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世界

1978年至今：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的角色定位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对世界的核心认识是“战争”与“革命”，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眼中的世界就是“和平”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与极“左”年代的思维拉开了距离。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在《2006年中国的国防》里，对此就有权威而系统的阐述。例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34]。

伴随着对世界形势的乐观认识，中国对自身的认识也从要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变成要做一个体系内的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学界和舆论都开始探讨中国崛起的问题、中国的大国心态和大国责任问题^[35]。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宣传部门也不再宣称“某国要遏制中国”或“某国有反华阴谋”。胡锦涛主席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36]。这两年相继播出的《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更是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对自己发展前景的自信、乐观的判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就使中国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所以现在将自己定位为这个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不再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要促使现存的世界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比方说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联合国决议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权威性，承诺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时的中外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在努力全面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愿意在人权、民主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对话和交流；二是强调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表明自己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建设，在体系内谋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四是通过援助和促进区域合作向周边国家表现善意，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机遇而非威胁；五是频繁与他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自信、和平、合作的形象。

另一方面，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从开放对象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从开放范围上说，30年前，中国仅有数个沿海经济特区能有限容纳外资，现在整个中国从边疆到内陆都在招商引资；原先中国对“开放”的理解主要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资本和技术，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王名教授的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数以千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活动，其中已经能确证的有名有姓的至少也有数百家^[37]。

图15．4　“北京风情舞动巴黎”——中法文化年之香榭丽舍大街春节盛装行

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实行的是结盟政策，结果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限制。80年代以后，中国总结过去30年的外交经验并根据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确定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画线决定亲疏。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从世界体系文化的角度说，随着亚非拉国家成为占世界大多数的主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和平运动、进步运动的推动，以及核武器的制约作用，二战后的体系文化完成了彻底的改造，霍布斯文化让位于洛克文化。侧重道义规范而非现状确认，侧重弘扬正义而非维持秩序，侧重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成为当前世界体系文化的主要特点^[3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康德文化也在体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为人们思考人类和世界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启示。体系文化的转变意味着近代史上“弱肉强食”已越来越不是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相反，在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区域及国家，对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的使用变得非常审慎。国家的对外行为不光要考虑到现实利益的利害得失，更要兼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使自己的行为获得某种普遍认可的合法性。世界体系中的任何国家，哪怕是大国、强国，也不可以为所欲为，否则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公众的反对，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由于缺乏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支持，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是失大于得。美国媒体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销蚀了美国的软力量，削弱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总之，以洛克文化为主、康德文化为辅的这种体系文化，为中外关系趋向缓和与良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说，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终结大大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中国全方位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也缓解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采取新型对外政策的国内舆论压力。虽然苏东剧变同时给中外关系带来了“阵痛”，中国领导人一度十分强调中国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明确划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界限，然而从长期角度看，冷战终结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利好因素，因为中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关系方面的国际压力大减，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受益程度又大为增加。

从世界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变化的角度说，中国非常幸运地赶上了全球化这班车。经济全球化可使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迎接机遇和挑战的机会，尤其是加速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这使得中国有机会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要素缺口，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即使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措施，其融入世界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成就也不会如此惊人。

不过，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国之所以会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内政首先有所改变。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抓住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解放思想，大胆实验，锐意改革，他们的目的是为中国找到一条新路，解决中国百年来积贫积弱的难题。问题是路在何方？建国后全面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实践看起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自己从头开始白手起家风险似乎也不小，那剩下的办法就是去看看那曾被我们称之为“垄断、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究竟是怎么样了^[39]。

“开眼看世界”的结果深深震撼了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自己与现代世界的巨大差距。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40]。这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某种危机感，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经济长时间落后已经造成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如不及时调整政策、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其后果将相当严重。这种危机感导致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越来越务实的对外政策，改善和缓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加快改革开放的脚步，最终比较顺利地融入了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