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民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一个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他在《致郑藻如书》《农功》《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国计民生”“富国强兵”等思想，在同盟会成立前曾提出“社会主义”这样的名词，而在著名的同盟会十六字纲中明确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民生主义进行了阐述，初步形成了民生主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形成而完成了历史任务，而民生主义还没有“着手”。这一时期，他对民生主义进行了不断的宣传，通过发表多次演讲对民生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实际上，孙中山早在欧美各国居留期间，就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重性，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又使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极大的社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和分化，于是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现，为有良知的人们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此，孙中山曾多次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发表了《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讲演，他指出英、美等西方强国虽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仅富有，而且很强大，但是，贫富不均，差别太大，“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因为“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因此，中国要实行社会革命，这社会革命就是要实行民生主义。中国的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土地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提出的方案是平均地权。在这一讲演中，他指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是使中国造成新世界的工具》讲演中指出：“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甚至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教训就是：“欧美各国二百余年以来，只晓得解决民族、民权两件事，却忘记了最要紧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还是痛苦。因为大多数人不甘受这种痛苦，所以现在才有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的事情时常发生。”孙中山经过缜密思考指出：“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便构成重大社会问题。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变来看，便说明民生问题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欧美的经济革命正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反映。他说：“欧美人当时以为政治平等，人民自由，工业发达，便是黄金世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料到了工商业发达之后，便生出大资本家来。他们用金钱势力，操纵全国政权，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试看哪一国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为资本家而设的？所以世界到了现在，经济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过一天，这就是平民和劳动者对着富豪及资本家的反动。报纸上所载的同盟罢工、破坏工厂、焚烧公司种种新闻，都是穷人反对资本家的举动，弄到全国总是不安。他们所受这不安的烦恼，实在不是别的事情，纯是由于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缘故，所以才生出贫富的冲突，酿成经济革命。”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下，各族人民饱受贫穷煎熬和苦难的折磨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为了摆脱贫穷和痛苦，近代中国爱国志士曾提出过各种救国救民的改革方案。由于不少革命志士当时被反帝和反封建政治斗争吸引，投入到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去，而没有着重思考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孙中山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充分认识到社会经济改革，必须依托国家政权，有步骤地进行。他认为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国，这是推行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但是，在民主革命纲领中不把解决经济问题明确提出来，不能预见到未来必将出现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缺少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为此，孙中山高屋建瓴，从民主革命战略高度，把“平均地权”作为民主革命本身的重大任务，加以明确阐释和确定。

孙中山从欧美社会受到严重社会问题的冲击，日趋卷入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漩涡的现实中感悟到，为了避免中国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出现社会上贫富不均现象，而再度发生社会危机，提出用“平均地权”办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力求把社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孙中山的战略眼光和科学预见正是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伟大气派的表现。

把解决土地问题与预防贫富两极分化联系起来，作为提出的社会革命的内涵，这是孙中山的独特思考，也是把“平均地权”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根据。

在1912年4月16日发表的《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强调指出民生主义就反对少数人对财富的垄断，并指出“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之地矣”。相反，土地及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归国有，国家将利用之为国民谋福。因此，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在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的《论社会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对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阐述。在这一讲演中，他指出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直到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社会主义才“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经过考察，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分为“两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主义”。而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上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但是，中国的现实还不能实行这一社会，仅“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尽所能者随在皆是”。因此，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孙中山眼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社会主义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为所有社会成员“谋社会种种之幸福”。一是主张教育公平。“凡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国民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供学习和生活费用。二是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实现老有所养。三是主张医疗公平，设立“公共病院”，实行“不收医治之费”的国家公费医疗制度，解决“富者固有医药之资，贫者以无余资终不免沦落致死”的“不平之事”。

1921年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进行了发展，提出“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主张，使民生主义更加完善。孙中山所创立的民生主义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民生主义吸收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又受西方，包括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孕育出发展我国现代经济的崭新思想和理念；从提出“平均地权”开始，到“节制资本”，再到《实业计划》的比较完整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建设方案，通过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来创建工业、农业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拓、创新的重要经济思想，标志着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先进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