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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世界地位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西方学术界往往不了解乃至严重贬损中华文明、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西方学术界中,对于中国科学、中国思想的世界历史地位,研究得最详尽、评价最高的,或许首推举世闻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继愈,侯外庐、杨宪邦、孙叔平、冯契等先生,先后出版过多部《中国哲学史》,但鲜见有对“中国哲学世界地位”的专门研究、比较研究。

(一) 中国哲学的世界地位
——一个远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哲学的独特内容、独特风格、独特价值是什么?

怎样科学评价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

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与哲学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对海内外学术界来说,都是远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西方学术界往往不了解乃至严重贬损中华文明、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或许首推大名鼎鼎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他认为,只有古希腊才能算世界历史性民族,在此之前都是不够格的。从形式上看,他的《哲学史》似乎是从东方哲学、中国哲学讲起的,实际上他却把中国哲学排除在世界哲学史之外:“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首先要讲的是所谓东方哲学。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于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1)他认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只是徒有虚名:“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哲学意义,他更是贬得一钱不值:“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如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3)

西方学术界中,对于中国科学、中国思想的世界历史地位,研究得最详尽、评价最高的,或许首推举世闻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他以毕生精力,写出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多卷本巨著。即使在这里,问题也远未完全解决。他讲的中国科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全书7卷34册,其中只有第2卷《科学思想史》这一册,简明扼要地勾画了中国哲学发展脉络,尚未能对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作出明确完整的理论概括。其他学者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人在翻译出版这一科学巨著过程中,从20世纪60年代的冀朝鼎,到80年代未的卢嘉锡,都把原来的题目改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把原来广泛深刻的综合研究课题,简化成一个自然科学技术史的专门研究课题。李约瑟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低估,可是真正完成他提出的重大课题,还要走很长的路,必须把哲学、人文科学包含进去,并且作为首要重点所在、精华所在、独特价值所在。

不仅如此,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这里,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同样也还是一个远末解决的大问题。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先秦),1934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1937年张岱年完成初稿的《中国哲学大纲》,堪称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三部开山之作,虽已提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问题,却远未能做出系统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继愈,侯外庐、杨宪邦、孙叔平、冯契等先生,先后出版过多部《中国哲学史》,但鲜见有对“中国哲学世界地位”的专门研究、比较研究。

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如李达、艾思奇、韩树英、黄楠森、陈先达、冯契、高清海等人,间或提及这一问题,却鲜见专门研究、全面研究。

还有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如汤一介、张世英,包括海外现代新儒学的一些学人,试图就此问题作出一些中西比较研究,尚少见全面的总体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方面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或许是“中国哲学精神”,或称“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民族精神”,至少有以下20来种看法,先后流行,莫衷一是:

(1)陈独秀的“家族主义本位论”;

(2)李大钊的“中国文化主静论”;

(3)辜鸿铭的“礼制自我约束论”;

(4)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中庸论”;

(5)杜国庠、罗光等人的“实事求是论”,“重实论”;

(6)李泽厚等人的“实用理性论”;

(7)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的“心性之学论”;

(8)方东美、余英时、汤一介等人的“内在超越论”;

(9)熊十力的“不二论”;

(10)张立文等人的“和合论”;

(11)庞朴、张岂之、冯天喻、何新等人的“人文主义论”;

(12)汤一介、李振纲等人的“以人为本论”;

(13)钱穆、季羡林、张世英等人的“天人合一论”;

(14)李宗桂、李中华、刘泽华等人的“伦理本位论”;

(15)高明、徐复观、夏乃儒的“忧患意识论”;

(16)陈来、牟宗鉴等人的“和谐关系论”;

(17)李约瑟、刘长林、方立天等人的“整体思维论”;

(18)许全兴、邵汉明等人的“多种要素综合论”;

(19)梁启超、张岱年的“自强不息,厚德戴物论”;

(20)张岱年、费孝通、方克立、王东等人的“多元一体、综合创新论”。

总之,这个问题远未解决,亟待我们做出新的探讨,特别是根据20世纪中国考古人发现,还有各种帛书、竹简的最新考古发现,做出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的全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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