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遭受战争破坏、国内能源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日本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56—197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7%（参见图1），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海内外各界一度热衷于探讨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学习和效仿日本。1978年10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在乘坐新干线时感叹：“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
图11956—199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内閣府『平成26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14年、321頁。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归结起来不下几十条。综合经济增长理论及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资金、劳动力、技术、制度环境、资源、市场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家庭储蓄率直线上升，1975年高达22.8%，比1955年提高近11个百分点（参见图2）。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贸易收支转向盈余，外汇储备额不断增加，1975年为128.2亿美元，比1956年增长26.3倍。[2]另外，日本的股东分红率低于欧美国家，其国防投入因受“和平宪法”制约而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因素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图2战后日本家庭储蓄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内閣府『平成26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2014年、324頁。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外资依赖程度很低。1973年度，外国对日直接投资仅两亿美元。[3]到1985年度，外国对日直接投资额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之比为1∶13.1。[4]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对内对外投资大体均衡的状况相比，日本处于失衡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日本对外资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如1950年颁布《外资法》，对外资持股比率、合资企业的经营权等进行直接或间接限制；企业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制、流通体制等商业制度、习俗等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国内投资成本较高，税率、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明显高于美、英、德、法等国，20世纪70年代后日元不断升值，进一步增加了外国对日投资成本，外国企业不愿或难以进入日本。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低，有利于避免外资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减少外部影响，增强自身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稳定性。
这期间，日本国内劳动力供应充足。1973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为5326万人，比1955年增长27%。[5]尤其60年代是日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期。1970年，日本兼业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从1960年的65.7%上升到84.4%，其中以他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二兼”农户超过一半。[6]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不仅支撑了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目标的实现。1961—1970年，日本农户年均收入增长2.4倍，此后甚至超过了城市职工家庭年收入。[7]
除劳动力数量供应充裕之外，日本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其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即已成立先进的文化教育机构。到明治时期，日本一直将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长远战略。二战后，日本更是把发展教育作为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战后初期，日本便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重点普及高中教育。1970年，日本高中升学率为82.1%，大学升学率为24%，仅次于美国，明显高于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8]
日本政府和企业还比较注重对劳动者生产技能、协作精神和相互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从小学开始，日本就设有手工课，普通中学都设有工农商等职业课程，而真正担负职业教育的是职业高中和高等专科学校。企业内教育是日本职业教育中最重要、最成功、最具特色的部分。大企业结合生产和经营状况，普遍实行全员培训和职务层次教育。日本重视不同层次知识传授和素质教育的做法，可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良和吸收。二战后，日本在立法、外汇、技术队伍培训等方面为引进技术做好各种准备，如1950年的《外资法》规定，对引进外国技术的企业给予奖励。以甲种技术（合同期限超过一年、费用以外汇支付并需经过外资审议会和大藏省批准）为例，日本在1954—1960年度引进984件，1961—1970年度引进6968件，而1971—1975年度的五年间引进8368件，相当于整个20世纪50—60年代的总和，其中一半以上源自美国。[9]
由于大量引进技术，日本技术贸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赤字状态，美国则保持世界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法国也是技术出口国，联邦德国的技术贸易虽存有逆差，但明显少于日本。在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继而达到赶超欧美的目标。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等测算，1952—1961年和1960—1971年，日本经济增长中分别有70.2%和51.5%是依靠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得以实现的。[10]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析，1960—1973年日本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78%、1980—1986年经济增速差距的100%，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距所致。[11]可见，日本通过技术引进节省了研发时间和资金，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短时期内缩小了与欧美国家间的经济差距。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日本继续引进和研发新技术提供了条件。
政治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国力壮大的重要前提。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处于“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历届政府都将发展经济、追赶欧美作为第一要务，经济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日本政府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各部门和各类经济活动都有相应的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战后初期，日本对《日本银行法》《商法》《保险业法》等原有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并制定和实施《农地调整法修正案》《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禁止垄断法》《劳动标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临时利率调整法》《地方财政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工业标准化法》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如1961年颁布《农业基本法》、1963年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等。在制定和实施法规的同时，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宣扬法治观念，强化执法监督，以使法规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行之有效。
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上，日本政府注重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战后初期，日本实施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与欧美国家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吉田内阁于1946年年末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的物资进行统一调配和集中使用，通过金融支持、补贴等措施优先发展钢铁、煤炭等产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到50—60年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日本开始实行“重化工业化”政策，对企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重要机械设备减免征税，并成立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电力、造船、钢铁、煤炭、化肥等产业提供优惠贷款。“重化工业化”政策对促进日本企业规模化、确立制造业强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在欧美国家工业化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畸形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化的经营思想、组织形式、制度安排以及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等，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到二战前，日本的钢铁、兵器、机械、汽车、飞机等工业已具备较强实力，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战后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战败以后，国内工业生产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能源资源极度匮乏。1949年，日本制定战后规范贸易活动的基本法律——《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简称《外汇法》），对贸易活动实行严格管制，旨在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国内发展工业急需的资源。50年代，在本国产品竞争力尚弱、国际收支连年逆差的情况下，日本采取“奖出限入”政策，如实行出口收入提成、振兴出口外汇资金等，以保护国内产业，鼓励扩大出口来赚取外汇。
随着国内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日本逐渐扩大制成品出口。70年代以后，尽管日元几次大幅度升值，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使日本出口的增速仍快于经济增长，贸易收支基本保持顺差。可见，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相互依托和促进，保障了资源、技术设备等的进口，有效地培育了国内主要产业力量，扩大了国内制成品出口，进而弥补自身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先天不足。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构成战后日本企业经营体制的重要支柱。企业经营者、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会社本位”制。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一体制促进了日本企业茁壮成长，造就了一批像索尼、松下、丰田等世界知名大企业，成为战后日本科技、产业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当然，在“会社本位”制下，企业员工容易产生排外心理，不利于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进入，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趋势。
在外部，企业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网。大企业与银行之间形成主银行制，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系列集团，相互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企业自有资金比率较低，1/3以上的融资依靠银行贷款，主银行长期向与其保持合作关系的企业提供服务。如表1所示，1960—1974年，在日本主要企业的筹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为日本企业发展及经济高速增长提供融资上的支持。7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内部资金和公司债券所占比重提高，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明显减弱，到80年代中期以后降至10%以下（参见表1）。
表1 主要企业的资金筹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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