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教化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教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绘画和戏剧。能乐、净琉璃等，包括歌舞伎，表演的多是古代忠臣义士、贵族家事，与浮士绘一样，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传递着民族文化的忠勇信义、礼义廉耻。木刻版画的出现并大量刊行，开始了民间绘画以简单故事传递要义的阶段，不仅是现代动漫的先河，也是现代媒体的先驱。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媒体形式大量在日本出现。作为社会的“第三只眼”，日本媒体在总体上也如其他国度的媒体一样，不仅传递着大量信息、监督着政府等权力机关、交流着社会发展资讯，同时也引导着民众的舆论、教化着民间习俗和传统。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大类，日本媒体也如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不可避免地在法治与泛家族规则之间诞生、成长和发展，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不同于西方媒体的特色，在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传播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泛家族文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泛家族规则同样左右着日本媒体，传播民族文化和泛家族文化是其自然属性

日本媒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传递知识、提升国民素质上功不可没。特别是在监督政府公权力的使用和大财阀的舞弊等方面，除了历史上特殊时期外，基本上敢于不畏困难坚持发声，对日本民众的认知导向产生着很大的作用。这是日本媒体人的骄傲。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导向着日本媒体的认知?

一种说法：媒体是社会精英引导民意的平台，包括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也就是说是社会精英们在导向着认知，媒体只是个平台。

另一种说法：媒体只关注民意关注的真相，也就是说是民意在导向着媒体的认知，或者说媒体在传达着民意。

还有一种说法：媒体永远告诉你在路上的真相，也就是说媒体的认知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在什么时候说了多少真相。

本书无意在此一一列举媒体的功能，无论媒体是平台，还是传播器，或是有主见的工具，令人关注的是其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左右着其在舆论场中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对事实的价值取向，对真相的追索程度，甚至包括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进行表述。日本媒体从诞生之日起，便被新权贵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后来沦为战争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战后日本媒体在全盘西化的旗帜下，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或者个性。

第一，日本媒体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极少进行反思与批判。就像对纳豆的偏爱一样，日本媒体对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泛家族文化可以说偏爱有加。比如人们很少看到对天皇的负面报道。天皇自己承认应该对发动侵略战争负责，除了战后几年报刊有报道外，随着麦克阿瑟实用主义的原谅，天皇的战争罪责从此销声匿迹，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回事。即便有学者在其研究中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媒体也置若罔闻。相反，皇族的一点一滴小事都被媒体兴趣盎然地给予报道和关注，字里行间流露出天皇及其皇族崇高的色彩，如同滴灌一样孜孜不倦地培育着民众对天皇的忠诚。仅举一例：2013年10月的一天，太子妃雅子带11岁的女儿爱子公主到公园与民同乐，日本媒体批评爱子拿着世界名牌GUCCI“太奢侈”^[20]。然而其批评的语气和讨论的征集，总让人有关爱大熊猫的感觉。

同样，日本媒体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如忠诚文化从不给予批判性反思，而是甘之如饴，津津乐道，表现为对民众服从精神的肯定，对奉献精神的歌颂，对神道不遗余力的宣扬。对从一而终的精神，无论是妇女在家庭里的“从一而终”还是男人在岗位上的“从一而终”（终身雇佣）由此达成的民族极致精神，日本媒体从来都是持赞赏的态度，甚至讴歌之。一个人干某件事，一干几十年，默默奉献，终成技艺高超的“国手”，必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而对于“寅次郎”式的四处漂流、在美国司空见惯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日本媒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加以嘲讽。表面上看一直宣扬着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宣称“客观公正”地报道社会，一旦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特别是涉及民族传统文化时便又拿出了日本传统的那套东西。日本右翼始终坚持奉行民族至上、国家主义的理念，与媒体的这一偏好颇有相通之处，媒体对日本右翼组织的公然活动也就很难给予大力谴责，还自我辩解为害怕右翼组织的报复和威胁。

第二，日本媒体同样善于放大和缩小。本书前面章节中已经说过，日本民族善于放大与缩小，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泛家族规则的作用。日本媒体同样受着泛家族规则的驱使，同样善于放大和缩小。比如善于造神，这是日本媒体善于放大的突出表现。与日本民族具有极致文化相一致，日本媒体在宣传各行各业把工作做到极致的优秀分子时，是绝不吝惜版面文字和誉词的。霸主、巨星、尊神、大国手、千年一遇、东方绝代……一个小山村的年庆活动，未经考证便被媒体封为延续了几百年的文化传承活动，反正知道大众也不会去考证，把敝帚自珍做到了极致。为了放大日本民族的智慧和优秀，抄袭剽窃和无中生有也是其经常使用的招数。说抄袭剽窃也许有些不准确，但明治以后把国外作品中人物名字换成日本名字，全然不管故事内容的惊人相似，在日本文艺界不说比比皆是，至少可说并非罕见。随手举几个例子：在日本广为流传的《道成寺》，讲一个女子爱上一个和尚却遭拒绝，女子变成了大蛇寻找和尚，和尚被寺庙保护在大钟下面，大蛇作法向寺院要人，最后双双而亡。中国人一听就知道是脱胎于《白蛇传》的故事。而日本从古至今无论是能乐、净琉璃还是戏剧、电影、动画，演了又演，甚至去国际上拿了大奖，媒体更是大肆吹捧上天入云，却始终无人指出源出何处。布鲁玛指出，1977年甚为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流浪之旅》的主要故事情节就是以1910年的英国小说《X夫人：一个母爱的故事》为蓝本的。^[21]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把中国的民间故事大量套用在了一休身上，却从头到尾没有标明一处引用。也许这样的事太多，也许日本媒体认为本该如此，所以媒体揭露食品造假不遗余力，却极少见其对文学造假的揭露。

无中生有更是日本媒体报道新闻的绝技、必杀技。如果说以“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来攻击对方是从美国佬那里学来的本领的话，那么“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某地将发生……（或某事很快就要……）”则很有些“日本创造”的意味。看看日本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至今依然不难找到此类开篇之语。内部消息人士不可能曝光，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话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自己的“推测”和“猜想”当然都可以源于“内部人士”。过几天事实真相大白后，日本媒体非常坦然地将自己前面的报道全部忘记，因为他们的目的——无中生有地放大对手的弊端以攻击对手——已经达到。

另一方面，在缩小自身的毛病、掩盖做过的坏事等缩小技术上，日本媒体一点也不弱于日本工业界。报道失误是常有的事，更正就是了。日本媒体通常选择的是遗忘，权当没有那回事。如果遗忘交代不过去了，那么对说错的话、办错的事要道歉或者要更正，其版面文字也十分吝啬。对别的民族取得的进步，只要还不如自己便嗤之以鼻，或者根本视而不见。其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便极少报道，大有传统家族式的夸奖别人便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思维表现。研究期间笔者记录：2011年7月18日，中国新疆和田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7月23日发生了温州动车出轨恶性事件，7月30日新疆喀什又发生了恶性恐怖系统袭击事件。对这些事件，中国的媒体都做了大量报道，然而日本媒体却有些奇怪。对温州动车事故，日本媒体可谓铺天盖地，“集中豪雨”式进行报道，幸灾乐祸中夹杂着兴高采烈。NHK（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在观众互动中提供的“你对事故的态度”选择中竟然设置了“呸”一项，有意误导民众仇华的意图昭然若揭。而对两次新疆恐怖袭击事件只在当天有少许报告，然后便鸦雀无声，真让人怀疑是因为无法对此表达兴高采烈而假装没看见。这就是日本媒体，说他们在推动日本与周边国家走向对抗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不冤枉。看看现在的日本媒体对周边国家的态度，再与100年前日本媒体对周边国家的态度相比，不难发现太多的惊人相似之处。这背后起作用的，影响到日本媒体做出惊人一致“划一性”的，便是日本民族忠诚国家、服从集团、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等泛家族规则和文化价值观的现实表现。因为媒体本身也在遵守着泛家族规则和文化，战后7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这一方面没有多少改变。

第三，比基尼式的报道策略掩人耳目。几乎没有哪家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不标榜自己的新闻报道不以追索事实真相为宗旨的，日本的媒体当然也不例外。比如《读卖新闻》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的“读卖信条”就宣称：“追求真实公正的报道”；《朝日新闻》自创立始即将“不派不党”、真实报道事实确立为自己的宗旨；NHK在2011年修订的经营方针中，在宣称自主、自律的同时，确立的播报四大基本原则同样是“正确”“公平·公正”“尊重人权”“节度品味”。然而事实是，无论哪家媒体，在报道时无不夹杂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意识形态，NHK、《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太过突出，完全可以套用经济学上的那个著名笑话：这些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基本采取比基尼策略：它所展示的都是真实的，它所掩盖的却是致命的。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媒体的总体评价是它不公正，因为它虽没有说谎，却常常有选择地只报道一部分事实，而有意忽略、隐瞒另一部分事实。当然这只是中国留学生的感受。其实媒体的公正都是相对的，报道策略的选择才是考察其真实观点的所在。比如以较长一段时间来考察日本媒体的报道策略便可知，在战后清晰地显现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悔罪和鼓舞民心阶段（至美军结束占领期）；第二个阶段是重拾自信和骄傲阶段（至泡沫经济破灭时）；第三个阶段是寻找假想敌和激励民心阶段（至今）。贯穿于三个阶段的一条中心线是日本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纠合。在不同阶段，都有一些内容成为不能报道或不愿详细报道或者根本就视而不见的缩小“共识”。比如第一阶段的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第二阶段的掠夺公共资源、行贿他国、造假出口等问题，第三阶段的邻国进步、战争罪行、本国军力发展等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对日本发动战争罪，日本媒体在战后便开始极力缩小，借口是不愿唤醒惨痛记忆，不揭历史伤疤，全力振兴日本民族。缩小到一定程度便是遗忘，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迫不得已非要提及也只提太平洋战争，对于侵朝战争、侵华战争、侵南亚战争绝口不提，尤其是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类史实，说法从“罪行”变为“事件”再变为“行动”，最后便是参与装傻充愣、死不承认。战后几年，日本报刊上充斥着对战争罪行的愤怒声讨，全然忘记了媒体自己就是战争的帮凶。因为那个时候伤痛还在，惨烈依然目睹，连改头换面死灰复燃的日本右翼团体也不得不打出谴责战争罪行的口号。最早于1946年3月成立的“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其纲领中第5条就明确写着：“……严惩战争罪犯、战争责任人、战争旁观者，抨击御用政党和左翼政党。”^[22]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领袖曾经就是战争的急先锋。然而到今天，当年的战争加害者已经被偷换为战争受害者，发动战争的主体越来越模糊，侵略朝韩、中国、南亚诸国已经变成了“进入”。侵略战争是否存在，即便是在NHK这样最大的电视媒体这里，“公正·公平”也成了问题。在NHK工作了37年、颇富盛誉的制作人池田惠理子1988年调查日军残杀菲律宾居民的历史事件时被叫停；1996年她制作“慰安妇”专题节目再次被叫停。池田惠理子说：“这时我才明白，调查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为主题的节目可以顺利进行，但调查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行为时，则会受到限制。”^[23]而右倾的《产经新闻》根本就否认存在侵华战争，人们很难在它现在的报纸上看到这一词组了。

再比如对邻国的报道，由战争最初的满怀歉疚，到逐步的趾高气扬，到后来的鄙视厌恶，再到后来根本不报道或歪曲报道邻国所取得的进步，一条清晰的前恭后倨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迹，反映出日本媒体看周边世界的心路历程。中国的城市永远是肮脏破烂和自行车拥挤，近期换成了雾霾和拥挤的汽车。中国的经济发展永远是配在导弹和火箭的图片之下。日本媒体这种崇欧美贬近邻的心态，已经深深影响到日本民众。日本民众对高鼻梁蓝眼睛的尊敬远远高于黄皮肤黑眼睛，最根本的原因是泛家族的界限规则、等级规则在起作用：除非邻居强大到让自己顶礼膜拜，否则便应该听自家吆喝；邻居不能比自己强，强了便会引起不安；甚至邻居不能与自己生活不一样，不一样也会不安。这就如同市井小民，左邻右舍生活都一样的话大家相安无事，如果哪一家兴旺发达起来，引来的不是邻居们的高兴，而是嫉妒甚至是陷害。因为邻家的强盛便意味着自家的衰弱，意味着自己的无能，意味着自家不得不屈从低下。日本一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曾说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日本的目光。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政辉不愧为“历史学者”“国际政治学者”，表达得更直白：“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经济实力，就会在理论上对他国构成潜在军事战略上的、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于是就要看这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价值观。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和体制，越是在短时期内具备了经济上的实力，对他国构成的威胁就越大。我在30年前就有一种忧虑，担心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这一点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我一直在大声疾呼。”^[24]这种鸱得腐鼠的心态，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建遗毒，让中国人哭笑不得，同时也见识了这位教授的国际政治视野是如何被泛家族规则的思维逻辑所局限的。中西辉政的逻辑并非个例，在日本的学者和媒体中非常有代表性。

再比如对日本黑社会的报道、对日本捕鲸船的报道、对日本自卫队的报道，对日本企业在海外制造严重污染的报道，都存在着明显的有所取舍、避重就轻的视角和选材。说日本媒体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戴着偏光眼镜看自己，都不算准确。其实，日本媒体是让受众戴着比基尼眼罩看世界——有那么几点是不愿示人的。

第四，惊人的传播投放能力。各国媒体在报道内容上都会有取舍，如果说日本媒体在内容取舍上以“护短”与“善妒”为其特色的话，那么，日本媒体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惊人的传播方式，那是各国所远远不及的。即便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新媒体发展迅速，但传统媒体仍发挥巨大影响力。2013年11月的数据显示，《读卖新闻》发行量为1000.7万份，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本新闻协会2011年‘全国媒体接触·评价调查’的统计显示，60.7%的日本人每天都会接触报纸信息，每天接触网络信息的日本人只有39.2%，认为网络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只有37.1%，远低于报纸的54.6%。在日本，当前影响力最大的依然是报纸等传统媒体”^[25]。这说明日本报纸依然有着互联网所不能取代的功能。

这种惊人的传播能力，可以从日本媒体的传播方式，比如投递网络的建设、投递人员的工作精神、组织的激励与创新等方面一一加以说明，日本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确实成绩骄人。比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都以其全国性投送网络，保证订阅户准时读到当天的报纸。2013年《朝日新闻》发行量达750万份，排名在《读卖新闻》之后，位列世界第二，拥有这种投送网络居功至伟。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传播能力，本质上反映出日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与众不同。事实是，日本媒体人从入行之日起就一直经历着双重压力。其一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也就是媒体之间的竞争。无论哪一种媒体，都面临着同行的竞争，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语不惊人就要死”。其二是媒体内部的压力。作为日本社会组织的一大类别，泛家族规则和文化同样在日本媒体中滋生蔓延。媒体公司内部等级森严，层级架构和部门之间界限分明，团派林立甚至同一部门也存在不同的小团体，彼此之间的竞争甚至能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种压力促使着媒体从业员不得不在捕捉新闻或进行深度挖掘上提高效率，否则便有可能被同事贬斥和打压。在捕捉新闻方面，日本记者甚至可与警察一争速度高下。笔者在东京日比谷曾亲眼看见警车鸣笛追捕飞车奔逃的罪犯，在警车的后面居然同样飞驰着一台电视报道车。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媒体从业人员要么退出，要么成为泛家族规则的忠实执行者。对新闻职业的忠诚在不知不觉中被偷换成对公司的忠诚，公司的老板还会对你宣称是对国家的忠诚，给你一个自我陶醉、自我高尚的感觉。这种对公司、对国家、对主子、对集团的忠诚、服从、奉献、牺牲的精神，对违反或反对这种精神的愤怒和谴责，便会流诸笔下或镜头前，形成不容怀疑也不能怀疑的立场。因为要宣扬对国家忠诚、牺牲的精神，加上神道教文化的约束和民间神道的习惯，自然便让相当一批媒体无法对战争死难者与战争罪犯加以区别，也有某些媒体根本就不想做这种区别。因此，媒体在面对邻国的抗议上，要么想借此挑起论战以增加卖点，要么维护国粹宣扬民族主义，有意无意间都在为日本的右倾张目。“总的来说，在街头巷尾疯狂折腾的民间团体并不是日本右翼中最大的威胁所在，真正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是高居庙堂的政客和掌握着‘喉舌’的右翼。”^[26]毫无疑问，惊人的传播速度，在传递大量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着泛家族规则和文化。

二、谁动了日本媒体的奶酪?

在号称言论自由的日本，在现实中，是谁决定了媒体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一个事件发生后，是什么力量或者是哪几种力量在博弈，从而决定了日本媒体竟然能在某些问题上报道口径高度一致（日本人称之为“划一性”）?很少有日本媒体公开承认有这种力量存在，但不少媒体也承认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确实存在幕后行为。其实，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媒体的幕后组成了日本“宣传部”，是它们在左右着日本媒体说什么、不说什么，甚至包括怎么说。

第一种力量是权力。日本媒体一贯标榜自身的存在是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但事实上，它们在监督的同时，也与权力勾结。所有的党派都有自己的媒体，这些媒体自然要为所属党派说话。就是无党派的媒体，其重要骨干也经常与执政党领导人员在一起吃饭、游乐，自己也并不讳言，美其名曰获取新闻线索。而政府首脑，大到日本首相，小到城市市长，通常都会与媒体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联络感情，“增进了解”。据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加藤典洋2014年6月的统计，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的17个月里，就已不下36次宴请知名媒体人。请客吃饭玩乐（如打高尔夫球等）的结果就是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时攻击政府的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在安倍第二次上台后180度转弯，完全支持安倍。以至于安倍氏的阁僚得意扬扬地说：“要了解日本的官方观点，最好看《读卖新闻》。”^[27]拉拢只是权力的一种手段，权力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在一切可以行使权力的地方充分行使权力。2013年12月日本最大的影视媒体NHK经营委员会任命籾井胜人为会长。这件事表面看不出它有什么异常，可是当人们知道这个经营委员会是依法由政府提名、国会审核、首相任命时，就看出端倪了：12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中由安倍晋三任命的有5人，“安倍总裁诞生会”的发起人百田尚树和长谷川三千子也赫然进入经营委员之列。2014年2月，安倍晋三又任命3人接替卸任的委员，卸任者中就有那个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作家百田尚树。这就难怪籾井胜人上任后竟公然说出“政府说右，媒体就不能说左”这样让全世界愕然、让世人发笑的话来了。

第二种力量是金钱。日本媒体与别国的媒体一样，一部分是由大资本设立的，一部分是由学者或社会精英组建的，一部分是由党派设立的。无论是谁出的资，日本的媒体从诞生之日起便无法回避广告收益和销售的利益。资本带来的是幕后老板的控制，资金带来的是商业客户的要求。媒体必须要说幕后老板想说的话，也必须为商业客户代言，这与他国媒体大同小异。而日本媒体的特色在于古老的传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一犬瞑目百犬垂头。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着它们一定要跑在别的狗之前，至于内容的正确与否倒还在其次。所以，在日本，当媒体铺天盖报道某一事件时，你能听到不同声音，但绝对朝着同一个方向（日媒所谓“集中豪雨”式）。当媒体鸦雀无声时，你绝对会惊讶于它们就像被谁同时捂住了眼睛，居然敢于如此无视。仿佛只要像鸵鸟一样把头插进草垛里，事件就不存在似的（日媒所谓“划一性”）。捂住媒体眼睛的，一只手是资本和资金，另一只手是泛家族规则及其文化。泛家族规则的权威规则、界限规则、用人规则和忠诚、服从、奉献、家长制文化等“共识”，才是让大多数媒体“整齐划一”的幕后原因，否则便无法解释日本媒体为什么会出现“集中豪雨”和“划一性”。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日本某媒体旗下的广播电台一直专门做一些贬损中国的节目。某一年忽然邀请在日的中国学者做节目，期间女主持人忍不住还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尖刻的问题，一停下来便被制片人厉声训哭了。见中国学者大惑不解，工作人员小声对他说：台里最大的赞助商今年到中国投资了，要求改改腔调。^[28]工作人员没有解释女主持人为什么会哭而毫无申辩的行为。

第三种力量是日本媒体自身。新闻学告诉人们，媒体一旦组织成功，便会如同女娲捏的小泥人儿，产生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而这种灵魂和思想，除了受到出资者（组织者）的影响外，也深受媒体自身架构和运营模式的影响，产生类似地球的自旋转力量。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企业，日本媒体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泛家族规则。你去参观、研究日本媒体内部的报道原则、各项制度和员工守则等，你会发现它们与西方媒体差不多。可是如果你加入日本媒体，便会感受到与西方媒体相差很大。劈面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可以被西方人所理解，也能够忍受。但让西方人不能忍受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可意会却不明说、神秘幕后的东西，它们时时左右着报道方式，甚至左右着报道内容。一个西方记者如果不理解、看不透日本的泛家族规则，那就很难在日本媒体内立足。不要以为这种架构和运营模式只是管理上的事情，什么样的模具出什么样的器皿，什么样的机制培养什么样的人。正是这种自身的架构和运营模式，左右了日本媒体管理团队对外的认知。他们很容易认同具有同样架构和运营模式的组织认知，也很容易感受到外在的和传统的压力。遇到敏感问题，同行沉默，那就很自然地选择视而不见；不按上司意图去报道往往成为挑战其权威的举动，变成了越界行为。只需要知道该知道的，只报道被告诉该报道的。没有人限制采访什么，但发表什么则是电视台的家长说了算。如果猜不透能报道什么，那就是白费劲。如果经常白费劲，那就该考虑换地方了。媒体可以引导大众意识，也可以误导。话语权居然决定了岛国人民应该知道什么或不应该知道什么，即便有意误导，也没人去追究，事实上也没法律可追究这一日本国最大的违宪事实。这样的事例很多，前述NHK的池田惠理子的遭遇已足以说明。

第四种力量是民意。日本民意对媒体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它始终是媒体自我标榜的内容。其实，媒体是传达民意的喉舌，同时也是教化引导民意的利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通常情况下，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民众喜闻乐见的事情确实左右着媒体关注度。但当民众的看法与精英的看法不一致、民间的意见与资本的意见不一致、民意与“媒意”不一致时，媒体选择反映什么隐瞒什么、如何反映，甚至在语气用词上都很有讲究，引导性、教化性、暗示性的功能特别强。更大的问题在于，日本民族一路从历史深处走来，其民族文化的特点交织着浓郁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这些东西本应在西方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律冲击下逐步瓦解和消散，却因为日本媒体与日本民众所形成的共同认知，在媒体自觉的日复一日的诱导下，辅佐着国民教育系统，顽强地保持着其民族文化精髓与糟粕。比如天皇制的忠诚文化，已经没有武士的武士道文化，神道教的谷灵信仰，传统风俗的坚守传承，泛家族规则的泛滥，泛家族文化的弥漫，等等，日本民族的文化守旧与对世界新思维的吸收就是如此同时并存的。媒体的推波助澜，又加强了日本民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参观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人有一个共同反映：在日本国内，我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要认为他们是在批评日本教育的失败，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真不敢相信日本人会如此残忍，会犯下如此暴行，因为媒体长期教化的民族传统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种不相信恰恰便是右翼企图推翻战争罪的社会土壤。另一个现象是：日本人出国接受新思想教育，回国接受传统规则，美其名曰组合发展民族特色，尽管经常被自家人讥为非驴非马，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各路精英惊人一致的发展道路。精英的“成功”经媒体的宣扬引领着民众，继续在非驴非马的道路上寻求着更新更多的进展。这样的民族发展道路，其所带有的泛家族文化又反过来要挟、钳制着媒体，让媒体人总是感觉到在自己的外面有一层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法突破的“壳”。二战前一些有良知的媒体人想说说真相、真话，然而惧怕突破民意认知范畴，不能也不敢打破禁区，便只好选择沉默而随波逐流，最后一起倒向了军国主义。今天的日本媒体人同样面对着这一层“壳”，是否能有突破，而不是像祖辈那样最后放弃真话和真相，世人只能拭目以待。

权力，金钱，泛家族规则，狭隘的民意，这四种力量在背后争夺着日本媒体这块奶酪，想不受其左右、想摆脱其控制的媒体不是没有，但并不多。

三、日本媒体的尴尬

日本媒体承认自己当年在动员“一亿神兵”开疆拓土的战争中功不可没，在造就“一亿八嘎”中同样难辞其咎。所以，为了媒体自身的利益也必须尽快缩小那段记忆，最好忘记。谁都知道这种忘记不过是鸵鸟式自欺欺人的把戏，也都清楚媒体的支配力在于讲述事实的真相而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然而，媒体也是由人构成的，全世界的媒体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独立、公正，自然也不应该苛求日本媒体。毕竟世界各国大都没有日本二战侵略惨败的经历，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媒体也不会有日本媒体的惨痛经历。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德国媒体，对自身的历史教训反省最深刻，为什么日本媒体却做不到，而常常反其道而行之?2014年8月5日，正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纪念日，《朝日新闻》突然旧事重提，连续两天在早报上刊文称：经判断认为，该报1991年至1992年关于日本军在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吉田证言”^[29]是虚构的，决定撤回有关报道。《朝日新闻》社长木村伊量为此公开表示歉意^[30]。是什么力量让一贯“左倾”反战的《朝日新闻》也如此罔顾事实?联想到该报同年6月13日在“朝日俳句”栏目中，曾刊登了一首题为“自卫队员愿意喊着‘安倍万岁’去粉身碎骨”的俳句，并引发左翼和右翼的激烈争论，日本新华侨网总编蒋丰观察说：“不排除该报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他们故意抛出一个极右言论，然后激起左翼人士的公愤，让他们挺身而出。不过，从结果来看，情况非常不乐观。”^[31]这似乎在指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驱使着媒体在玩火。左翼的公愤常常会遭受到右翼组织不择手段的威胁，公愤的声音会越来越小，最后沉默。侵华战争前的日本就曾经出现过如此的争论和如此“非常不乐观”的结果。问题是，今天的日本媒体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这就不能不说说在四大力量瓜分日本媒体奶酪的时候，日本媒体自身所面临的尴尬。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存在于日本媒体身上的外壳，其浓厚的泛家族文化成分作用于日本媒体的自身，从而导致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第一，是忠诚还是批判。忠君爱国，并非日本民族历史传统。但忠诚一直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泛家族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明治维新之后，忠君爱国是维系军国主义的中心，二战结束后至今忠君不大提了（对天皇的态度依然是划分左、右翼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爱国思想、忠诚文化依然大行其道。忠诚于企业和组织，报效于国家，忠诚于日本民族，无论如何，日本媒体也不敢否定企业和社会组织这种爱国精神和忠诚文化。于是，当党派把爱国精神引导到民族主义，当政府把滥用公权力说成是爱国，说成是民族大义，日本媒体便常常失去了批判的准头，甚至自废武功。当日本右翼打出为民族、为国家的利益的旗号时，日本媒体即便不赞成也常常不批评，不仅怕惹祸上身，更在于不知如何批评。日本媒体便是如此用自身的行为向公众演绎和传递着泛家族规则与文化。日本媒体经常批评政府、体制、组织的人和事，但对于要忠诚的对象，对于表现忠诚的人物，日本媒体在批评时就显出遮遮掩掩。

第二，是骄傲还是自卑。日本民族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尤其是今天，日本人获得的诺贝尔奖是亚洲国家中最多的，日本民族在很多领域有理由趾高气扬。但奇怪的是，日本媒体在表达骄傲的时候，那轻浮夸耀的词汇总是给人以沐猴而冠的印象。之所以给人以如此感觉，还是因为其在骄傲的时候，不自觉流露出一种不自信。比如日本媒体在评价本国某一创造时，常常要引用西方人的评价，甚至不惜专门引导西方国家的专家“美言几句”，似乎没有西方人的肯定，那就不是创造。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骨子里的对自我的不肯定。比如日本媒体在介绍别的国家取得某一成果时，总是不忘在最后提醒一句这个国家比日本差距若何。比如日本媒体在介绍他国出现灾难时，虽然不能说是幸灾乐祸，但字里行间的贬斥和轻蔑显而易见，似乎在那里发生的就是天谴。比如日本媒体在追踪报道某一事件时，总喜欢加上自己的判断，而当判断与事态发展不一致时，便全然失忆。这些有话不好好说的现象，均反映出日本媒体不能客观看待别人和自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和判断力，尴尬也就顾不得了。

第三，是崇拜还是贬低。对强者的崇拜和对弱者的蔑视，已经成为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传承民族文化与传播世界文化这一并不矛盾的任务，却让日本媒体有时不知如何取舍和对待。世界上国家有强有弱有大有小，世界上民族文化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个道理不能说日本媒体不懂，但是做起来就显得不太懂了。一方面要传播世界文化，另一方面偏偏又不乐意传播邻国文化，因为邻国总归不如他们。一方面要表达对强者的景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强者的盛气凌人。一方面要宣扬向外界学习，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迎合着民众对外族的防范心理。本国人取得他国的某一“大赏”，别管这个赏有多大，日本媒体顿时吹喇叭抬轿子捧上云端，不遗余力，不亦乐乎。而对广告大客户的造假、幕后指使人的行贿，甚至高层小圈子的犯罪，远的如森永毒奶粉事件、水俣病事件、洛克希德行贿案等，近的如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污染事件、系列餐厅食材造假案、相扑假摔等，与之有着资金或某种关系的媒体则不会过问。只有在别的媒体揭露后才似乎恍然大悟跟踪而上穷追猛打，此时的资金和关系已经解除，故而一事发作，便呈蜂拥，作集中豪雨式报道。最能说明日本媒体尴尬的是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案（图10-3）。2014年1月28日，小保方晴子宣布发现了“STAP万能细胞”的简单制造方法后，日本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可以说举国欢庆——天才美女教授，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6月证实小保方晴子造假，日本媒体又急转直下举国谴责，不惜一切手段挖掘演绎暗示小

保方晴子造假的潜质，似乎前面的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小保方晴子的导师、造假指导者笹井芳树8月5日自杀身亡，让日本损失了一名杰出的生化专家。谁都知道，他的死与日本媒体的“深度报道”有很大关系，却唯独媒体似乎不清楚，没见一家媒体主动担责道歉并探究原因。日本媒体在对崇拜对象的阿谀奉承与对贬损对象的脚踏口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一致，不仅说明媒体在尊崇和贬低的尺度上难以把握，同时更深层次地反映出，民族气节或是民族主义或是民粹主义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

图10-3　小保方晴子在记者会上正式为造假道歉（图片来源于百度）

第四，是细节还是大局。日本民族的洁净节俭是美德，但任何美德超过一定程度便有可能让人活得太累。日本民族偏偏又是一个喜欢极致的民族，所以太过于讲究，在细节上苛以求成，便成为一种病态。比如精于细节的行为让日本成功，然而事事划清界限，也让人敬而远之；比如团队行为让日本成效显著，然而处处都有小团体，又让人不敢亲近且不能亲近。这两者的结果便都是愚笨。日本媒体与日本学界一样精于细节，以为非如此便不成学问，在细节的追求上确实精明过人，这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却至今仍然如蒋百里先生当年批评的那样“倒把一些大节忘记了”。日本学者在物理化学领域已经获得不少诺贝尔奖，但至今原创性的思想和突破依然鲜见。一些很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如福山、小泽征尔等，也是多年留洋在外完成的，基本上算是外国人了。这样的状况不能不说与日本民族注重细节而忽略大节的传统习惯有关。日本媒体现在也和右翼团体一起叫嚷着让中、韩等亚洲国家拿出证据来证明皇军当年犯下的战争罪，似乎没有细节上的证据便不能证明那场战争有罪，似乎亚洲国家要求日本就战争道歉就是挑起矛盾。日本媒体忘了一个大节：没有一个亚洲国家邀请过皇军的进驻，也没有一支亚洲军队踏上过日本本土。这样精明的愚蠢行为，又怎么能怪别人怀疑他们的别有用心呢?说穿了，还是日本媒体自己在细节与大局上不知如何把握的一种尴尬。

第五，是记录还是遗忘。媒体的一大功效是记录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传递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量信息，引领受众跟上时代步伐。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公正地记录社会发展的真实面目，那么这种功效将大打折扣。日本媒体没有不标榜要客观公正地记录日本发展的，但在实际报道中，却经常发生选择性的遗忘和无视。翻翻日本过往报刊，不难发现其在忠实记录社会发展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方面时，总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报刊各有所专各有特色并没有错，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现象，掩盖了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和批判。在日本，很少有对民族的残忍历史特别是近代扩张史的揭露性文章，即便有，其措辞也各有讲究；很少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糟粕的选剔，偶然有，也不难发现更多的是赞叹；很少有对独立、富强等爱国爱民族口号的理性分析，即便有，也首先声明赞同日本必须比别国富强、大和民族必须比别人优秀。政府可以尽情去骂，右翼却要陪上小心；明星可以竭力去捧，外国明星则必须竭力去损；政治家可以放心嘲弄，政治杀人犯（刺客）则必须施以同情。村上春树试图揭示日本民族暴力的一面，得到的是日本媒体的集体失语。2015年4月4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九州大学医学史博物馆展出活体解剖美军飞行员的资料，引起日本舆论哗然。为什么会哗然?因为此类罪行一直被当事方和媒体共同小心翼翼遮掩着。在国际社会，人们都十分钦佩九州大学还原历史真相的行为，却奇怪于京都大学在2014年2月将原展示在解剖学礼堂的二战细菌战和731部队的资料撤展了^[32]，更奇怪于日本媒体一贯的“深度报道”的行动也不见了。现在当事方突破了，共同社突破了，所以其他媒体才哗然起来。普通的日本民众是爱好和平、生性恬淡的，但日本媒体中相当一部分是否真心爱好和平，还是无事生非，则很难说。2012年1月24日日本内阁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者高达80.6%，同比增加了9.2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33]原因固然是中日钓鱼岛领土之争，但关键是日本媒体在此期间大肆渲染、推波助澜。总有一些领域折射出日本媒体在民族还是民粹、历史还是力饰、真相还是假象、公理还是私理上的抉择尴尬。

图10-4　日本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引发各界抗议（图片来源于人民网）

第六，是个性还是组织。所有的日本媒体都宣称捍卫日本的自由民主政体，但在民主最核心的价值观——对待个人的尊严与自由上——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自觉捍卫。相反，相当多的日本媒体更乐意宣扬集体的、团队的、组织的力量。尤其在涉及竞争、丑闻等可以吸引眼球的新闻报道中，个人的隐私和人格的尊严似乎根本就不在媒体的考虑范围之内。2013年12月6日，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并于2014年12月10日生效，此举激起民众的强烈抗议（图10-4），因为政府随时可以“国家秘密”为由剥夺个人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同样被严重影响话语权、本应该抗议最强烈的日本媒体却有些出人意料地展现出“温和反对”的态度，抗议书也递，社论也写，用词却是“困惑”“担忧”和“有危机感”，既没有“集中豪雨”式的报道和解读，也没有“划一性”的明确批判和反对，一批媒体甚至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远没有1986年《反间谍法》出台时的媒体强烈抗议之势。究其原因是安倍政府打着应对“周边国家威胁”“独立完整国家”的旗号，让媒体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了。

第七，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媒体的一大功能就是去发现真相，特别在泛家族规则比较严重的国度，揭示生活和工作中的幕后真相，打开暗箱操作的盖子，既是吸引民众眼球的重大内容，也是媒体竞争的基本方面。没有哪个媒体敢于宣称自己报道的事就百分之百准确，但力求事实准确也是媒体的基本原则。当事实与日本媒体主观意愿特别是老板的意图发生冲突时，尴尬便出现了。对于那些不愿说、不好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实，视而不见者有之，见而无声者有之，明崇暗贬者有之，虚损实夸者有之。反正就是罔顾事实，种种荒唐不一而足。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时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黑金政治”最疯狂的年代，权钱交易、公开受贿行贿，我们已司空见惯，甚至习以为常，然而去翻看那个时代的日本刊物，虽然也能发现一些揭露腐败的报道，但更多的是一片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日本大阪大学一位比较文化学教授对中国《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文化中有一种‘罐子文化’。就是将一些不好的事情、羞耻的事情都装在这个‘罐子’里，将盖子盖紧。知道那个‘罐子’在那里，但是不去碰它，也不希望别人碰它。”^[34]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之一的媒体，身边的罐子同样不少，什么时候拿出，什么时候揭开，并不取决于职业操守和责任，而是取决于金钱与权力的风云际会。在自我划界、内外有别、为尊者讳等泛家族规则的驱使下，不难体会到日本媒体人所处的尴尬境地。

第八，是尊重下意还是顺从上意。存在严重等级制国家的媒体无论口号上如何宣称，在事实上都始终存在着民意（下意）与上级意愿（上意）孰轻孰重的问题，日本同样不能例外。对于大多数媒体记者而言，始终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追索事实真相、反映民众呼声是一回事，揣测或执行幕后的暗箱操作，又是一回事。“上意难测”，尤其是民意如果与幕后老板的“上意”不一致时，是尊重民众意见还是顺从老板意见则颇难抉择。体现老板意见则可能丢失大批读者，体现民众意见则有可能丢掉饭碗。日本媒体人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在此时，权衡利弊是登堂入室的主角，道义和客观公正则只是一旁伺候的丫鬟。

上述分析，只是简单摆出日本媒体实际面临的八重尴尬。这些尴尬并不像日本著名的八重樱一般粉光玉琢、重影叠倩，却是混混沌沌、光怪陆离，散发着浓郁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的腐臭气味，稍不注意便成妖花。应该承认，在这种环境中，还是有相当一批媒体人依然能够坚守一份正义、一份诚实、一份责任，确实难能可贵，让人敬佩和感动。然而个人品行的高洁，并不能左右暗箱的黑手，无论其在一时一事上如何客观公正，其始终难以摆脱醉汉般左右摇摆的形态。因为从本质上说起，日本媒体也如同日本的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样把传递报效国家、忠诚、敬畏、奉献、服从、牺牲等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任务肩负在身上，融化在血液中，铸成文字和影像。虽然说一半的真相也是真相，但比基尼式的隐瞒也是隐瞒。对公众有所欺骗的结果，便只能是将欺骗进行到底。在今天日本走向右倾化的道路上，人们依然看见媒体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身影，一如他们百年前的先辈，而极有可能再次整体成为二战前的妖花，全然失去了20年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媒体形象。有媒体的如此配合，也就难怪政客们愈加肆无忌惮，2014年10月21日，日本政府首次正式否认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朝着否认战争罪行又迈出了一步。

互联网时代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日本媒体的组织方式，这是一个事实。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无等级、无界限组织；忠诚等泛家族文化将被信念、兴趣所取代；组织的自我繁殖将被组织的马赛克复制所取代；组织的划区管理将被打破；扁平化的市场和扁平化的新空间竞争将会越来越多地淘汰泛家族规则和文化。不管日本媒体是否认识到，也无论其是否愿意，日本媒体都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如果不率先在政府之前挑起对外战争，则必将对自身发起改造的战争。前一场战争是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后一场战争是浴火，浴火者可重生。孰去孰从，值得日本媒体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