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需要教化

三、“再生”需要教化

既然任务式的再生观在大革命中占有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新人”的创造说到底便成了个教育的问题;既然“新人”不能像玩魔术那样在瞬间变出来,那么就只能通过教化来培养了——当然,这就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尽管新人的教化不可拖延过久,但也不可操之过急,正确的做法是耐住性子,以无与伦比的毅力和恒心,在时间轴上妥善地布置教育的努力。

任务无疑是艰巨的。然而,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法国革命者,尤其是“决裂”信念更为坚定的山岳党人,并没有被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所吓倒。在山岳党国民公会期间,他们为实现这种民族再生所作出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实际上已构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

培养新人的努力,应当因人而异。对于儿童来说,事情似乎应该简单得多,因为他们幸运地诞生在革命时代,还不曾沾染上旧社会的坏毛病就开始受新风尚的熏陶,所以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良好教育,在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上播下爱国的种子,即可造就一代新人。然而即使在这里,也应该看到任务的艰巨性:因为革命时代的社会虽然已出现了新风尚,但还并没有完全革除旧风尚。“新”战胜“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旧的事物只要依然存在,就免不了会对新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故而对儿童的教育实际上是同旧习惯势力争夺下一代,这就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旧习惯势力在法国又是那样的强大而顽固!为了战胜这种旧习惯势力,保证把下一代培养成新人,法国革命者深感有必要用一张广阔而密实的“网”把儿童们罩起来:这张网首先应该是一张学校网,即应该建立足够多的学校,让孩子们仅从这么多的学校的存在本身就能强烈地感到学习的必要;其次,这张网应该是一张紧紧围绕在儿童身边的共和主义的教育网,以便能像谢尼埃所希望的那样,“强化共和主义对儿童的影响,并在其周围筑起爱国主义的坚固壁垒”;最后,这张网还应当是一张教师网,而教师们都得像卢梭笔下的爱弥尔的导师那样循循善诱,精通于重复法,用比约-瓦莱纳所倡导的“反复比较法”和具有无声说服力的例证来教育学生。正是基于这些原则,国民公会在小学教材及教育方法、法语教学和师资培训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少年儿童的教化已经如此费力,成年人教化的艰巨性更是可想而知。成年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污迹,形成了硬性的旧思想、旧习惯,必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又只能是一个更长期、更艰苦的过程,需要动员一切手段,进行连续不断的努力。

对成年人进行教化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由于这教化已不可能在正规的课堂里进行,所以需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因而也就需要把教化新人的努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让新思想文化占领公共的和私人的一切领域。

故而法国革命派对成年人的教化尤其关注。早在1791年9月,雅各宾俱乐部就设想了五种教化手段,即报刊、历书、歌曲、舞蹈和戏剧。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人们的方法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到共和二年,国民公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民族再生,并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智囊团——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国民教育委员会”,从而使新人的教化手段日趋丰富和大众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统观一下共和二年新人教化的基本方式及其特点。

——报刊、告示和大众历书。大革命带来了法国报刊业的勃兴:1788年巴黎获准发行的报刊仅十余家,而在1791年民众报刊被禁之前,竟一下子涌现出500多家。新闻记者成了无冕之王,按德穆兰的话来说,他们“行使着一种检察院的职能,可以检举、传讯、免诉和定罪”。当然,他们也应该担负起塑造新民族灵魂的使命。但到了共和二年,由于雅各宾专政需要严格符合官方意图的新闻导向,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如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雅克·卢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报》、德穆兰的《老哥德利埃报》等等相继被封闭,报人成了一种危险的职业,导致了报业的相对萧条,而发行量近8000份、在外省和民众社团广为传阅的《山岳派日报》又价格昂贵,无套裤汉一般都买不起,故当时教育大众最有效的宣传品,实际上还是贴满街头巷尾的各种告示。这些告示,包括各种经济信息、检举揭发、官方布告和节日海报,寓精神动员和道德教化于经常不断的情况通报之中,把人民群众同大革命的进程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对当时大众心态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大众历书是城乡广大下层人民最喜爱的生活必需品。它价格低廉,一般劳动者用半个工作日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本,故其宣传大众的价值历来为雅各宾派所重视,被认为是“乡下人的课本和图书馆”。雅各宾俱乐部在1791年9月就曾发动人们想办法把历史变成一种革命教科书,让人民大众通过它来了解有关大革命的历史、法国人品行的变化、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方面的知识,并悬赏征求设计方案。结果科洛·德布瓦的《热拉尔老爹历书》从42种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该历书用家庭谈话的方式向村民们讲解大革命的各项原则,宣传技巧比问答式的权利义务入门读物高出一筹,因此逐渐成为革命派推行民族再生的重要读物之一。在1791年,政治历书的发行量尚小,与传统历书的比例仅为7:21。情况在1792年还不见怎么改观,但从1793年开始就迅速发生了变化:在1793年,这一比例变成18:10,在共和二年又上升到16:2,在共和三年的雅各宾时期则高达24:3。除了促进大革命的原则在民众中的传播外,这些政治历书还在加强雅各宾派资产阶级和城乡无套裤汉之间的联盟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文学、音乐、戏剧和美术。共和二年花月27日(1794年5月16日),救国委员会专门颁布法令,号召文学家们大写爱国主义诗歌和共和主义剧本,歌颂斗士们的丰功伟绩,并在一切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里宣传共和主义道德。事实上,文学艺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积极充当着革命的宣传工具。据统计,大革命十年产生的革命歌曲多达3000多首,其中流传最广的有著名的《马赛曲》、《出征歌》、《卡马尼奥拉》、《就这么办》等等。早在1791年1月,瓦兹省的一家报纸就这样评论诗歌在大革命中的作用:“它是政府对群众的一种宣传手段……这个手段具有无比的威力。让丰富多彩的诗节来展现我们的革命吧!……爱国主义将通过它照亮人们的心灵,并给年轻人带来欢乐。”

在戏剧方面,自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废除剧院方面的特权制度以后,巴黎营业的剧院迅速增至近50座。在1793年,这些剧院便成为向国民灌输公民责任心的学校。国民公会议员德拉克罗瓦深知革命戏剧对公民心态的教化性影响,认为只要看过《布鲁图斯》一剧,人人都会成为勇于刺杀暴君的壮士。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的一些剧场每周必须上演三次描写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或其他表现革命时期重大事件和自由卫士的美德的剧目,而且每周可由国家担负一次演出的费用,人民可免费观看。1794年1月20日,国民公会向至少为人民免费演出过四场的巴黎各剧院提供了十万锂经费,戏票由市府官员向公民分发。演出时间规定在下午5:30到9点之间,以方便劳动群众。这一措施在外省也得到广泛推行。由于当时风行革命古典主义悲剧,不少剧作家因此成名,其中最多产的是马利-约瑟夫·谢尼埃,他善于从古典作品和法国历史中汲取题材并注入革命的精神,借古喻今。其次还有内·勒默西耶、法布尔·德格朗蒂纳等剧作家也颇负盛名。革命时期创作和上演的戏剧达2000余部,除了传统的悲剧、喜剧等体裁之外,革命时代的法国还出现了由克鲁比尼等人创造的一种新歌剧,即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救世歌剧”。据说政府还曾试图创造一种群众性的政治鼓动戏剧,每逢节日庆典,人们就在广场上演出各种含有革命意义的叙事乐曲、英雄主义的戏剧和现实题材的哑剧,以此烘托和强化革命的时代气氛。

山岳派政府不惜重金鼓励革命戏剧创作与演出,同时对违背雅各宾精神的戏剧严加杜绝。1793年8月2日的法令规定:任何剧院不得上演败坏公共精神和宣扬王权迷信的戏剧,否则将予以封闭并逮捕法办首恶。政府成立了12个专门审查剧目的委员会,它们在两个月内审查了150部戏剧,其中33部被禁演,25部被修改,如《威廉·泰尔》被改成《瑞士无套裤汉》,《答尔丢夫》被细心地剔除了一切带宫廷或贵族气息的内容。1794年5月,拉辛和高乃依的作品从舞台上销声匿迹,弗朗索瓦·德·纳夫沙多的《帕美拉》和谢尼埃的《蒂莫莱昂》等等作品,也因为有一两句台词被认为带反革命意味而被撤销。

美术界的艺术家们也被革命政府动员起来投入教化新人的工作,雕塑家们制作了许许多多古代英雄人物(如布鲁图斯)和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的胸像,这些胸像布满了当时经常举办的各种美术展览会。共和二年美术沙龙的寓意雕像无不表现着人民、哲学或自由等主题。无数宣传革命的胸像和雕塑被用来装饰公共建筑和民众社团的集合场所。面向人民的革命绘画艺术更是一片兴旺。在1789年有350幅绘画参展,1793年展出了1000幅,1795年则多达3048幅。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人民的胜利》、《巴士底狱废墟上的无套裤汉节日》、《英勇的无套裤汉进攻杜伊勒利宫》等等。许多参展人,如达维德、普鲁东、热拉尔、凡卢、凡尔奈、布瓦利等等,都成为彪炳于世界绘画史册的人物。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的达维德的《马拉之死》被宣布永久挂在国民公会大厅,成千上万地为人们所临摹复制,成为共和二年雅各宾派教代人民的典型绘画作品。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国民公会议员们强烈反对民众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焚书的做法,认为保存图书就是为“人民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保存物证。山岳党人罗姆指出:“我们的图书馆里充满了关于国王恶行的罪证,他们的狐朋狗友,或者说他们的奴隶或同谋,很想毁掉这些为整个人类所关注的案卷。”(1793年10月)由此,焚书成了一种企图在全人类心目中败坏大革命声誉的阴谋。国民公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保存图书的法令。不过,尽管强调保存图书的重要,革命者仍没忘记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收藏的图书,仍主张毫不留情地铲除“毒草”。如国家书志署署长于尔班·多梅格打报告给国民教委,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的书库,割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要求从藏书中“清除预示死亡的浮肿,只留下表明健康的丰腴”。各种档案资料在旧制度时代是由私人保存的,很难为公众所利用。大革命一开始就结束了这一局面。1789年创立了国家档案馆。国民公会在1794年6月也曾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这一事业。此外,国民公会还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博物馆来保护受到“汪达尔主义”风潮威胁的各种艺术品,而保护这些艺术品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教化公众以推动民族再生的事业。山岳派历来把“杰出的艺术品”视作实现民族再生的“重大教育手段”。1793年10月法令这样规定:“有艺术和史学价值的、可以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某些违禁的、清除起来难免造成损害的标记,得送交最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为国民教育的材料妥加保存。”国民公会还规定一切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1793年8月,卢浮宫开始向公众展出绘画和雕塑艺术品。1793年11月8日,中央艺术博物馆成立。1793年12月18日法令,责成每个省都要按奥什市(热尔省省会)博物馆的榜样建立一个博物馆。

——公民的、爱国主义的节日。法国革命人士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节日对新人的教化功能,而这一倾向的登峰造极,便发生在共和二年。当时的雅各宾派精英人物普遍认为,初级国民教育的功效来得太慢,而节日却能相当迅速地在成年人和年轻人中传播公民精神。有些人甚至认为比起节日来,学校教育简直是无用的或至少应该是辅助性的。让·邦·圣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1793年6月)。在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的和地方的节日”和民众社团的公民会议、剧场、公民游戏、军事演习等一起被列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实际上,节日在革命者心目中往往被认为是教化新人的最重要的手段。如谢尼埃说:“谈到道德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民的节日。”罗伯斯庇尔也认为节日是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共和二年的节庆活动不仅极为频繁,而且规模宏大,气派非凡,像一场场巨型的总体表演,人们穷尽一切手段来加强宣传效果。例如,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在埃贝尔派分子肖梅特鼓动下举行的“自由节”庆祝活动,就很像是一场戏:那一天,被更名为“理性庙”的巴黎圣母院内被改装一新,大厅中垒起一座象征山岳派的、布置得花团锦簇的小山,祭坛上熊熊燃烧着象征真理的火焰。典礼伊始,鼓乐四起,两列手持火炬的白衣少女飘然走下小山,随后山顶上缓缓地出现了一位由女演员装扮的“自由神”,只见她头戴红帽,身穿白袍,肩披蓝披风,神态安详而庄严。周围的群众顿时为之沸腾,高唱《自由颂》,跳起欢快的舞蹈……。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节”更是盛况空前:那雄壮的乐曲,五彩缤纷的仪仗, 50万人的游行队伍,可以令任何一个参加者或目击者没齿难忘。威廉·泰尔区职员吉尔巴尔万分感慨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在以往的历史上能找到这样的日子。”

罗伯斯庇尔、达维德、谢尼埃、戈赛克,被认为是这些节庆活动的灵魂:一般原则由罗伯斯庇尔制订,具体实施由达维德安排,节日颂歌则主要由谢尼埃写词、由戈塞克谱曲。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节庆活动都被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职业、性别和年龄排成行列,每一类人都有明确的标记,井然有序,整个过程也必须严格遵循预定的计划,以保证活动的成功。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日有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1790年联盟节、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权)、1793年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1793年5月31日(排除吉伦特派)的周年纪念活动,其次是一些纪念革命烈士的节日,被革命的敌人杀害的马拉、勒佩勒蒂埃、沙利埃以及巴拉、维亚拉等等在这些节日里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此外还有36个每隔十天就有一次的全国性节日,旨在反复激发人民的共和主义情感,弘扬各种美德,加强道德风尚的教化。

——普及法语。由于新生的法兰西民族必须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而统一的语言是民族统一的重要保证,故而要真正实现全民族的再生,就不能不注意法语在全国境内的普及。而从革命初期的一份报告来看,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全国2600万人口中竟有1200万不懂或不能正确地理解法语,不同的方言多达30余种。议员格雷古瓦对此忧心忡忡:“我们在语言方面犹如置身于巴别之塔。”历届革命议会都力图树立作为“自由的语言、平等的工具”的法语对各地“粗俗的方言俚语”的优势地位,尽量使用法语颂布法令。在各革命俱乐部,用法语说话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但在雅各宾专政之前,人们对各种地方语言仍保持着一定的尊重,不少法令和政治宣传品仍在当时被译成克尔特语、佛莱芒语、阿尔萨斯语等文字,这样做部分地是出于避免使大革命自我孤立的动机,但也反映了那些较温和、保守的革命派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倾向。1793年内战的爆发,使方言土话对革命的危害性更显突出,日益被人们视为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工具和宣传革命价值观的头号障碍,从而使雅各宾派下定了普及法语的决心。共和二年雨月8日(1794年1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巴莱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指出:“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异于卖国……曾光荣地表达过《人权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据此,国民公会作出“一切公文和公证书均必须使用法语”的硬性规定,并命令有关部门在十天之内完成向不说法语的各地区派遣法语教员并在那里建立师范学校的任务。不过,人民群众中的法语普及主要地并不能靠学校,而只能在各种民众社团里,在各种节庆活动中,通过各种识字课本、革命歌曲和公民誓词,并通过其他各种民族统一的促进因素如新法规、新习惯和新度量衡(1793年8月公布的米制和克制)的贯彻来进行。由于语言统一化的成功有赖于革命政治的全民参与,因而普及法语的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人民群众的发动,如在阿尔萨斯和弗朗德勒地区,法语的普及和民众的动员就是同时展开的。

——共和历。共和二年的革命精英们懂得,民族的再生不仅需要教化的时间,同时也需要时间的教化。如果说雅各宾派在1791年倡导大众历书政治化还只是为了发挥私人时间的教化功能的话,那么他们在1793年创造“共和历”就是要进一步启动公共时间的教化功能了。制订共和历的设想其实自推翻君主制之日起就开始酝酿。当时有一个大众历书的设计方案曾考虑到把月分成三旬,并以一些博学多才的“诚实人”(如摩西、达芬奇、笛卡尔等)的名字来取代格里高利历中诸圣的名字。但直到共和二年初,国民教育委员会才为此组织一些数学家和诗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其核心人物便是诗人法布尔·德格朗蒂纳。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开始实行共和纪年的动议。1793年10月24日,一部被认为“在当时已知最正确的天文学和历史学基础之上巧妙推演了大自然和农业生活”的新历法终于出台,并迅速印发全国。

共和历对月和日有一套崭新的划分法。由于已经过去的共和一年的元旦恰好是秋分,故新历法不再像旧历法那样分割季节,而完全顺应自然秩序:一年的12个月每月都是30天,每三个月为一个季节。月份不再取罗马神的名字,而是同天气或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进程联系了起来,分别命名为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用以补足地球公转所需时间的额外五天最初被称作“无套裤汉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节和报酬节。为了避免星期与月份的交叠,同时也为了取消基督教传统的礼拜天,每月的30天被分成三个“旬”,天则按其在旬中的次序被命名为“旬一日”、“旬二日”等等。每旬的第10天——旬末日被设作休息日,相当于礼拜天。此外,一年中还有288天被以植物、花卉和当季农业收获物的名称命名,如果月里的黍日、西瓜日、啤酒花日、高粱日、玉米日等等;另有36个旬中日被以家畜的名称命名。36个旬末日则分别带有酿酒桶、压榨机、犁铧、钉齿耙、鹤嘴镐、连枷等等生产和劳动工具的名称。显然,共和历编制者的意图,是想通过对日和月的这些新安排和新名称,来向人民大众(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灌输一种崇尚自然、尊重劳动的新价值观。同时,由于新历法较之旧历法更为明晰和严谨,更接近人们日常挂虑的问题,因而也比较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尽管它要求人们改变的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头一年,人们在政府文件上使用共和历表示日期时,还需要在一边注上旧历,但第二年就完全没这个必要了,添注旧历几乎成了可笑的事情。事实上,在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所创造的所有新事物中,共和历应该说是最长寿的一个:它不仅为一代法国人施行了12年之久,而且还在后来法国历史上的革命风暴中屡屡被战斗的人们所重新采纳或提及,如1848年的革命派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命”,巴黎公社社员们使用着“共和七十九年”的年号,二战期间的抵抗运动,甚至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都曾激起过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共和历无疑是共和二年革命精英最富于人民性的、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

——监狱和断头台。法国革命派还深深懂得:民族的再生毫无疑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要立新首先必须破旧。固然新人教化的上述种种手段同时也负有“破旧”的使命,是对旧世界的“批判的武器”,但由于旧习惯势力的过于根深蒂固,又由于民族的再生必须“只争朝夕”,故破旧的工作还应该诉诸威力更大、效率更高的“武器的批判”,即必须使用革命暴力的手术刀一劳永逸地切除新社会肌体内部的一切毒瘤。这种革命暴力的一般体现便是以监狱和断头台为代表的对所谓人民之敌的恐怖专政。

革命者不能不为大革命所遇到的顽强抵抗而感到忧虑或悲观。罗伯斯庇尔关于法国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的惋叹,便是这种悲观情调的反映。无论如何,罗伯斯庇尔对此深信不疑:在当时的法国,即使并非完全没有好公民,但大量存在着的终究是未经改造的旧人;即使并非所有的旧人都反对新生,但毕竟其中因循守旧、敌视革新者不在少数。事实上,这种危害革命的旧人几乎无所不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僧侣、行骗者、江湖术士等等故弄玄虚、靠骗人吃饭的家伙,以及那些只知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偏执盲信的旧小学教员;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孤陋寡闻、自私自利的乡下人;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有女人——特别是那些嘴里老念叨着传统民谚、不停地散布坏预言、总感叹一代不如一代的老太婆。显然,不把这些行迹可疑、道德败坏、影响恶劣且冥顽不化的旧人完全清除掉,就谈不上民族的总体更新,而制服他们的最简捷有效的办法,便是剥夺他们的自由,直至予以肉体消灭。这种恐怖专政,不仅是净化社会、淳化风俗的直接手段,而且也可以同时起到教化新人的作用——因为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恐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的国民公会上,罗伯斯庇尔明确指出:

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无力的。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适应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族原则的结果。同时,罗伯斯庇尔还这样殷切希望:

愿以往有名的受奴役国家法兰西超越历史上的一切自由民族而成为各民族的榜样,使压迫者为之胆丧,使被压迫者为之快慰,使世界为之增光。愿我们在用自己的鲜血促进我们的事业的时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极乐时代的灿烂曙光。⁽⁷⁾

因而,雅各宾恐怖统治并不仅仅是为了“救国”,它同时也是为了建立法兰西民族的“光荣”,为强化道德的灌输以尽快实现民族的再生。另一方面,监狱的铁窗和镣铐,断头台上的头颅和鲜血,也不仅仅只可以威慑敌人,它们同时也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增强人民的信心并激发他们为公益献身的精神。由此看来,罗伯斯庇尔派实行恐怖统治,很可能也自以为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着新人教化的工作。

【注释】

(1)休伦人:18世纪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2)参见《导报》,第14卷,第803页。

(3)参见《导报》,第18卷,第351-352页。

(4)参见《导报》,第1卷,第378页。

(5)参见M.奥祖夫:《法国革命与新人观念》,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214页。

(6)《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227页。

(7)《导报》,第19卷,第402、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