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轨，书同文

车同轨，书同文

西周建立，殷人部属包括秦人先祖，都变成了周王朝的氏族奴隶。一部分嬴姓氏族被迁往周朝西部边陲。蜚廉另有一子叫恶来革，其子名叫女防，是秦人的直系祖先。蜚廉的四世孙造父，因善于御车而颇得周穆王宠幸，曾为穆天子驾车西巡，尔后又日驰千里迅速东归，及时平定周室徐偃王之乱。本支嬴姓族人“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赐赵姓”。因此，秦、赵共祖，同出自嬴姓蜚廉一脉，同因“造父之宠”而得姓。

女防三世孙非子居于犬丘（今甘肃东南与陕西西南交界处），因擅长饲养牲畜，被犬丘之民推荐给周孝王，孝王召他主持“渭之会”（水和渭水交汇处，今陕西宝鸡一带）的马政。孝王赏识他的才干，“分土为附庸”，令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此，历史上才正式有了“秦”的名称，嬴姓秦氏一族由此而形成。“渭之会”也就成了嬴秦族属的政治发祥地。秦地肥沃，宜于农耕，秦人在那里安居乐业，很快就发展强大起来。因长期与西戎杂处，秦人常与西戎通婚且多能和睦相处，但也时有冲突和战争发生。

非子玄孙秦仲之时，周厉王昏庸无道，内部国人暴动，外部西戎叛周。留居犬丘的秦人大骆一族被西戎所灭。周厉王死后，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大夫虽比不上卿和诸侯，但比起附庸还是强得多。秦仲受爵，“有国有家”，更是励精图治，率部族与西戎厮杀20余年，最终血染疆场。秦仲有5子，长子庄公继立。庄公兄弟5人凭借宣王拨调给他们的7000士卒，大败西戎，夺回犬丘故地。宣王将包括大骆犬丘之地的大片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封庄公为“西陲大夫”，这可是好几代人浴血奋战换来的可贵封赏啊！庄公死后，襄公代立。秦襄公一方面将其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为妻，另一方面迁都 邑，并节节东进。秦地位迅速上升，引起东方诸侯的关注。

◆云纹瓦当
这块云纹瓦当以秦代最流行的纹样—卷云纹为装饰，对称而有规则。它不仅有保护屋檐的作用，还具有相当的装饰性。

学界有三种观点，分别以嬴秦为附庸、秦仲任大夫、襄公列诸侯，作为秦国的起点，都有其道理。这些历史事件共同为周秦之变揭开了序幕。历经千载，秦人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身影也日渐清楚起来。他们在这以后的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名垂史册。

■奋发崛起

或许是机缘巧合，嬴秦创始之期恰恰是西周衰亡之际。西周末年，王道衰微，内忧外患频仍，终被犬戎所灭。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困守一隅，天子权威一落千丈。与此相应，社会正进入大分裂、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的权力不断下移，礼乐征伐再也不是从天子出，而是逐渐蜕变为从诸侯出，从世卿出，甚至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周朝衰落为嬴秦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周王室在“政由方伯”的春秋之时遭遇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尴尬，进而在“蚕食鲸吞”的战国之际为强秦所灭。

秦人或许从善御的祖先那里受到启迪，他们更加娴熟地驾御时局，操控政治。两周变局之际，秦襄公应对得体，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周幽王重用奸佞，荒淫无道，宠幸褒姒，废长立庶，烽火戏诸侯，千金博一笑，终于酿成败国灭身之祸。幽王再燃狼烟时，诸侯多不理会，秦襄公却起而勤王，率兵救周，捍卫王室，拥立废太子宜臼（即周平王），后又亲率大兵护送平王东迁，功勋卓著。平王封襄公位列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封爵赐土，嬴秦不仅斩获重要的政治名分资源，还奠定了“王业之基”，并且承继华夏政治、经济、文化遗产，打着天子封赐、“尊王攘夷”的旗号合法吞疆并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角逐中长居要角。

◆豹纹瓦当
直径13.7厘米，泥质灰色，圆形，边轮内 凸弦纹一圈。

◆秦代士兵使用的铜戈

立国之初，秦便东越陇阪，沿渭水而下迅速东进。秦襄公为了稳固岐西之地，“伐戎而至岐”，揭开东进序幕。由于长年征战劳累，秦襄公出师未捷身先死，怀着满腹遗憾长眠岐山。直到公元前763年，秦文公才完全占领岐山。他把岐东之地献给周天子，埋头经营岐西，收编西周遗民，发展农耕，逐步在关中西部站稳了脚跟。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秦国横扫三戎，荡平关内诸侯，直至饮马黄河。秦国政治中心也先后6次东徙，由西陲故地到“渭之会”，每次迁都既是扩张果实，也是着眼于 再次东扩的起点。“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形势险峻，人文荟萃。当然，“八百里秦川”卒成“帝王之基”不只因为其坐享这些天时地利，更在于华夏先民及嬴秦数代的谋划经略。

周失其鹿，群雄竞逐。秦穆公任贤使能，重用蹇叔，巧收百里奚和由余，在他们的谋断辅佐下，制定并执行交晋与服晋、和戎与制戎的方略。秦坐拥关中，东向结成“秦晋之好”，进而四服强晋；西向讨伐戎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不仅使其跻身五霸之列，更实现了秦人驱逐、降服戎狄的梦想。穆公时代虽繁盛不已，但仍抱残守缺。他一世英明，临死时竟以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177人殉葬，引发国人对奴隶旧制的抵制和不满。此后秦国长期停滞，失去东征锋芒，甚至被强晋阻拒函谷关外，勉强维持大国地位。

■策马中原

秦国虽自襄公起就位列诸侯，但因立国较晚，僻处关中，杂居戎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落后于东方各国，屡屡遭受东方诸侯歧视，“夷狄遇之”，不与会盟。正当春秋战国之交东方各国忙于变法图强之际，秦国内部政局动荡，国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落后必然招致挨打，秦国被率先变法的强魏夺走河西之地。秦人痛定思痛，决心变法图强。

◆秦公簋
盛食器，有盖，圈形把手，鼓腹，圈足，腹部有兽首双耳。器及盖均饰细小盘螭纹。器内共有铭文123个字，记述秦国的祖先在华夏建都已有12代，威名大震。秦景公 继承前辈的事业，要永保四方的土地。

在各国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在秦献公初步改良的基础上，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政治上，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清明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奖励耕织，重本抑末，统一度量衡，以法令的形式确认土地私有，扶植小农经济。在军事上，实行“军功爵”制，打压世袭贵族，扶植新兴军功地主，极大提高了秦军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在法律上，编制户口，加强刑罚，赏罚分明。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国打下了富强之基。后来商鞅虽遭车裂之刑而死于法，但秦法未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各国变法都遇到旧贵族强烈抵制而不同程度地遭到失败。楚国曾经在过去数百年里一直问鼎中原，最终因改革失败而国运不昌。楚悼王曾任用吴起变法，但他去世不久，贵族即刻发动政变，吴起躲藏在楚悼王尸体旁避难都不得脱。按楚国的规定，凡是以兵器伤害王尸的人，都要处以灭族的刑罚。可是贵族们仍将躲在楚悼王尸体旁的吴起乱箭射死。由于各国变法不很彻底，综合国力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倾斜，关东六国有识之士无不争相效秦。

◆伊阙之战示意图
公元前293年，白起率领秦军在伊阙歼灭 24万韩魏联军。

秦自商鞅变法图强以来，就逐渐形成“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不断发动兼并战争，蚕食东方六国。秦军主要把矛头对准两个方向：东方三晋之地及西南的蜀汉和楚地。在三晋方向，秦军挥师关外，直逼中原：公元前330年和公元前328年，秦两度攻魏，魏国先后献河西地及上郡15县；公元前307年，秦攻占韩宜阳，秦国领土扩展到中原；公元前289年，秦再度攻魏，取61城。在西南方向，秦先夺取巴蜀，尔后进逼楚汉。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此战可以称得上是以秦国运相赌，很好地收到秦将司马错所预见到的功效：“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果然，在此以后，秦军取得对楚的一系列关键胜利，为日后称雄六国、兼并天下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312年，秦攻占楚汉中地600里，置汉中郡；公元前298年，秦攻楚，取16城；公元前278年，秦取楚都郢，置南郡；公元前277年，秦取楚巫、江南，置黔中郡；公元前272年，秦置南阳郡。

◆鹰形金冠饰
鹰形金冠饰出土于战国时的匈奴墓中，当为匈奴王金冠。金冠由冠顶和额圈组成。冠顶呈花瓣状，上面傲立一只展翅待飞的雄鹰。

在战国称“王”称“帝”风潮中，强秦也不甘落后。秦惠文王继魏、齐之后称王，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他没有听取苏秦巧舌如簧的连横计，审慎地作出缓称帝的英明决断。但是不断攻取楚、魏、韩而羽翼丰满的秦昭王却并不满足于称“王”，公元前288年，他自称“西帝”，遣使遥尊齐 王为“东帝”。狡猾的齐 王背盟约，会诸侯，逼迫秦取消了帝号。强秦迅速组织五国攻 齐，燕国上将军乐毅几乎灭齐，齐从此一蹶不振。秦在取得长平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以后，虽也曾吃过败仗，但兼并扩张态势丝毫未减。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取九鼎。此后，山东列国争先“朝”秦，昭王俨然像是“天下共主”。他留给子孙的是日益明朗的天下。

秦国的发迹史恰好与周王朝更替史相始终。春秋战国之变，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更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历经此变，秦汉与商周的差异昭如日月。嬴秦家族立家立国，称王称霸，变法改制的历史恰好与这千年之变局相呼应，相始终。在旷日持久的兼国并土、称霸图王的历史过程中，秦国是笑到最后者。放眼世界，秦国还共同开辟了欧亚大陆帝制时代。正如张分田在其《秦始皇传》一书中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秦国史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帝制发生史。

翦灭群雄，天下归一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过这样一首颂扬秦始皇的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这首诗描绘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姿和气概。但实际上，秦国论地不过千里，且偏居一隅；论习近戎俗，远不比文明日久的中原诸国。然而，“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盖世奇举却最终由虎狼之秦来完成。史学家司马迁就认为此非天意而难为。历代学者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秦灭六国

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进程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重要阶段。

前一阶段，即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5年，主要对距秦较近的三晋之地及疲弱之燕用兵。三晋之中韩最弱，故攻韩一役拉开了秦国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取韩，俘虏韩王安，韩国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大将王翦等人领兵攻赵，不到一年就大破赵军，克赵都邯郸，俘虏赵王迁，赵亡。赵公子嘉投奔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秦国连年用兵，且进展神速，赵亡以后兼并战火更是燃至燕境，这引起了赵国北端之燕的极大恐慌，燕太子丹遂派壮士荆轲以献图之名行刺嬴政，妄图打乱秦国野心勃勃的吞并计划。不料，图穷匕现，行刺败露，荆轲不仅没有刺及嬴政，反而喋血秦宫。公元前226年，又惊又恼的秦王政派王翦攻燕，破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报完这一箭之仇以后，秦国按照既定计划向三晋余敌魏国用兵。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围魏都大梁，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降，魏亡。至此，秦军所向披靡，以上四国土崩瓦解。

◆始皇像
始皇（前259～前210），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统一全国后，废除分封制，改用郡县制，统一法律、货币、文字、度量衡和车轨，修驰道、筑长城。这些措施对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 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一阶段，即公元前225年～公元前221年，主要对南方和东方的大国楚国及齐国用兵，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前一阶段遗留余敌。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年轻气盛，扬言率兵20万即能灭楚，秦王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老将王翦等人劝谏，轻率出兵，不克反败。秦王遂改派王翦将60万大军攻楚。公元前224年，楚举国皆兵，王翦则坚壁清野，任楚人一再挑战，均置之不理。楚军不得战，引而向东，王翦乘机追击，大破楚军，诛杀项燕（一说项燕自杀）。次年，虏楚王负刍，楚遂亡。翦灭强楚，兼并战争大局已定，了无悬念。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如秋风扫落叶般先后攻取辽东和代，虏燕王喜和代王嘉，燕、代遂亡。次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秦兵长驱直入齐都临淄，齐王建降，齐亡。10年兼并战争就这样谢幕了。

◆荆轲刺秦王

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秦王嬴政在尉缭、李斯、王翦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般翦灭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崭新的一页。

■大势所趋

秦的统一，在客观上讲，与长期历史演进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必要社会经济基础分不开。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民族联系的日益巩固，政治上的分裂状态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统一正成为大势所趋。

西周以来，人们多使用简陋的木制和石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个人很难单独完成繁重的生产劳动，人们通常在贵族田地里集中劳作，形成“千耦其耘”的局面。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耕作。铁农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侯，铁农具种类很多，有锸、锄、耙、镰、镢等等。这些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殖垦荒地和精耕细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牛耕，时人常以“牛”、“耕”作为名或字，足见一斑。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子耕。这说明，牛耕正成为当时人们习见的生产方式。到了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人们还开始使用两条牛牵引的犁进行耕作。前尖后宽的V形犁铧极大加强了深耕刺土的功能，适应了深翻土壤、开沟起垄等主要农作环节的需要，是耕作技术的一大飞跃。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使得小农生产成为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开始了。 “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了个体小农取代集体农耕的时代精神，小农与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也极大推动了各国旨在发展小农以富国强兵的改革风潮。各国变革的程度又直接影响其国运的兴衰成败。

◆铁口木耒

农业的发展还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战国时期，漆器、矿冶、煮盐等手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有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场所，如“市张列肆”等，还形成若干个地域性的商品交易市场。那时，东方的渔、盐，南方的象牙、丝、竹，西方的皮革，北方的马匹、吠犬，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铜、锡、驴、骡、姜、桂、丹砂、玳瑁、珠玑等都能运到中原地区交换。与此同时，一些大的都会相继形成，如齐的临淄、楚的郢、赵的邯郸等等。行商坐贾竞相逐利，涌现出众多像范蠡这样的富商大贾。这些都为统一局面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水陆交通也纵横交错，进一步密切了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时的天下已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这就为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长期兼并战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劳动力的锐减。各国统治者以邻为壑，反目成仇，则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国城池遍设，关卡林立，横征暴敛，更是直接阻碍交通发展和经济、文化交往。这样一来，统一日趋迫切地提上了社会发展的日程。

■人心所向

统一不仅是历史大势，更是人心所向。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长期战乱，分裂动荡，民不聊生，广大人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无论哪个社会阶层都引颈期盼早日结束割据局面，能过上安定的社会生活。秦王政结束往日“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惨局，赢得了“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的大好政治局面，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秦迅速席卷六国的民众基础。

另外，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华夏文明正经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人们迫切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以加强边防，保护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均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如东胡、楼烦、匈奴等族的侵扰，尤以匈奴为害甚巨。三国尽管修筑长城，派遣精兵，但是长期的兼并战争，迫使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统治中心，致使边务废弛，民怨沸腾。匈奴更是乘机据有水草肥美的河套地区，这不仅严重威胁到边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正常秩序，也对中原农耕文明构成巨大挑战。

■荣膺大任

统一的客观条件虽已成熟，但是统一大业最终由秦国来完成，这并不只是历史的偶然。在战国七雄中，最有资格荣膺大任的则非秦莫属。

始皇不是“从布衣而为天子者”，而是“从千乘而得天下者”。他有着显赫家世，出身王公世家，有着霸王之胄。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嬴秦先人的政治发迹史为始皇提供了极其丰厚的政治遗产。秦国历代苦心经营几百年，随着国力的上升，不断鲸吞列国，疆土迅速扩大。至公元前246年赢政即位之时，包括秦本土，秦的疆域已东至今河南中部，西至甘肃，南至西川、鄂西，北至山西中部。皇皇大国，远非昔日建国之初所可比了。素不为山东大国正眼相瞧的秦国，已没有哪一国可以匹敌的了。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赵括被秦将白起一举打败，40万赵军降卒被白起 坑杀。

我们从秦赵长平之战就可见一斑。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大型歼灭战的著名战例。公元前262年，秦包围韩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献地于赵，引发史无前例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起初，秦国并没有占到便宜，赵国老将廉颇坚守长平达3年之久。公元前260年，秦军成功施用反间计，放言廉颇老弱，迟早投降，秦军所害怕的只有名将赵奢之子赵括。昏庸的赵孝王不听蔺相如及赵奢之妻的劝阻，执意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替代廉颇。秦昭王见反间计成功，秘密派遣能征善战的白起为上将军。赵括率大军盲目出击，白起则正面佯败后退，另遣两路奇兵抄袭赵军后路，将赵军团团围困。赵军困守46日，不得突围，械尽粮绝，士卒自相残杀，赵括不甘坐以待毙，亲率精兵突围，竟被秦军活活射死。赵军群龙无首，军心大乱，被迫投降。白起担心降军造反，竟将40余万赵军全部坑杀活埋。战国晚期，各国相继衰落，只有赵国比较强大。此战之后，赵国地位一落千丈，强秦优势地位更是不可撼动。秦王嬴政秉承先辈遗烈，虽年少即位，但此时的秦国已是“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了。这正是他大展宏图的绝佳时刻，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兼并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雄才大略

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秦王位，年仅13岁。少年嬴政性情乖张，孤僻，多疑，暴戾，这与他随父客居赵国充当人质的经历有关。另外，他的身世众说纷纭，布满疑云。母后奢侈靡乱，也给他的心理布下不少阴影。日后他多次将母后逐出宫中，而且自己从未封后，大抵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

◆双鹿纹半瓦当
半圆形瓦当是瓦当初期造型。图中展示的是秦早期双鹿纹半瓦当。居中置有一树形图案，分有若干枝杈。以树为中心构图范围，大概是沿袭了战国时期齐国半瓦当图 案特征。

当时，秦国一些官员夹在两大集团之间无所适从，常常长嗟短叹：“与 氏乎？与吕氏乎？”氏即颇得嬴政母后宠幸的假宦官 ，吕氏即辅政相国吕不韦。随着两大集团权势的发展，他们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少年嬴政忍气吞声，主动示弱，待他22岁亲政后，即刻诛杀起兵作乱的长信侯 ，随后又免“仲父”吕不韦相国职，并逼迫其服毒自杀。嬴政摆平两大政敌，就为他“独制其民”，集中王权，扫清了棘手的障碍，这也突出地反映了他冷静果敢的政治智慧。

如果说顺利铲除 吕两大政治集团反映了嬴政的政治智慧，那么他听从李斯《谏逐客书》之议，收回驱逐客卿成命，承续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则更是突出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 成熟。嬴政不仅没有诛杀企图借大修水利拖垮秦国财政的水工郑国，反而让他继续主持修建了关中水利，千里沃野卒成良田。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任用年仅12岁的甘罗为相以出使赵国，任用曾经有过失的姚贾做使臣，封李斯为廷尉执掌刑法，命尉缭为国尉统领全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客卿都在秦的统一大业中立下赫赫功勋。他不仅用人唯贤，而且知人善任。伐楚时他先用自恃年轻有为的李信，既而勇敢承认轻敌错误亲赴老将王翦家中强请其领兵出征，一举灭楚，完成了统一征程的重要一站。反观六国，不谓无才：有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有田单、吴起、孙膑、赵奢等将领。相对而言，六国失在人不得用，才不得伸。如魏人张仪因求事魏、楚不得才辗转至秦；魏国人范睢在魏国竟几被冤屈至死；赵王听信谗臣郭开之言拒廉颇而杀李牧。人得其用，人尽其才，这是强秦统一的制胜法宝。

嬴政的雄才大略还突出反映在他为统一制定的正确得当的战略策略方面。他采纳尉缭的离间之计，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不仅派姚贾携重金出使山东，破坏反秦四国同盟，而且在对齐、赵等国的统一兼并战争中重金贿赂离间君臣，可以说这一策略百试不爽。秦国还重用魏人张仪推行“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政策，以对抗公孙衍、苏秦等人“合纵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政策，不仅多次离间像齐、楚联盟那样的多国同盟，还使一些小国“朝秦暮楚”，无所适从。我们注意到，张仪之所以成功离间齐、楚，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不惜重金，巧舌如簧。由于措施得当，也由于各国利害不一，六国之间从未结起有威慑力的巩固同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因此北宋文学家苏洵在其《六国论》中指斥六国败在自己而不在强秦。除了成功施行重金、连横等策略以外，嬴政在兼并战争中还创造性地发挥了由范睢提出而历代秦统治者沿用的“远交近攻”策略，先对距秦较近的三晋（即韩、赵、魏）用兵，伐燕虽在灭魏之前，也大抵与荆轲刺秦有关。最后才灭楚、齐。这样不仅可以各个击破，还便于转徙兵粮。

◆漓江
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桂林郡，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

秦的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秦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逐步扩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秦王个人的雄才大略分不开。秦的统一，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陶俑
陶俑威武的气质和矜持的表情刻画得极为 生动。

构建庞大的封建政治金字塔

作为秦王的嬴政，横扫六国，缔造秦朝， 结束春秋战国“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的局面，是数百年群雄争霸历史的终结者。作为始皇帝的嬴政，摒弃王制，开创帝制，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是2000余年历史的开创者。始皇确立皇帝制度，构建起庞大的封建政治金字塔，可谓“定一制而传千古”。

■皇权至上

秦代以前，商、周最高统治者均称“王”。战国时期，王室式微，群雄并起，称“王”称“帝”引为风尚。秦灭六国，秦王政以为不改名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因此他在统一后下达的首道重要诏令就是命令群臣商议帝号，着手建立皇权。秉承其旨意，群臣集议后认为，他功过三皇，德比五帝，取号“泰皇”，秦王政则不以为然，他提出用“皇帝”的称号。这是秦王政的第一个历史性创造。此后，“皇帝”这一称号为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秦王政还规定了皇帝的专用称谓，确立玉玺制度，废除谥号，重拾五德终始旧说，确立并神化皇权。

为显示皇帝的独尊地位，秦王政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皇帝所用玉印称“玺”，文字要避皇帝“讳名”，等等。而此前，“朕”及“玺”并非最高统治者所专用。此外，还规定了专门的冠服乘舆。这些繁琐的仪式制度化，适应了封建统治者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而强调“尊君”的需要。

自周代中叶开始实施的“谥法”制度有善恶褒贬之别。“子议父，臣议君”，有悖秦代加强专制集权需要。为此，秦王政下制书正式废除谥法，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幻想“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陶制人像
始皇陵中出土的一尊陶制人像，与身披甲胄的兵马俑截然不同，颇具生活气息，从中可以看出秦时的 一些社会生活情状。

五德终始说始为战国邹衍所创，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来比附朝代的历史更替乃天命注定。这一学说适应了秦国的政治需要，被《吕氏春秋》所收。始皇发挥五德终始说，认为周得火德，水胜火，秦为水德之始，色尚黑，以十月为岁首，限定“数以六为纪”，“度以六为名”。始皇采用这套倒退的历法，显然是为了给皇权涂抹神秘主义的天命色彩。

■三公九卿

皇帝制度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也不只停留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皇朝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高居整个统治机构之上的自然是皇帝，此外中央还设立了三公和九卿。

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三公之首，金印，紫绶，秩万石，“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有左、右之分，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文官之首。太尉，金印，紫绶，秩万石，“掌武事”，“主五兵”，为武官之长。关于“太尉”一职的资料，现存文献不足，姑且存而不论。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承转诏令制书，负责监察百官。御史大夫多为皇帝心腹，由位微低职的御史改置擢升，以平抑相权。

◆木牍家书

三公之下有诸卿，号九卿，实际不只九位，多数为秦国原有，少量为秦朝新设。主要有：奉常，掌宗庙礼仪，兼管文化教育；宗正，负责皇室宗族和外戚事务；郎中令，掌宿卫宫殿掖门户；卫尉，秦朝新设，统辖宫内武士守护宫门以内；太仆，秦朝设置，是皇帝最亲近的臣仆，主管皇室车马；廷尉，掌刑罚，是全国最高司法长官；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负责如来访接待等事宜；少府，掌管宫殿、宗庙、陵寝的修缮及其他重要工程；治粟内史，主管天下钱粮和财政收支；少府，秦朝设立，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关市之征，专门供应皇室开支，并负责皇室饮食起居。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三公和诸卿的设立，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财政的分设，博士议政，既分工，又相互制衡，皇帝操大权于股掌，驭群臣如牛马，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化了家国一体的政治“大一统”格局。

◆始皇陵出土的陶制人像

■废分封，置郡县

以三公诸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绝对听命于皇帝，受命代行政务，是秦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秦王朝还组建了以郡、县、乡、里为主的遍布全国的地方权力网络。

秦朝建立之初，秦朝君臣曾就分封与郡县组织过多次宫廷辩论。秦朝灭亡以后，整个封建社会都延续了类似的分封与郡县之争，因而单纯把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之辩简单两分为新、旧势力论战，儒、法斗争，抑或是分权、集权之争，都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内在地存在“家天下”与“公天下”，历代封建最高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很难端平这碗水的。表面上看，在两次论辩之中，李斯都战胜了王绾、淳于越等论敌，始皇最终也采纳了李斯的见解而推行单一的郡县制，而实际上，正如张分田在其《秦始皇传》中指出的那样，秦国施行多年的郡县制从制度上能更有效地维护皇权至上，维护君尊臣卑。因此，郡县制也就成了战国、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除首都、京畿要地设立内史直辖中央以外，秦朝地方政权多设置郡。秦郡设置，学界素有争议。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刚统一，秦朝“分天下为卅六郡”，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及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可能达到46个。各郡一律置“守、尉、监”。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是秦代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统摄辖区政治、军事、财政、民政、司法、监察等要务。郡守之下设有郡丞、佐守，秩600石。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职”，亦秩2000石，可见其在军事帝国中的地位。郡监，负责监督官吏及百姓，因其隶属御史大夫，故仍具备较大权力。设立监御史，是秦朝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郡下设县、道和彻侯食邑。道和彻侯食邑基本相当于县一级建制。道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这些县级机构都由郡统辖。县令、尉、御史分工与郡守、尉、监类似。县万户以上置县令，秩600石至1000石；不满万户设县长，秩300石至500石。县令或县长统领一县赋役征发、审判、治安等政务。县令主要佐官是丞，还有令史等属吏。从云梦秦简可以看出，县一级经济管理机构也不少，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县下设乡，乡下有里，里下有10户编成的什和5户编成的伍。户是个体小农家庭，而什和伍则是秦皇朝最基层的单位。

由郡、县、乡、里为主组成的郡县制，适应了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对于结束诸侯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当然，对于秦皇朝本身而言，适当补充分封，或许可以“救土崩之难”，“削尾大之势”，延缓反秦势力的坐大和嬴秦皇朝的速亡。

◆陶马

始皇构筑起从中央到地方，从三公九卿到乡里什伍的金字塔般的统治机构。皇权高高在上，雄踞塔尖，劳动群众则被压在塔底。这样奇异的金字塔，标志着秦帝国政治“大一统”文明的确立。

车同轨，书同文

始皇作为中华帝制的创建者确立了政治“大一统”文明，他还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制同度，促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奠定了“大一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车同轨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诸侯混战，关塞壁垒高筑，加之各国道路宽窄不一，不利于交通往来，因此秦统一后立即着手拆毁关塞，建立起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这是秦朝建立以后始皇明令修建的首项重大交通工程，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工交通网络。

始皇于二十六年（前221）刚称帝不久，便下令实行“车同轨”，规定道路和车轨统一尺度为“舆六尺”。次年又下令“治驰道”。二十八年（前219），始皇开始大规模巡行各地。三十二年（前215），他下令“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进一步扫清人为设置的交通和水利障碍。同年，他下令南征大军开通灵渠，打通粮道，从而沟通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三十五年（前212），为巩固北部边防，始皇令北逐匈奴的大将蒙恬修筑“直道”，才两年半的工夫就迅速完成。除了这些“驰道”和“直道”，秦皇朝在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还修筑了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和位于今湖南、江西及两广之间的“新道”，构筑起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

“驰道”被时人视作“天子之道”，是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主干道。这些“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中央供天子行走，但以植树为界，两旁还是可供人行走的。这些“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蔚为壮观。

“直道”、“五尺道”及“新道”则是秦朝专门修建的军事和国防通道。“直道”专为北伐匈奴而设，是从首都咸阳经上郡、云阳到北方九原郡最便捷的通道。这条大道穿越山谷，横越草原，全长“千八百里”。“五尺道”是秦朝进一步密切巴蜀与西南地区联系而修建的通往云贵地区的大道。这条道路凿山越岭，遗迹至今尚存，因宽约5尺，故而得名。“新道”是始皇在平定百越的过程中下令按驰道标准修建的通往南海的扬越新道。这些道路的拓展，反映了秦朝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也密切了边地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

这么庞大的交通网络，如果单纯归结于巡幸、用兵，斥之以黩武或奢靡，恐怕不足以解释这一帝国行为。秦帝国的条条驰道通咸阳不也可以比之于条条大道通罗马吗？凡大帝国，必有大道通衢现象，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书同文

中国文字源远流长，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革，并且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至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格局。同一个文字，各国间甚至一国之内往往都有不同写法。秦在统一前使用的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的，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关东“六国文字”较之篆体更难识别。文字不一，造成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严重障碍。

◆一、二号铜车马
出土于始皇陵兵马俑俑坑附近，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制最大、结构最完整的铜质车、人、马。车马全长3.28米，高1.04米，大小为真车、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马身以白色为底，上有彩绘。铜车上的圆形篷盖似一龟壳，寓意吉祥长寿，与四方形的车底相配，构成上圆下方的车身，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

◆后人临摹的李斯篆书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始皇刚刚统一称帝就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书同文字”。他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秦小篆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结合了周秦大篆、齐鲁蝌蚪文的优点，修改而成的。为推行这种统一书体，始皇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官方文字范本，颁行全国。尽管这3篇字书早已不存，但是各地留下的刻石相传为李斯等人所作，我们还是可以管窥其貌。这些刻石流传至今的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以及山东峄山、浙江会稽两刻石的摹本。它笔划简略，整齐划一，匀圆紧凑，将文字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始皇的“书同文”还有更大的贡献，除法定小篆以外，还推行更为简易的隶书。相传隶书为狱吏程邈所作。他因罪入狱，潜心钻研10余年，创造出的文字扁平、方折，书写更加省便、流畅。因秦代称罪徒为隶，故名之谓隶书。始皇很赏识这种字体，不但赦免了他，还给他加了官。从此以后，隶书在全国流行开来。秦代通行隶书不是传说，而是历史事实，这从实物材料可以得到证实。包括秦律和《语书》在内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用隶书写成的。不过透过程邈造隶书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重法治、多狱案、公文成堆的时代，为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简化书写，才产生了隶书。隶书很有可能是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得到始皇的认可和推广的，并非就是程邈的个人创造。事实上，正如李学勤在《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一文中所指出的，隶书的滥觞应上溯到战国晚年，那么隶书更有可能脱胎于秦国的古隶。隶书的诞生是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文字已由古体转化成今体，奠定了楷书的基础，代表着汉字朝着合理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通行全国的字体，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功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但是汉字表意性强，统一文字则有利于克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和隔阂，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秦统一文字表
从今人整理的这张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秦统一前各诸侯国文字之间的差异。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并不一致，秦朝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通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和财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统一文字图

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各国货币制度不一致，货币的形制、大小、轻重、单位等等，往往各不相同。即以形制而论，可分为四大类：郢爰，流行于楚；布币，流行于韩、赵、魏；刀币，流行于齐、燕、赵；圆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及赵、魏沿黄河一带。币制的这种混乱局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秦统一后制定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货币金融法规《金布律》及一系列相关法规，依法统一币制并加强了货币管理。“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黄金和铜钱作为全国法定金属货币，将珠玉、龟贝、银锡等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进一步提升了金属货币的地位。整顿周秦旧币，废除六国刀、布、蚁鼻钱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法定货币。上币黄金的单位改斤为“镒”（24两），下币　圆形方孔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史称“秦半两”，这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形制为历代王朝所沿袭。秦律还规定货币铸造权归国家，严禁私人盗铸，否则“索其室”，没收货币和钱范，并且拘捕严惩。《金布律》还确保国家发行货币正常流通，无论货币质量好坏，禁止“择行钱、布”。秦朝统一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垂范后世，影响深远。

◆大铁权
大铁权的腹侧嵌始皇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从大铁权的形制和诏文书刻的风格看，是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所铸，是现 在所知秦权中最重的一个。

◆统一货币图

◆秦半两钱
早在战国时，秦国就开始行用半两钱。秦统一六国后，将其作为法定货币推行全国。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也不统一。即以量器而论，赵以斗、升、分、益等为单位，齐则以升、豆、区、釜、钟等为单位。姜齐规定，“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而田氏代齐以后，则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至于衡制，就更是千差万别。各国为确保正常的经济和统治秩序，已经出现计量标准趋同迹象。秦在商鞅变法时就施行过“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政策，传世的商鞅方升至今还藏于上海博物馆。继商鞅之后，秦国多次采取“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桶”的措施。到了战国末期，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已经趋于划一。因此，秦完成统一以后，就以秦制为基础，“一法度衡石丈尺”，发布诏令，“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壹之”。这些秦代铭文，多见其加刻于秦国原来通行的标准器与日用器之上，如商鞅方升和秦高奴禾石铜权等，这表明，秦朝统一度量衡制，实际上是以法令形式将秦国原有制度推广到全国。秦朝还以法令形式保证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云梦秦简《效律》就曾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凡误差超限均受不同程度惩罚。秦朝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政治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在客观上打击了六国旧制度与旧势力，同时也在新区具体推广了统一的法令与制度。这正如李斯事后指出的那样，“更克（通“刻”）画，平斗斛度量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两诏文空心铜权
秦代文物，始皇陵附近出土。权为秤杆上的衡器。此权在始皇的诏书后加刻二世诏书，说明秦国曾大力向全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铜量
铜量是一种量器。这件铜量的外壁刻有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为当年秦统 一量器的标准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