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导向的错误

在20世纪50～70年代总体性社会中，媒体只是国家掌控下的一个舆论工具。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媒体常常失却起码的理性，在20世纪70年代云南抗震救灾过程中，这不仅表现为抗震救灾信息的不对称，而且表现为媒体在极端政治环境中远离人道的价值判断。

一般地，随着信息的发展，媒体因拥有对事件报道的主动权而成为整合社会、监督国家政府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之一，但是媒体的这种独立性必须以非政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媒体组织沦为国家机构，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而被国家牢牢控制，由媒体传播的信息，无一例外地只能表达国家的意愿，表达国家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这样的媒体政策和媒体角色对于“消除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紧张状态，使两者高度一致起来，并使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整合从属于国家层次上的政治整合”^[51]具有重要的功效。但是，媒体的工具性角色使它只能服从于国家而不考虑信息受众的反馈，以致其报道往往超出民众接受的底线而不自知。

以1970年通海抗震救灾中的媒体为例，媒体总是有意识地淡化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

通海地震发生后的两天，新华社才缓慢地发出了一条极平淡的消息：“1970年1月5日凌晨一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的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52]这条地震消息既不提及震中，也缄口不谈灾害损失，又轻易将震级由7.7级改为7级（当然这其中有避开国际社会方面的原因）。在此之后一周内国内没有其他媒体报道过这次地震。直到1月9日，《云南日报》才刊出中央慰问电，9日之后，该报以与新华社同样的口吻对这次地震作了同等信息含量的报道。1 月15日以后《云南日报》陆续刊登赞颂灾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救灾的文章，仅这些文章的题目就透露着一致的官方价值取向，如《山崩地裂无所惧》《英雄重建新天地》《灾害困难脚下踩 战天斗地夺丰收》《英雄的灾区人民在前进》《奋发图强战胜自然灾害夺丰收 自力更生重建社会主义新家园》《靠毛泽东思想重新安排河山——地震中心区在大跃进中》等等。这些文章都严格遵守着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报喜不报忧，没有任何一则报道透露过灾区的实际困难。《云南日报》曾在地震当年反复宣传灾区“三要”（要靠毛泽东思想，要靠自力更生，要靠集体力量）、“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的抗震救灾豪情，而灾民的真实想法实则大不相同。曾经参与当年抗震救灾的通海县劳动局原局长罗某，怎么也说不清“三要”“三不要”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但他非常肯定这不是由灾民群众自己提出来的。据极震区通海高大乡陶茂村几位幸存者的口述，他们认为当时的救济物资还是太少，满足不了需要，特别是吃的东西不够，尤其是发震后的那几天。其中一个妇女说，尽管有飞机空投食物，可她拿到手的总计只有一块饼，她还认为，救灾食品分配不够均匀，更多的空投食品可能由高大公社附近的灾民分完了。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要将救济捐赠的物款和部分国家救济款救济粮退回去时，他们一致说是“上面”让退的，但一直到现在他们也弄不清这个“上面”究竟是公社革委会、县革委会，还是省革委会，或者是中央。至于来自社会个人的少量的捐助款，云南省政府指示：“关于各专州市提出向灾区捐献问题，省核心领导小组、昆明军区负责同志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明确规定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53]当时政府不提倡捐赠有许多原因，但媒体则借此制造灾民“三要”“三不要”的舆论。

毋庸讳言，官方利用媒体对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个别灾民的钢铁意志、坚定信心、大公无私精神和救灾取得的成绩进行反复报道，这些都是应该的，无可厚非。但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其主观愿望是统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强化社会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但这种以偏概全的宣传报道以及媒体特有的信息放大功能，最终使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事实，不过，官方对此类信息仍然孤芳自赏，因为在官方看来，这样的报道才是符合路线、符合政策的，同样也是符合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据此，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成为政府在抗震救灾中有益的政策经验被推而广之，1974年、1976年大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媒体因袭了1970年通海救灾中“报喜不报忧”的僵化模式。更糟糕的是，这个时期的媒体对报道事项居然毫无鉴别与批判能力，以至于很多英勇的救灾行为在今天看来是那样不可思议与荒唐、毫无价值，哪怕救灾者个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