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国，教化世界！

二、辜鸿铭：强化中国，教化世界！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正是相反的思想主张与历史运动，才构成了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永恒常新的伟大生命（道），所谓相反，适足以相成。《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熊十力解释说，阳不孤生，阴不独成，必事物内部蕴涵此两种相反之力量，乃可以互动生发，成就阴阳不测、至神至伟之万物生命（详《乾坤衍》）。余私忖中国文化称“阴阳”必先“阴”而后“阳”，非仅音韵和谐，更饱含深湛智慧：万物因“阳”而大动，由“阴”而大成；阳德刚健，必待阴柔顺承之德乃能收束操持，方可成就，故先“阴”而后“阳”，阴阳和合，相反相持，而成大美。喻诸当代，现代化乃一味健进之孤阳，遂堕蠢动之途，贻害久远；必待反现代化思想之阴柔德性为之调剂操持、救弊补偏，方能顺畅发展而无害。今日中国，必待全面、深入、持久之现代化，乃能富强；同时，必赖中国固有文明传统与道德秩序，为之调剂操持、救弊补偏，乃能教化民众，保守此一富强、消化此一富强，而为长治久安之道。今日中国之所急，正在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之政治经济文化模式，遂一往而偏，堕入不可持续之危途。眼下中国仅注册之吸毒人口就达百万之众，此为教化不当之明证，如此人间之惨祸、民族之负担，若再不从精神上予以根本救治与防范，则晚清鸦片之祸将立马可待也！强化中国，固为今日之急务；然以伟大道德传统教化中国、教化世界，更急如水火，不可再存“经济发展必促进道德进步”之谬望也！

重温现代潮流中伟大的反现代化思想，使之与中华文明固有之道德传统相互逗引生发，开辟出现代化进程中崇高的道德秩序与风范，化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根本弊病，以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高度可持续性为目标，促使固有文明以及全人类文明起死回生，正是今日思想学术界的庄严使命。

卡莱尔和辜鸿铭师徒二人，正是置身于人类历史上这场旷日持久的伟大思想文化运动与社会历史运动的光荣谱系中的、东西方反现代化思想的伟大代表。浪漫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进程疑惑、反思、批判与改良试验，是他们直接的思想与灵感的源泉；“社会批判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对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全面置疑、批判、控诉与成功改良，是在他们一辈人的强烈呼吁鼓动下完成的；他们身后的反现代化浪潮，无论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想、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亚文化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当代的反全球化浪潮，都从他们深刻的思想与道德激情中汲取灵感和力量。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的，浪漫主义是“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学派的一种反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3页），尤其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的首次抗议。德国浪漫派赫尔德（1744～1803）、哈曼（1730～1788）、谢林（1775～1854）等人的思想；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荷尔德林（1770～1843）、诺瓦利斯（1772～1801）、蒂克（1773～1853）等人的创作，最早显示了现代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与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人类精神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歌德的《浮士德》（1806、1831）描写了近代西方文明无限扩张所造成的悲剧，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杰作；蒂克在小说《威廉·洛厄尔》中描写一个英国青年因受启蒙主义影响而道德堕落的故事，是最早的反启蒙主义小说；他的另一部作品《弗兰茨·斯坦巴德》（1798）则歌颂了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田园牧歌生活；诺瓦利斯也在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把13世纪描绘为人类文化的黄金时代，以反衬出自己所处的工业化时代、启蒙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堕落。

在工业化最早起步的英法两国以及稍后的美、俄诸国，处于反对立场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华滋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拜仑（1788～1824）、雪莱（1792～1822）、济慈（1795～1821）等人的作品，表达了对正在兴起的丑恶的工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厌恶与批判；爱德蒙·柏克（1729～1797）与托克维尔（1803～1859）则分别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严厉批判、对美国民主的实地考察，系统地提出了维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开始了他们伟大的反现代化试验。

被称为浪漫主义第二代的卡莱尔·罗斯金（1809～1900）、阿诺德（1822～1888）、莫理斯（1834～1896）以及美国作家爱默生（1803～1882）、惠特曼（1819～1892）、梭罗（1817～1862）等发展出一种重要的文体——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这种文体有力地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化的忧虑与批判；夏多布里昂（1768～1848）在小说《勒内》（1802）中最早塑造了痛苦彷徨于都市文明中的“世纪病”形象；斯汤达（1784～1842）则在小说《红与黑》（1831）中描写了一个乡下青年为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而身败名裂的故事；雨果（1802～1885）则在《悲惨世界》（1862）等巨著中，对资本主义秩序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这些作品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巴尔扎克（1799～1850）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1829～1850，收入小说90余部）、狄更斯（1812～1870）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左拉（1840～1902）的《萌芽》（1885）以及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与控诉，成为促使西方社会进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改良的重要因素。

卡莱尔是西方反现代化思想的伟大代表。早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卡莱尔就对作为爱丁堡大学传统的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深怀不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以便使自己从休谟的理性怀疑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泥潭中挣脱出来。他自称“神秘主义者”或“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者”，在1829年的文章《时代的象征》中，他指出：“人们的头脑、心脏乃至双手都变得越来越机械了。他们对个人的努力以及所有人的本性的力量都丧失了信心。他们所希望和为之奋斗的，不是内心的完美，而是外部世界的排列组合，以及各种制度、法规等，总之，不外乎各种各样机械的结构。”^[1]

某日傍晚，与亲友就餐于一家同时供应中西餐的餐馆，见一位小提琴手，在中外食客的噪杂声、电视正在播放的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比赛实况的喧闹声中，懒洋洋地拉着一首世界名曲——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询之，知其乃某直辖市交响乐团专业演奏员，余深悯其浪费天才。依据主流意识形态，这个小提琴手的故事完全可以编造成：打工谋经济自立，然后再在专业上获得成功。只是不知长期在酒吧餐馆演奏，其专业水准如何提高。更令人感慨的是：当年经常被迫在酒馆餐桌上创作的舒伯特，英年早逝、死于贫困，莫扎特也是如此；如今一个专业演奏员竟不得不卖艺于餐馆，而在电视前狂呼乱吼的中外食客，对他的演奏充耳不闻，这是进步吗？餐毕出门，漫步于灯红酒绿的都市街头，一位乡下装束的妇女尾随乞讨，解囊付款后方肯离去。暮色中打扮得妖形怪状的少男少女们，牵狗招摇而过；更有人怀抱小狗，昵称其为“儿子”，换言之，这些人甘当狗之爹娘！毫无疑问，随着宠物风的泛滥，更多“人”形的猪爹猫娘，必将大量涌现；一种未经正当教化的、饱食终日、自暴自弃的人，必将不断与日俱增，这些“人”形蠢物，不仅仅是社会的负担、人类的耻辱，更是文明的污水、道德的残渣，他们的巨大能量，必将吞噬一切文明的成果，断送一切民族的未来！

卡莱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公平天意”，即人类社会的罪恶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遭受天意的惩罚。他认为，历史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概括，历史写作也就代表了诗的最高形式。他在《法国革命》中把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法国统治阶层的道德腐败，残暴的大革命正是历史神圣的公正意志对罪恶行径的惩罚，而法国革命的乌托邦根源——启蒙主义思想，则是从一个错误的理性原则出发，逐步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的道德沙漠与文化沙漠。

1837年英国爆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卡莱尔目击时艰，对贫苦大众深抱同情，对英国统治阶层厉声谴责：“爱尔兰有近700万劳动人民，据科学统计，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每年有30周的时间得不到劣等马铃薯充饥。……什么都不要说了，要么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要么自取灭亡……英国对爱尔兰是有罪的，这是四百多年来作恶的结果，必将最终遭到全部报应。”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斥责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称其为“瘫痪的激进主义”，更反对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认其为启蒙主义新的邪恶形式，他的“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的论断，成为举世名言。

卡莱尔的道德激情、对英国社会的尖锐批判与谴责、对根本变革的强烈呼吁，使他成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拥戴的先知、圣哲，宣告天谴即将临头的预言家。1883年，他在写给穆勒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感受：“不是在诗歌中，而只能是在预言中，在像古代希伯来人的严厉警告中，一个人才能指出当前社会中那些该被诅咒的现实……”

卡莱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然强烈呼吁根本的社会变革，但他从未沾染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崇拜的热病”。他从不相信选举箱可以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大众则被视为盲目而危险的本能力量。卡莱尔认为，民主是一种极为不现实的政治制度，这种乌托邦的信念在法国大革命中一试而败：主张民主的吉伦特派被现实主义的雅各宾派击溃，标榜理性和民主的大革命，换回的竟是残暴与专制，民主将永远出于同一原因而失败。对这种完全不现实的公正原则（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只能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并极容易导致邪恶。他与柏克一样，向往一个有机结合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他因此认为，12世纪的英国，才是健康社会的楷模，而只有出现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新贵族”，英国才会得救。在《当代评论》中，他轻蔑地称当时英国人为“2700万傻瓜”。

由于“英雄崇拜”的历史哲学和对现代化的全面驳斥，晚年的卡莱尔陷入了彻底的孤独。选举权的扩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贫富分化的暂时缓解、英国平稳度过1848年震动全欧的革命危机，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地，确保了欧洲经济的普遍繁荣，这一切，使一度激动不安的读者被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所欺骗，日益疏远他们那位现在看来有点“危言耸听”的先知。1851年夏的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行，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洋洋自得情绪的一个高峰。

人们不知道，灾难的阴云正越来越浓地笼罩在19世纪欧洲的上空，为卡莱尔所憎恶的每一件事情正呈现出日益危急的前景。卡莱尔清醒地意识到：那种企图以工业革命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来解决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幻想，恰如抱薪灭火，到头来只能适得其反。

他在1837年的《法国革命》中最早提出了“人的死亡”这一历史哲学命题：“由于人的个性（或曰自发性）得到发展的可能微乎其微，可以说人类现在已经死了，并且是以人为的方式相互残杀而死……”没有受到人格与个性培养的大众，只能充当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政策的炮灰，软弱无力的个人与庞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之间的不成比例的相互关系与彼此隔绝，帝国主义之间的残酷战争，即使是和平年代大众的麻木与个性泯灭，20世纪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和彼此残杀，人性的毁灭……这一切，都在卡莱尔的预言之内，毫厘不爽。此真先见之明也。

正是在卡莱尔孤独的晚年，辜鸿铭投到了他的门下。当时卡莱尔因年迈体衰，已不能登台讲课，一般由大女儿代讲，他旁听，然后登台总结并回答问题。辜鸿铭义父布朗先生的父亲，是卡莱尔的老朋友，辜鸿铭每晚随布朗父子造访卡莱尔，聆听教诲、随时请益，遂得浪漫主义之真传。

卡莱尔认定历史是由道德意志贯彻、由英雄人物创造的历史观，深刻影响了辜鸿铭。这种历史观与中国精英文化传统十分相契。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过去与现在》等书中，卡莱尔赞美中国的皇帝是“一个比许多人所能想象的要聪明得多的大祭司！……他做了一个独特的、系统的尝试，想获得我们称之为一切宗教的最终结果：实际的英雄崇拜，他以真正的热情，尽其所能、永无止息地从百姓中寻找并筛选最聪明的人；是这些最聪明的人、天生的国王，统治着3亿人民……他们不像其他几百万人那样，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相互之间令人恐惧的战争。”^[2]

读卡莱尔此言，可知一个思想深刻、观察敏锐的历史学家，即使远居英伦三岛之上，亦可对中国历史洞若观火，强过胡适、陈独秀等全盘西化论者不知多少倍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对中国古典政治中君臣关系的精妙比拟：他称中国皇帝为“大祭司”，称被皇帝选拔出来的、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为“天生的国王”，卡莱尔依据自身政教分离的历史传统，精妙地理解了中国古典政治政教合一之奥秘：皇帝犹如西方传统中的大祭司，依中国传统可谓“道统”所寄，他并不承担实际的治理责任，他的政治功能有二：一曰天命所系、道统所寄之普遍王权、天下归心之王政、全国民众性命所系之统一与稳定的政治（宗教）象征、中央集权之合法性权力源泉，广土众民因这一象征之无上权威而秩序井然，不敢生觊觎之二心，故一般儒臣往往催促皇帝“早立太子，以定国本”，所谓“国本”者，即表明在位君主（皇帝）与待位储君（太子）之间平稳的政权过渡是全国安危之所在；二曰“选举人才”，选者选拔，举者荐举，前者以考试为之，以朝廷命官出题监考，初选之后，由皇帝确定高级人才之录用；后者由封疆大吏举荐，最后亦由皇帝确定录用。是故君主职责一为象征，一为选拔干部，少数情况下确定大政方针，而实际政治治理，付诸卡莱尔所谓的“天生的国王”——士大夫阶层，皇室与文官政府之间相互制约，道统（君主）、政统（文官）与学统（士人）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数亿人民因此井井有条，而少暴政、战乱之祸也。

卡莱尔正确地指出：“就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事情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制度、革命、社会机构或设置，如此指望人的这种科学追求。智慧的人位于事务的顶端：如果一切制度与革命有目的的话，这便是它们的目的。因为真正智慧的人，正像我一直断定和相信的那样，是有高尚心灵的人，真诚、正直、人道和勇敢的人。让他执政，一切都会得到；不录用他，尽管你有黑莓一样繁多的制度，在每一个村庄都设议会，也将一无所获。”观今日中国社会，各种干部管理制度与规章也“如黑莓一样繁多”，但大多徒具虚文，不学无术、心术不正、欺下瞒上、腐败堕落的干部层出不穷、与日俱增，成为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最大隐忧，正是近代以来逐步抛弃固有文化之道统、学统与政统之结果。殷鉴不远，可掩饰乎！

卡莱尔认为中国古典文明努力的根本方向正确可佩，称之为“中国式的民主”：“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理想在中国，始终未能（完全）实现；待传播到欧洲以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好像一根燃着的火柴，一阵风吹灭了。（现在是）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辜鸿铭后来在老师思想的基础上，将卡莱尔对中国古典政治中的民主思想的有保留的赞扬，发展为更有系统的、无保留的赞美：他认定古典中国政治是“理性民主”，即在理性指导下的民主，以区别于近代西方非理性的民主——群氓政治、大众暴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卡莱尔的深沉教诲，想必极大地感染了青年辜鸿铭。他以天赋的灵敏，深思善学的才华，浪漫主义的嫡传，与导师一样的道德热忱、坚强信念、高傲性格，与导师一样耐住孤独、误解、冷落与贫困的伟大品格，为把中国文化这一“人类的一线光明”照耀到现代社会的黑暗之上，奋斗了一生。

影响辜鸿铭由一个洋服洋语的“西崽”转变成中国文化的伟大辩护者、东方反现代化浪潮之代表人物的西方人，除了导师卡莱尔外，尚有卡莱尔的友人、著名思想家、社会批评家罗斯金、阿诺德、爱默生，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歌德，他的义父布朗先生等。据说，他曾背完莎翁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这是他学外语成功的秘诀之一。莎翁戏剧如《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门》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与贪婪金钱的本性，给辜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德、爱默生是浪漫主义哲人中对中国文化赞美极多的人。歌德尝言：“中国文明有宁静中和之精神，其人之生活以及文艺器物之所表见者，皆光明而纯粹，健全而安定”；“中国人凡事均有节制，不行之过当，故能立国数千年之久，他日亦不至灭亡赖有此耳！”爱默生则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他称孔子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和楷模，是全人类努力向上的道德榜样。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则直接奠定了他一生学行之立场与方向：“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要知，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最惨的是非洲的黑种人，成千上万地被抓走，当作奴隶卖给美国。美洲的红种人，快被杀光、灭种了！我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辜鸿铭不仅承名师指点，更有如此广博精深之家学背景，宜乎其独步中国、蜚声世界，为近代东方第一思想巨匠也。1877年，21岁的辜鸿铭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游学德、法、意大利诸国，遂精通英、德、法等西方语言与文化，其英文水平被许为“二百年来，未见其右”（林语堂：《辜译〈论语〉序》）。他24岁时任职于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1882年，26岁的辜鸿铭，在新加坡会晤了洋务活动家、外语专家、中国近代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三日倾谈之下，辜鸿铭得闻中国文化之大道，遂辞殖民当局职，改洋服为华服，并开始习中文并攻读经史子集。“正是他——马建忠，使我重新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辜鸿铭之独特成就，更重要的基础是他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入钻研与亲身历练：1885年，29岁的辜鸿铭入当时正指挥中法战争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督衙洋文案，长期师从、追随一代名臣张之洞，系统学习中国经典，与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罗振玉、梁敦彦等国学大家交游，同时参与1900年“东南互保”等重大政治举措。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将张之洞尊为“清流运动”之领袖，自称“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为中国文明的事业而战”，将之比拟为英国反现代化运动——牛津运动领袖纽曼大主教，称其活动宗旨为“反对西洋实利主义文明”，对张的逝世与“清流运动”的失败深致惋惜之情。

辜鸿铭被当时西方尊为“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西方人当时流行一句话：“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三大殿，但不可不会辜鸿铭。”早在1898年，辜鸿铭就出版了英译《论语》。1900～1901年间发表英文政论集《尊王篇》以及相关论文，对帝国主义在华行径进行了愤怒谴责，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05年，辜鸿铭任外务部部郎、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惩治西人贪污巨款案，责令德船赔偿被撞沉的中国民船。1906年出版英译《中庸》。1910年被赏文科进士，列“游学专门”一等，位第二，仅次于严复。1911年辞南洋公学监督职，居北京。1912年2月，清帝退位，辜鸿铭自居遗老，留辫抗世。同时用中西文字痛骂袁世凯，拒绝其拉拢。1913年任北京四国银行团翻译。1914年以英文向“东方学会”提交《中国人的精神》，为其学术代表作，后以《春秋大义》之名出版，享誉世界。1915年受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文诗与拉丁语等课程。1919年发表英文文章，反对“新文化运动”。1920年，文集《呐喊》以德文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同年，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不同形式发表，东方文化思潮勃然兴起。1922年，出版中文文集《读易草堂文集》。1924～1925年，赴日演讲，出版《辜鸿铭讲演集》。1928年病逝于北京。

在有关辜鸿铭的各种奇闻逸事中，最有深意的，是下面一则：据说辜鸿铭初登北大讲台，那些惟恐洋化不够的北大学生，一见外文教授竟是一个拖着辫子的遗老，不禁举座哗然。辜鸿铭以一句话就令整个教室肃静下来：“我身后的辫子随时可以剪掉，但你们每个人心中的那根辫子，却极不容易剪除！”辜鸿铭可谓一语成谶：100多年来，全盘西化论所造成的“中国5000年文明僵化落后，必须全面引进西方文明，中国才能富强”的思维、行动与心理定势，真如一根无形而粗大的辫子，牢牢捆住了人们的心灵，西方价值观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标准，现代化、全球化成了西方化、单一化的同一语，似乎西方化带给全世界的深重危机还嫌不够，只有彻底、完全、不折不扣的西方化才是克服一切弊病的最后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