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媒体和媒体监督

第一节　正确认识媒体和媒体监督

一、媒体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现代社会，媒体被看做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媒体监督，又称为舆论监督，是媒体对社会中发生的各类违背伦理和违法事件进行的批评和报道，这其中包括对一些组织和成员的批评报道。说明白一点，就是在媒体上曝光社会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媒体监督主要是对负面事件的监督，负面事件最大的特点是见不得阳光，这些负面事件策划于密室，知道的人少或不想被人们知道，隐秘性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发现问题快、早，耳目广，造势大，会把那些策划于密室见不得人的事件曝光于天下，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你面对整个社会，形成人人喊打的情况，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媒体看问题的角度是多方面的，它可以站在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也可以站在群众、企业单位的角度谈观点，还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评论。媒体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看法就不尽相同。多角度、多方面地讨论问题，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偏差。

媒体宣传和媒体监督被民主学者及广大群众寄予厚望。媒体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被看做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媒体监督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由过去的偶尔变成了常态，由过去的几家主流报纸变成了全媒体监督，由过去的监督小毛病小错误到现在大事坏事都可以报道。媒体监督成了监督党政机关、社会、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各种不良风气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老百姓喜欢，党和政府支持。

二、党和国家历任领导都支持媒体宣传和监督

改革开放30几年，媒体监督也行使了30几年。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题词，或亲访，或写文章，或讲话以实际行动支持媒体监督。

200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1]。

江泽民总书记说“当前，能否做好舆论监督工作，能否真正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衡量我们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得如何、实践得如何的重要方面。党的机关报应该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探索新时期党报舆论监督的有效方式和方法，进一步增强党报的权威性、指导性、战斗性，为反腐倡廉、改进作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后，与《焦点访谈》节目编辑、记者座谈时说:“我也属于你们监督的对象。”朱总理访问中央电视台，尤其是去了“焦点访谈”栏目，明确表示了对舆论监督的支持。朱总理最后给焦点访谈的题词是:“送给焦点访谈的同志们，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强化行政问责制，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各部门都要加强内部管理，积极配合和支持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3]。温家宝总理曾先后3次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考察工作，面对网民直接回答网民的提问，自觉接受媒体采访。2011年2月27日，温总理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接受网民采访时说:“如果说第一次和网友们在线交流我感到有点紧张，第二次我感到十分珍惜，那么这次我感到责任重大。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以为这两年的工作不比前8年任何一年要容易，反而要艰巨得多。我必须恪尽职守，和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昌盛”^[4]。

2004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看望《焦点访谈》栏目组全体工作人员时发表讲话:“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5]。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监督是大势所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会坚持下去，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使用媒体和利用媒体将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一个新技能。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新闻发言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信号。

三、媒体监督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

民主说透了就是让老百姓说话，就是要有不同的意见，要听不同的声音。让老百姓说话，就是决策时要考虑到社会最底层的呼声，倾听他们的反应。听不同的声音，就是决策要科学，防止失误，防止偏颇。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赋予媒体的一个社会责任，这个责任既是媒体的任务，也是媒体的卖点，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现代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信息公开。我们过去的执政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公开，什么都保密，这是和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信息公开，是社会民主、开放的标志，讨论、议论事件是必然的，这样才能避免过失和失误。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手机、电话、电视等手段瞬间传送，人人都是传递者，人人也都是接收者，人人还都是评论者，你也无法制止。

集权制的国家和封建制的国家是不需要监督的，独裁者、集权者的信息也是不公开的，隐秘的处理方式总是失误不断。我国封建集权社会延续了几千年，那是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年代，没有监督，没有民主，三呼万岁，下级敷衍权势，皇帝一人说了算，决断全靠皇帝的喜好，缺乏论证，失误也没有追究。结果是贪官、庸官横行，社会发展缓慢，那不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民主社会就是要克服这些弊病。我们现在是一个法制健全、监督机制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我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建设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建设这个理想社会时，不能缺民主，不能有一言堂。所以，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领导干部自身，都要自觉地接受民主的监督，正确看待媒体监督。媒体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喜欢媒体监督的是广大老百姓和社会公众。这些人是最平常的人，没有社会背景，没有多少权力，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喜欢媒体监督，因为媒体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道出了他们平时想说但没地方表达的话。他们真诚地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有着最朴素的感情，它们是这个民族最广大、最基础的部分。

谁最害怕媒体监督?谁害怕网络?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害怕媒体监督的不是党，不是政府。因为党和政府是媒体监督的倡导者。害怕媒体监督的也不是所有正直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没有小辫子被抓，是不怕媒体监督的。害怕媒体监督的就是那些不思进取、不明白媒体监督为何物的社会落伍的人，这些人缺乏最基本的媒介素养;还有就是那些干了坏事、又怕人们知道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社会上的要面子的“权贵们”。

四、组织和媒体的关系

现代社会，组织与媒体的关系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1.远离媒体

一些组织和领导个人表现为害怕媒体，看见记者采访就害怕，看见媒体就绕着走，以为媒体就是找自己麻烦的。社会上就流行这么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把记者也当成了提防的对象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些组织认为与媒体打交道只能带来麻烦或损失，不能带来利益。怕暴露本身的错误，怕媒体批评。

有部分领导干部不具备和媒体打交道的基本能力，见到记者就害怕，就语无伦次，所以不敢见记者。

还有个别组织或领导者个人至今还坚持过去的一套，没有正确地看待媒体，以为自己就是“老大”，谁也碰不得，媒体只是自己餐桌上的“一碟小菜”，不把媒体监督看成一回事，轻视媒体的监督作用。一些领导干部也不习惯媒体监督，总以为媒体是宣传工具、是喉舌，而不是监督工具，更不是来监督自己的工具。所以媒体一说自己不喜欢听的话就暴跳如雷，就不高兴。

2.若即若离

这种现象是第一种现象的自然延伸，正因为害怕媒体，就想去讨好媒体。为了让媒体少找自己的麻烦，经常给媒体一些好处，用小恩小惠去巴结媒体，但又怕走得太近。原因是怕一点关系没有，会轻易被媒体批评、曝光;走得太近了，媒体会经常来打扰，索要广告、发行报刊、支持赞助或对组织内部事项知道过多等。

3.保持经常的沟通关系

组织与媒体保持经常的沟通关系，有专门的部门或人员从事宣传报道或公关工作。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有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和媒体打交道，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一些组织，都会专门指定一些人负责和媒体打交道。这类单位受大众的关注度高，媒体一旦作出了对他们的批评或曝光报道，将对组织的声誉和形象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重要的批评或曝光报道，将对组织产生致命的打击。所以越是大企业、知名度高的企业越重视与媒体的关系。

一些单位领导很害怕和媒体打交道，看见记者就害怕，遇到记者就躲避，看到媒体爆出和本单位或自身有关的消息就不知所措，得了“媒体恐慌症”。其实这是领导自身缺乏新闻素养和媒体知识的结果。媒体是代表公众来提问题的，是代表公众来论理的。如果你有道理，你和媒体讲清道理，就是对社会公众讲清了道理，这是领导应该做的起码的工作，何来怕之?如果自己有失误，要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犯错误不可怕，认清错误，确实改正，媒体和公众都会原谅的。躲避媒体，就是躲避社会公众。犯了错误，躲避不是办法，躲避可以暂时避免矛盾焦点，而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过两天，矛盾和焦点还会缠上你。真正害怕媒体、害怕公众的还是那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单位和领导，因为他们无法面对媒体，解释不了事情发生的原因。

面对媒体，要理清思路，要讲清道理，要有领导的水平，你说出的话很可能会被媒体报道。接受媒体采访需要一些基本功，比如说工作语言、外交语言、基本的应变能力等。接受媒体采访还需要了解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一些人自身就是庸官，没水平，缺能力，媒体来了，害怕出丑，所以害怕媒体。一些人害怕媒体，是因为自身就行得不正，被媒体或者说公众揪住了尾巴，害怕彻底暴露，就躲避媒体。真正没有私心，没有权欲，没有后顾之忧的领导是不害怕媒体的，是不害怕面对社会群众的。

五、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领导个人都是被媒体监督的对象

中央各媒体驻地方记者站除了服务地方，宣传地方以外，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耳目作用。它是中央放在地方上的一个耳目，替中央政府传递信息，监督地方的。一些机关或单位政府总想把媒体置于自己的可控之下，要媒体只报道自己喜欢的，不能报道自己不喜欢的，这和党和国家的精神正好是相反的。媒体其中一个功能就是监督功能，党中央和国家对媒体一个重要要求就是靠舆论监督来匡扶正义，批评错误。媒体是一个反映社情民意的地方，不是任何社情民意都和政府及机关领导人的意见相一致的。那该怎么办?让媒体报道一下反面意见天塌不下来，决策机关可以从反面意见中提取合理的部分，让决策更合理，让我们更清醒地分析决策，认识决策。我们要学会倾听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

很多单位和机关仍然沉醉在没有媒体监督的时代，尽管人已经走到了今天，但思维还停留在没有网络、没有媒体监督的时代，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在没有媒体“捣乱”的时代，财富、权力和很多事情更会容易“摆平”。而在媒体监督时代，人们可以近乎没有门槛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将现实中的“扭曲”和“压抑”在媒体、尤其是在网上低成本地发泄，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必需的。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问题出现了我们却没有发现，一味地靠“捂盖子”掩盖矛盾，那样的进步永远是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压力测试^[6]。

六、领导干部要具有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提高与公众打交道的能力。媒体的作用就是向公众传播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就是善于与社会公众相处，尊重媒体，就是尊重公众，就是为自己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打下心理基础。

在和媒体接触方面，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一些地方干部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们的每一次记者招待会，每一次新闻发言人例会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有很好的表现。温家宝总理2011年2月27日接受网民的采访，可说是字字珠玑，回答问题明确，阐述道理深刻，讲解问题高屋建瓴，表现了一个共和国总理掌控全局、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听起来感人热泪。让人由衷地佩服总理的机智和敏锐，感慨总理驾驭语言的能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尽在于此。

民主的时代要求每一个地方领导和单位领导都要有一定的语言使用能力，要学会运用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并通过媒体去宣传公众。和记者打交道是一个技能，只要我们认真体会，揣摩一阵子，完全可以学好的，运用会很自如的。

七、接受舆论监督是组织和领导者个人必备的政治修养

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好定期接受采访的思想准备，主动与媒体沟通，就一些群众关心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表明态度。要提高引导舆论的能力，在处置突发事件时，闻讯而来和要求采访的媒体和记者不是“麻烦制造者”，而应是可以借助和利用的资源。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理得当、媒体利用得妥当，舆论引导有效，不仅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还能使本来的负面信息变为正面报道。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提高应对互联网的能力。这些，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做了，也都做好了，我们下级党政领导和各单位领导有什么不能做到或无法做到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提醒和督促，促使领导干部重新审视决策和举措，去及时修正错误。躲避、拒绝监督，也就失去了一种宝贵的校正机制，失去了一道安全的屏障。领导干部不具备接受监督的执政素质，就容易出现腐败和失误，最终都会动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的民心基础。

八、媒体监督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1.媒体说的是真话，符合真实

如果媒体披露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被监督者由于害怕真正的事实真相被揭露出来，总想掩饰过去。这是没有任何办法挽救的。本书不讨论如何掩盖事实和作假的问题。

2.媒体披露的部分是事实，部分不太符合事实

媒体披露的基本事实清楚，或者有部分是事实，有部分不太符合事实，和事实有出入，这需要去合理解释，承认对的，解释清楚有出入的。

3.媒体说的不是事实，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如果媒体说的是有意歪曲事实，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或者虽然是无意的，但由于记者偏听偏信，或调查不清就发表了。这时我们要正本清源，还事实真相。

第二、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要讨论解决的。

九、事件被炒作起来的几个原因

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网络事件被发酵、被炒作起来大体有四个原因:

1.事件违反常理

事件违反常理，被媒体揭露出来。媒体说的都是事实，当事人和单位无话可说，只能听之任之。例如沃尔玛和家乐福的“欺诈门”事件。两家超市不敢应对媒体，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就因为媒体说的都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当事者无法解释，只能认错。

2.没有应对措施或不会应对

危机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和单位对事件没有应对措施，或根本不会处理，或者不想处理，任听网络炒作，使本来可控的事件演变成不可控。例如近期的个别公安机关违规抓人案件。

3.事件处理不当或口出狂言

事件处理不当，致使事件不可收拾。如当事者解释不合常理，当事者单位隐瞒主要事实真相，第三方解释明显偏袒一方当事人，或口出狂言，仗势欺人等。南京徐宝宝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处理不当就等于推波助澜。

4.背后有推手，有人恶意炒作

背后有推手，有人恶意炒作。这种一种不正常的炒作，做这种炒作的主要是网络水军和一些网络公关公司及一些非主流的小报纸、小杂志，这是明显违背公共关系最起码的伦理底线的，是违背人类伦理和道德的。这种人不是不知道这类炒作的违规性，也知道操作可能产生的恶意结果，而又偏偏为之。这种炒作的最可怕的地方是这些人的传播理论修养堪比专家，这些人的法律水平堪比高级律师，这些人的胆量堪比“武松”，这些人的圈钱水平堪比比尔·盖茨。他们钻的就是法律空子。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杜绝这类炒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