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精英的舆论思想

第三节　媒体精英的舆论思想

以知识精英作为时代与社会的思想生产者与传播者的前提条件，对于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探讨，本章试图通过知识精英作为分析入口，并将知识精英划分为三类：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媒体职业型知识精英，政党规制型知识精英。在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这三类知识精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严格意义上看，很难将三者完全割裂开来，但出于研究分析的需要，适当地忽略掉部分细节，力图聚焦于三类知识分子的差异性，从而勾勒出不同视角下的舆论思想型塑特点。概而言之，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对于舆论思想的贡献与影响在于对舆论概念的分析、舆论理论的建构方面；而媒体职业型知识精英则体现在对于依托现代媒体组织进行舆论思想的话语与实践方面；政党管理型知识精英集中于国家政策的规制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

媒体职业型知识精英在近代中国的舆论思想与实践中是最为活跃、最为耀眼的。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借助现代传播工具可以产生吸引一定社会注意力的言论影响力。对于媒体职业型知识精英这种借助现代报刊发表政治言论的现象，有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专有名词即“文人论政”，也有称之为“书生论政”。与处于言论制高点的赫然地位相比，这个称谓又折射出某种意味上的自嘲与无奈。以《大公报》地位之崇隆，胡政之犹慨言：“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81]或者，如后人所批评的，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

戈公振所言：“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82]传教士与外商的办报实绩，无疑为中国近代报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83]。但是，从事近代中国报刊职业的知识精英，在参考学习传教士办报“宗教传播”与外商办报“赚钱赢利”的同时，还是走上了一条与之不甚相同的职业道路，即将“文人论政”作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办报之理想与宗旨。“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84]。因此，媒体职业型知识精英的舆论思想的研讨，无论如何绕不开“文人论政”这道独特的风景。

一、文人论政

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济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85]。在方汉奇的定义中，“文人论政”中的“文人”更多地具备传统意义，即从士阶层转型而来的现代知识人，仍然抱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继承与延伸。方汉奇进一步指出，在封建社会时期，文人论政难免有忠君的思想，但客观上会发挥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与民休息等健康作用，到了近代时期，文人论政更具有政治清明，广开言路，俯顺舆情的积极意义^[86]。

若以胡适为坐标，前辈的康梁，同辈的论敌陈独秀、李大钊等众多论友，以及后辈的储安平（即《观察》），都像接力棒一样不绝如缕继随了这个言论传统^[87]。但近代中国借助现代媒体而出现的“文人论政”现象毕竟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寄身于媒体的文化人或知识人，逐渐转型为现代社会所需的媒体职业人，承担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分工职责，与此同时，他们还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一批知识人，承担着思想启蒙者与传播者的使命。更为全面地看，“文人论政”应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结合，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以报刊论政报国思想的体现——“书生报国无它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有学者普遍认为，言论救国与言论报国为核心特征的文人论政，其思想源头直接追溯到中国文人的清议传统。历代的史官、言官的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代表着在朝的论政文人，而汉代太学生、宋代的书院论政、明代的东林学院，复社等则代表了在野的声音^[88]。“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位卑不敢忘忧国”，这些准则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言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面前，保留中国文人精神气质的现代知识人对国家和民族怀有不懈的责任使命感，热切希望借助报刊这种新的传播载体抒发言论，建言献策，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实现救亡图存的报国理想^[89]。

文人论政的另一个思想源头来自儒家的“君子群而不党”，无党无派，个人主义的色彩浓厚，论政而不参政^[90]。傅斯年给他的老师胡适一段流传颇广的话：“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几句话表达知识分子对政治崖岸自高的态度，也不啻高估了媒介和舆论的社会力^[91]。储安平在《观察》创刊词强调，它是一个“发表政论”而非“政治斗争”的刊物，“大体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更无任何组织”^[92]。文人论政以同仁刊物为主，追求卓尔不群的独立地位，如《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将“文人论政”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原则，但也为“文人论政”成为媒体知识精英的魔咒铺下了伏笔，成为一代媒体职业精英的绝响。

从纵横两方面看，文人论政可以看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绵延与现代传播思想的移植，是两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李金铨称“文人论政”是“儒家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新闻的原始基调。以言论报国，利用报纸鼓吹改革和现代化，这种改革的动力既来自儒家的情怀，又从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获得“解放”的想象。李金铨认为，文人论政充满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焦灼，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糅合西方自由主义，谋求救亡图存之道^[93]。因此，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现代媒体成为知识精英可以施展才华的新事业，但在媒体知识精英的内心深处，现代报刊传媒仅仅扮演的是工具，文人论政才是最终之目的。换言之，虽然找到现代媒体的肉身，但“言论报国”、“文章报国”的精神理想，始终环绕在媒体知识精英的灵魂深处，从而导致他们始终摆脱不掉一种游离的无力感与自焚的悲剧性。正如李金铨所言：他们莫不希望建立现代的“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中心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个别文人也许不畏横逆，勇于建言，但整体来说文人知识界自命清高，单打独斗，同人论政而不参政，没有组织力量或具体办法实现抽象的理想。他们被卷入险恶的政治浪潮，无力自拔，最后眼见国事日蹙，“道统”不敌“政统”，只能徒呼奈何，甚至遭到没顶的命运，空留余恨^[94]。文字间颇有一番感同身受的悲壮之感。

对文人论政的思想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文人论政从某种角度是从传统士大夫转型而成的媒体精英知识人的体制化心态的曲折表现，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忠君报国的“谏士与谋士”身份，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的建设与社会的改造之中，试图通过批判性话语的生产或者主导舆论的建构，从而引起当权者的重视，寻求与政治当局的合作。这种思想的逻辑在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自我舆论力量的有意高估，夸大了知识精英主导下的舆论在现代社会里的力量，从而派生出与当权者合作的谈判筹码，即通过现代公共舆论的生产与传播从而构造出一种能够与政治话语分庭抗礼的“道统”，以此发挥制衡与监督的作用，拆解政治专制力量的垄断，获取对真理与观念的阐释权。媒体精英作为士的转型后的一股重要的分流，依托现代媒体的社会建制获得新的现代角色，这种新的现代角色虽然远离了政治，但仍然对“文人论政”的理想与实践抱有极大的热情，将“舆论”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平衡政治的力量，这种“舆论”本质上是一种批评性的舆论，进而言之，在近代中国“文人论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在政治之外承担政治角色的普遍途径。

二、舆论的代言人

“文人论政”的思想与实践，与近代媒体知识精英的舆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论政”表面上是现代知识精英借助现代媒体，追求立言的独立性、批判性和超然性，似乎对政治权力保持一种清高疏离甚至凛然对抗的关系，本质上则体现了知识精英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力量以求实现改造政治与促进社会的入世理想，使得接受西方文明洗礼后形成的自由、民主与宪政言论转换成近现代中国政治核心认可的理念。近代知识精英在知识与文字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专长，以及占据大众传播工具的使用先机，他们一直相信可以通过现代报刊构造一种“中心舆论”来指导政治与社会。由此发现，“舆论”属于“文人论政”的报刊思想与实践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近代知识精英在发言与立言方面是充满自信的，舆论的力量一般会被近代知识精英有意的高估，主观想象为一种引领时代的思潮中心，甚至会自作多情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并以舆论界自居，冠以舆论界的美称。在媒体知识精英的心目中，在同仁合作下生产与传播中的“报纸的天职就是散布新闻、指导舆论和代表舆论的”^[95]，“报纸是现代政治养命的血液，没有它就仿佛人身的循环系统停止工作立刻就有性命的危险”^[96]。

《申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商业报的成功典范。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媒体知识精英的介入与接管，势必打上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参政论政的政治情怀，自觉地承担起代言人民，报效国家的历史使命。例如，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新的舆论界，在眼前国难严重的关头，在眼前缔造艰难的时会，责任和使命同样的严重艰难了！在推动时代，夹辅大政的标的下，应该集中起来完成两件工作：宣导治权；建设新的代表的舆论。有良好的舆论即有良好的政治”^[97]。文字间无不透露出媒体知识精英忧国忧民的焦灼，辅佐贤君的期盼，自觉自愿地以舆论界的身份担当起监察权的实施部门，将舆论界视为治权的代表，实行舆论的监察权，鼓吹政与治的分工。媒体知识精英的内心深处的独白与呐喊，不妨用这句话最为形象，“记者的权威，与其说是无冕之王，不如说是不佩印的御史”^[98]！

在另一篇发表于1943年的社论中，《申报》更为明确地以“民间舆论”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强调以赤诚之心发表言论。原文写道，“本报居于民间舆论的立场，尝以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意旨，促进国计民生的利益，为本位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这范围内的政府政令，与人民公意，莫不以赤诚之心，发为言论。我们认定这是责任所在，绝不计及无理由的反响。或有少数错觉者，囿于个人的情感与利害，指责我们的言论，为有利于重庆政权的宣传。我们对于若辈的不明是非，并不惊奇；而对他们的错觉，却不能不郑重加以纠正”^[99]。近代媒体知识精英经营下的《申报》俨然承担起了“国家复兴，民生安乐”的重任，希望通过代表民间舆论的方式，代表人民参政，能够与南京国民政府、重庆政权“共同讨论国家的政事”^[100]。对于国民党政府，《申报》评论自定义为“敬献言于国民党诸君子”^[101]，谋士与谏臣的形象跃然于纸笔之上了。

《自由导报》在讨论民主舆论的中立与独立的特辑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代表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本报对于当前国内政治问题的态度，素主中立；对于一切党派，不但绝于任何关系，亦且绝无任何爱憎。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报社言中曾经这样说过：‘自由导报所代表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而是全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自由导报更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机关报，而是一切爱好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机关报，正义和真理的机关报’”^[102]。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进一步标榜该报的宗旨与目标，“当此黑白混淆，伪善者充斥国中的今日，善意的批评是对的；至于恶意的攻击和中伤，便是卑劣的行为。对于这种卑劣的行为，今后自有事实作答，我们正不屑理会。为促进各党派团结计，为逮到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目的计，对于各方面，我们都有批评和责成的权利和必要。一句话，自由导报是代表一切无党派的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报纸。唯其如此，我们要中立！我们有权利中立”^[103]！

由此可见，媒体知识精英们继承了“君子群而不党”的儒家传统思想，不屑于与任何党派有所瓜葛，出淤泥而不染，自命清高，大义凛然，因而自认为是代言人民舆论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无疑彰显出中国媒体知识精英从事新闻事业崇高的职业使命感，这种职业的使命感最终落实到以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从而一厢情愿地假定媒体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见，媒体的舆论就是人民的舆论，从而构造出媒体知识精英的美丽职业理想，那就是希望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言论影响政府的决策，获得权力的眷顾，担当帝王师。近代中国媒体精英即便在全新的职业背景下，书生意气与西方“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往往无视所处的现实环境，曲高和寡，空有满腔热血，满纸激情，到头来演出了一幕幕代言舆论而被舆论所伤的悲剧。第三个方面，媒体知识精英代言舆论的动机中除了儒士绵延不绝的为民请命的道德使命，在内心深处又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对普通民众的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人民在知识精英眼中的是儿童般的幼稚，虽然他们善良无欺，但他们是盲动的、愚笨的、知识浅陋的，缺乏教育的，说假话的，是容易被权力利用的，被当局者操控的。媒体知识精英认为中国人民中是没有健全合理的舆论的，有的只是“愚论”^[104]，因而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较高政治眼光的、见多识广的媒体知识精英来代言，这样才能有效地排除克服人民舆论的负面与错误。

三、成名的想象

媒体知识精英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舆论高估论，过于夸大媒体言论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的思想动机，是否出于一种获取专业或职业名望的一种冲动与诉求？舆论思想的建构过程是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设定与自我想象的过程？陆晔与潘忠党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对“成名的想象”是如此界定的：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职业的名望（fame）。这种名望包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的社会活动；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点^[105]。

近代中国媒体事业中产生了一批名记者或名报人，如王韬、黄远生、梁启超、张季鸾等。虽然在新闻史中著名报人如群星般灿烂，但在当时的晚清主流社会中，这些著名的媒体精英是一群边缘化的读书人，他们多半因变法失败、仕途受挫、科举不事，而走上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报刊媒体活动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从事办报的媒体知识精英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即所谓的“文人论政”。因此，媒体知识精英的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在最次。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末一代封建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其精神轨迹一脉相传，就是以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106]。对于从事媒体事业的近代知识精英个人而言，其结果也获得较高的社会名望与贤达地位。

王韬1874年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将政论文引入报刊业务，此举被视为“文人论政”的嚆矢。身为主笔的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对报刊主笔不吝赞赏之言，文中写道，“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107]。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舆论与主笔之间的关系，但“人心之所趋向”就带有舆论的意味。可见，媒体精英对于舆论的看重的缘由之一包括是对自身职业名望与专业地位的建构的要求——“绝伦超群者”，这是对于其本人从事的报刊职业的美誉建构，并以此求得社会对报刊从业者的尊重与向往。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人物，身兼数种身份头衔，如维新派、报人、学者、思想家、改良者等。众所周知，报刊事业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占据20几年的时间。从舆论思想上看，梁启超被称为近代中国舆论研究第一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舆论的论说。经后人总结，他的舆论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①将“舆论”定义为公开表达的多数人的意见。②报馆的天职之一为代表舆论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③所谓豪杰与舆论的关系须经历“敌”、“母”、“仆”三个阶段。④现代立宪时代需要健全舆论。

不过，用今人眼光看，他对舆论的理解与观点主要还是借助于大众报刊的传播工具，文章体裁是以政论文为主的，情感丰沛，洋洋洒洒，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对于今人的思想还留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一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轻人的角度去考察梁启超，他对报馆、舆论的诸多的论述，往往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社会影响力与领导力的强烈渴求，姑且称之为对“成名的想象”。例如，他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写道，“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108]。再如，“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109]。何等之气魄与霸气！还有，“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也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舆论以监督之权力。他论述道，“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110]。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中说道，“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111]。

在梁启超的话语实践中，报馆及其所传播的舆论的作用与地位倾向于被无限的放大与夸大，似乎会让每一位读罢之后对其个人发展有所期待的年轻人热血沸腾，树立起投身于报馆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的同时为国家与民族作出贡献。在被放大的报馆及舆论的思想背后，是新兴的媒体知识精英对自身地位与作用的想象与建构。这种想象与建构既有传统士大夫诤士谋臣或者好为人师的政治理念，也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与无冕之王的理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理念的结合可以借助现代传媒工具的强大传播力量而加以实现，从而为媒体知识精英的成名的想象奠定了现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媒体知识精英发表的议政参政的论点冠以“大多数人的舆论”的称谓而获得了合法性。

然而，《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态度非常明确地是反对“成名成家的”。他在美国米苏里（今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奖的庆祝会上写道，“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我们以为，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因为办报都希望人爱读，读者越多越喜欢，求名的高兴而危机也就在这里”^[112]。但话语行间，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求名在媒体知识精英的言行中是一种常态，是他们内心的绵绵渴求，因而张季鸾才提出拒绝成名的诱惑。

之所以提出成名的诱惑的原因在于，张季鸾对自身的定位是“职业的报人”，这正是现代知识精英转型中的最重要的标志，从通才向专才的转变，代表着转型后的士阶层脱去政治入世的外衣之后的另一种成熟稳健的心态。事实上，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名”，或者说，这种名是一种实名而非虚名，这种实名是一种建立在专业主义基础上的职业名望，包括同行的认可与国际的声誉。故而，他在“文人论政”的近代媒体环境中，试图超越“文人论政”的历史局限性，形成了较为稳健且保守的舆论思想——舆论是反复锤炼的“结晶体”：

盖同人始终抱一理想焉，以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依此舆论而行之政治及社会事业，始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国家果有此等舆论，始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惟若干经验与常识耳。建国大事，何知何能，是惟有公开于全国国民，请求其充分指导、督责、援助、合作。敢望全国之政治家教育家各种科学之专门家，及各种产业之事业家，凡所欲言，可在本报言之，其互辩者，在本报辩之。凡在法律所许之范围之内，同人必忠实介绍，听国民为最后之批判；期以五年十年，中国将能形成真正之舆论^[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