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的儒学，其核心是伦理中心、政治至上，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中唐时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总结我国文学创作经验时，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主张。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化特征的很好概括。“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道合一”就是主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意即一切文学形式，都是宣传一定道理而存在，“文”是“道”的载体，以“道”来教化人。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所宣传的“道”，主要是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文学家基本上是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因此，在他们创作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渗透了这一思想，或以散文形式直接宣传此类的儒家思想，或者以诗词歌赋寄托这种理想，或以小说戏剧，通过创造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形象，虚构一些曲折的故事情节，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家道德观念，老百姓常说的“说书唱戏给人比喻”就是反映小说戏剧的教化功能的。所以“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

“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效益有正、负两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使中国古代文学总体上没有偏离现实，使作品言之有物，言之有道，抒发真情，传播真谛，特别是使儒家学说中富有人民性的思想得以传承，起到了教化作用，如“君轻民贵”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教无类”等治学态度和教育思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等，通过文学形式而代代相承，给人们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我们民族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文明礼貌之邦。另一方面“文以载道”使中国古代文学在社会效益中产生过负面影响，即中国古代文学也渗透着儒家思想中消极腐朽的东西，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的观念；用来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等严重地损害了这些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