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看中国”

“让世界看中国”

以一种回望的眼光来看，从1990年代迄今，尽管不到20年的时间，但中国社会心态和文化表述上所发生的变化，却可称得上“断裂”。

在1990年代，无论是知识界的公共话题还是大众文化中的表述形态，似乎萦绕着某种“危机”意识，比如思想界从“人文精神”讨论到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争，比如文学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比如电视连续剧叙事类型的成熟与颇具忧患意识的大历史剧的风行，比如电影产业关于“狼来了”的惊呼与影院的萧条等。这种危机意识中不仅有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冲击造成的后遗症，也有90年代初期快速推进市场化而导致社会分化的急剧加快所造成的震荡，更有中国真实地置身于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处境”所刺激出来的民族主义反应。如何更准确地描述与分析1990年代，应当是需要深入讨论的历史课题，显然不是这种印象式的评述能说清楚的。不过，正是参照1990年代可以看出，新世纪的文化格局确有许多重要的变化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

最突出的表征，莫过于围绕着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社会与文化事件。在这些事件当中，最响亮的关键词或许便是“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崛起”的表述，在新世纪以前，似乎主要是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而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对自身的表述。重要的转机，或许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241]。尽管在电视文本中，“中国”并没有被直接讨论，不过它所引起的观视热潮恰恰在于：谁都领会到了，那文本之外即将出现的第十个大国便是中国。恐怕没有什么比两本有着某种关联的商业畅销书的名字更能显示其中的变化了：1996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述是“中国可以说不”^[242]，一种弱势的拒绝姿态；而2009年，这个表述变成了“中国不高兴”^[243]——一份带有某种警告和威慑意味的主体情绪的陈述。正是从上述不同脉络，奥运会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话语事件。它关于中国的表述，事实上应当看作是一种确认，即在2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10余年的股市、楼市攀升，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一个庞大的独立经济体，在全球市场占据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份额——在这个“与世界接轨”的时刻，转化为某种宣言式的自我确认与表白。

在围绕着奥运会发生的诸多政治与文化事件中，耗资430亿美元的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性似乎毋庸置疑。由于奥运火炬传递的受阻（尤其在西方），由于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更由于西藏事件以及西方由此传递的冷战式敌意和东方主义的偏见，使得开幕式在一段时间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奥运会本身。解读这个中国政府调动了几乎全部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力图“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244]的运动会开幕式的内容构成，将是有意味的，因为它力图做到的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中国应该让世界看什么？”^[245]

应当说，这个开幕式以它的奢华、大手笔与美轮美奂的现场效果，以及由高科技和特效视听手段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奇观，震惊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人们常常会惊叹的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诸多符号，比如活字印刷、论语典籍、水墨画、古琴、昆曲、太极、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得到了如此唯美而梦幻般的展现。不过人们或许很少意识到的是：在这场由电影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盛大晚会中，电影技术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电影高科技和镜头语言的娴熟运用，使得全世界在电视机前观看晚会的观众，仿佛看了一部华丽的“中国大片”。一些西方媒体这样评价：“虽然开幕式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好莱坞的特效和电脑制图，但也清楚明白、耳目一新地展示了东方韵味和人情味。孔子从来没有拥有过像昨天那么多的听众”^[246]；“开幕式文艺表演由电影导演张艺谋亲自执导，动用了1.4万名演员，确实称得上如电影般唯美华丽”^[247]。与此构成对照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国，曾有过一次8分钟的文艺表演。那次表演也充满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旗袍、二胡、京剧、武术、红灯笼和茉莉花。不过，那一次，张艺谋受到的，是一片轻蔑的笑骂声，以至张艺谋可以在2008年开幕式之后不无自得地说：“对我来说，（那次演出）做了一个很好的托儿，让所有人都对我充满了担忧。所有人都认为奥运会开幕式是这8分钟的放大……”^[248]他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某种技术和能力上的进步：“我自己能做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奇怪。作品的方向总是和市场有关，和人的需求有关，我们也就是跟着这个方向走嘛。其实我们的印象系列，在很多层面上都看得出来，我们已经会做很多东西。”^[249]

“会做很多东西”是一种相当有意味的表述。显然，这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技术和技巧上的进步，虽然对这个开幕式而言，电脑特技、诸般高科技、庞大场面的调度和包括音乐、焰火、灯光、舞美、动作等诸多因素，确实与技术的进步和组织者的把握能力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显然是拿这些技术来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尤其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被作为“中国”象征的文化符号由什么构成？在奥运会开幕式的8个片断的文艺表演中，古代中国文化占了5场，包括画卷、文字、戏曲、丝路、礼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也正来自这5场。而3场现代部分，则平淡得多，除了一幅展现现代中国历史的图卷，几乎没有独特的中国符号。张艺谋自己说：“现代部分我们中国人表现形式不是特别多，古代你有5000年可以表现……我觉得中国一演现代部分，就是今天，要不就是一个梦幻未来，确实有难度。……你给我演上世纪50年代看看，你也就唱唱歌就完了，你怎么用形象去表现？都不好弄，因为有很多政治运动的背景。所以我们只有选择演今天……世界越来越大同化，它在视觉符号的选择上几乎是一致的，没有独特性。”^[250]这段话中透露出张艺谋关于中国形象理解的两个重要面向：首先是“中国”的独特性主要来自古代的5000年历史。其次是，现代中国的历史难以呈现为有效的视觉形象，因为背后有政治运动的牵制。显然，在这种试图闪避现代中国的“政治性”的意图中，某种意义上正透露出开幕式所展示的“文化中国”的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一方面，承办此届奥运会显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行为，它也正被作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崛起于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庆典，一个国家的节日”；但另一方面，被组织到文化表述中的，却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中国。似乎是，今天崛起于世界的中国，便是那个有着5000年历史、以汉唐盛世闻名于世的古代帝国。在这种“文化中国”的表述与承办奥运会的国家行为之间，被刻意抹去的，或无法被表述的，正是现代中国历史与作为“大国”崛起的当下中国之间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当强盛的中华帝国与崛起的当代中国建立起连续性关系时，不仅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所表达的民族悲情，更重要的是，当下中国的崛起就被讲述成了重归中华帝国之辉煌的“复兴”的历史。这一点在张艺谋关于其所追求的“人性化和感情化”风格的阐述中得到了明确表述：“今天，全世界的运动员集中在‘鸟巢’，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无疑我们是强势的，这是没办法被忽视的。中国文化是强势，市场那么大，全世界都得给我们买账。但是，应该亲和、包容，海纳百川。越自信的人越包容，就像越大的腕儿越亲和一样。”^[251]不过，张艺谋似乎未曾意识到的是，“中国文化”并不从来就是“强势”的，甚至就在1980年代他和第五代电影导演冲击世界电影桂冠时，中国文化还不过是“野蛮民族的奇观”。“中国文化”成为“强势”，恰恰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才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正是在奥运会开幕式这一当代场景中，“文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内涵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奥运会开幕式中的中国表述的另一重要特征，如前所述，在于它对高科技与电影媒介的前所未有的借重。在更直接的意义上，不如说是中国电影商业大片的特效技术在晚会现场的直接搬用。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许多场景，不仅使很多人清晰地觉出“很张艺谋”，而且晚会的大场面和视觉构图以及场面调度，都会使人联想到张艺谋执导的大片《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关于张艺谋，在新世纪的语境中，他的名字不再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艺术电影”，以及欧洲电影节上的艺术奖项等联系在一起，而是紧密地联系着《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中国大片”，以及与之关联的全球票房市场（更准确地说是“北美市场”）。通过2002年公映的第一部中国大片《英雄》，张艺谋与影片的制作公司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市场的一个奇迹：以3000万美元的投资，在海内外收回资金1.7亿多美元。正是这部大制作电影，引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片制作模式和“大片热”。有意味的是，一边是他被称为拯救中国电影工业的民族英雄，另一边却是他因“大片”而收获的远甚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8分钟表演的骂声：他似乎同时也成了拍“烂片”和“摧毁中国电影创造力”的民族罪人。不过，正是在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声中，张艺谋所导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却获得了一片叫好声。他把电影大片中所呈现的有关“文化中国”的视觉奇观和技术手段，直接搬到了“鸟巢”的会场上。这也使得奥运会开幕式更像是一场为电视摄像机镜头拍摄的、张艺谋序列的一部新“大片”，而且是最昂贵和最成功的一部。如果说，“大片”还只是使他创造了中国电影工业前所未有的票房神话的话，那么，正是在作为“国家大典”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确认了他作为“最有权威最正宗的中国文化代言人”^[252]的身份。

从“大片”到奥运会开幕式，显示的是“中国崛起论”背景下最具意味的一种国族叙事的建构与衍生形态。这不仅指诸多在“大片”中建构成型的“文化中国”的再现形态，于开幕式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粹展现，更指的是在全球目光汇聚的这一刻、以一种“视觉奇观”/“震惊美学”的形态出现的中国叙事所获取的国内外广泛认同。这或许意味着在全球视野中所重新建构的另一种新的“中国故事”。奥运会开幕式总负责人张和平把开幕式的诉求概括为“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而张艺谋则相应地表述为“站在一个人类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纳入到人类的一部分”^[253]。这种诉求，和奥运会的主题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起，显示的是在一种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关于中国国族叙事的重构。这种国族叙事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基于一种关于“世界”、“人类”的认知，这种认知因与全球市场的紧密关联，而获得了不同于19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地球村”想象的现实诉求。正是这种全球化的现实诉求本身，决定着“中国”叙事的具体内容。它显然已经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悲情民族主义表述，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气派”，甚至也并不同于张艺谋、陈凯歌在1980年代电影中所创造的民俗奇观式的民族寓言。

这种国族叙事的经典形态，不仅呈现于奥运会开幕式与大片之间因张艺谋而有的关联，事实上，它本身就正是由“中国大片”这一独特工业/文化产品所建构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