一方面使人类社会改变了过去在泥板、石头、木简、皮革等载体上记录历史、思想和各种知识的低效益；另一方面也使知识的传承和传播在载体形式、社会化程度、普及速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世界性的延伸 古代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而对其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影响尤为显著。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早在西周初年，殷商贵族萁子受周武王分封，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政权，史称“萁氏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流亡朝鲜，积蓄力量推翻了“萁氏朝鲜”而建立“卫氏朝鲜”。由此，两个政权的建立将中国的国家文化移植到了朝鲜。其后，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朝鲜在政治上逐渐独立，但文化发展始终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如7世纪以前，朝鲜居民使用的文字完全为汉字，7世纪中叶朝鲜学者开始将汉字经书译为新罗语，其后又借鉴汉字和其他文字于17世纪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佛教是公元4世纪通过中国传入的。由中国传入的印刷术在朝鲜得到了发扬光大，朝鲜人13世纪在世界上首先使用的金属活字印刷就是在中国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创制的。唐代以至宋元明清各代，朝鲜都曾派出过大量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朝鲜的经学、史学、文学、医学乃至政治和教育制度等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日本历史也比较悠久，但它的古代文化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最早的青铜镜制作模仿了中国的装饰艺术。日本最早的文字是3世纪由中国传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7世纪他们用汉字的音和训来标注日本语音，称为“假名”，9世纪用汉字的偏旁制成了“片假名”，又用汉字的草书造出了“平假名”，日本文字由此产生。秦汉之际，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和稻谷耕作技术传入日本，南北朝时又传入了养蚕、织绢、制陶、绘画等技艺。唐代，随着大量的留学生和遣唐使来访，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医学、宗教、建筑乃至服饰等方面全面影响了日本。
越南在公元10世纪之前受中国中央政权统治。秦汉两朝在越南中北部设立象郡、交趾等地方政权，使越南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公元10世纪，越南开始独立建国，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也仍然受着中国的强烈影响。与日本和朝鲜一样，越南早先也使用的是汉字，13世纪开始出现的本民族文字“字喃”也是借用汉字的结构，利用汉字的形声、会意、假借等形式创制的。而在“字喃”出现之后，越南的主要交际文字直至近代也仍然是汉字。
此外，与中国近邻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印度、斯里兰卡、蒙古等也都因与中国有着较多的交流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因受中国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儒学色彩也相当浓郁。朝鲜半岛的几个政权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便普遍设立了传授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构。788年时新罗规定精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可以破格擢用，将《左传》、《礼记》、《文选》、《孝经》等列为考试科目。新罗学者薛聪以“吏读”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更加便利了儒学的传播。日本曾仿照唐制设立科考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教授课本。著名学者吉备真备、膳大丘等到中国长安悉心学习儒典，回国后向学生大量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等儒学及其他文化典籍。日本来唐留学生总是带回很多的儒学书籍，并担任教师讲授经典。越南历史上国势兴旺的李朝（公元1009—1225年）和陈朝（公元1225—1400年）时期，也是儒学在其国内得到广泛传布和发展的时期。李朝效仿中国建立国家机构，因而十分崇尚儒学，在其国内建造文庙，四时祭祀孔子，而在陈朝更设立了国学院，奉祀周公和孔、孟。此外，随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儒学也在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得到了传布。儒学的广泛传播，极其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文教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使得它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性。由此，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儒教文明圈。这个文明圈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同时，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交往，使中华文明延伸到西亚、地中海和欧洲，而明朝郑和七次远航则到达非洲。在这种交往中，中华文明的各种发明创造和文化因子也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其中既包括诸如丝绸、瓷器等物质文化的成果，也包括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就，同时还包括像科举制这样的制度发明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内容。此外，自明朝以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现象也不断增多，并在近世达到高潮，最终形成了在世界上分布最广、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些华人在融入所在国社会文化的进程中也在继续传承和传播着中华文化。（王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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