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针对种族歧视、新殖民统治、女性受压迫等社会问题的新社会运动，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这场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正是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女性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收理论资源，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20世纪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在批判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一、女性主义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四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如下四个方面的思想和方法。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分为了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他指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如果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为主体生产对象，那么家庭中的生产则为对象生产着主体，即劳动力的生产。在生产着对象和主体的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正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或生命的生产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3]物质条件决定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社会意识，以性别分工为基础而发展的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父权制关系都是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女性的观念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强化了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这一根本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其中，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此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社会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这种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在其中女性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女性反抗压迫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方面，女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标志。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四种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将它逐步深化。尽管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马克思所指的异化主要是指男性的公共生产劳动的异化，而缺乏女性劳动异化的视角，但是正如贾格尔所说，“‘异化’概念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系统地分析当代女性所受压迫提供一个理论框架”^[4]，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运用到女性的劳动分析中，并试图超越异化劳动的观点，赋予女性异化以新的含义。

最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指为了自身消费而生产的物品的属性，即有用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它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用来交换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它是劳动产品并作为商品时才具有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这种理论运用到女性的家务劳动的分析中，试图超越这种理论，主张将没有被交换因而不具有价值的家务劳动纳入劳动力市场而商品化，从而获得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承认，以实现其价值。

依据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发展程度及其主题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女性主义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初次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新左派运动的影响下，在女权主义运动的直接推动下，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迎来了第二波浪潮。激烈的社会运动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导，于是运动将这一重任诉诸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分工、阶级、劳动等基本范畴所形成的理论来解释和批判当代女性受压迫的状况，追寻其受压迫的父权制和私有制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也根据社会发展的特征来对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进行激烈批判，希求在此基础上创建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其中以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年）、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年）和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年）为主要代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下期到80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深层结合。其中以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年）、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的《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年）、艾莉丝·玛丽恩·扬（Iris Marion Young）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年）、丽丝·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所受的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年）和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的《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的本质》（1983年）为代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领下，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阴影下，同时在女性主义第三波浪潮的冲击下，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范式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吸收思想资源，借鉴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康、墨菲等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资源，对二元制的本质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以罗斯·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政治学》（1993年）和兰德里（Donna Landry）和（Gerald Maclean）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年）为代表。

第四阶段，从新世纪开始至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解放的问题置于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总体中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和解放的路径，与前三个阶段不同的是，他们从主要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资源转向主要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相关思想资源，同时吸收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形成一种激进左派的女性主义分析路径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为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虽然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其主要思想资源，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其基本的理论范式，女性受压迫始终是其面对的根本问题，女性的解放始终是其理论的宗旨，正如约瑟芬·多诺万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思想，以及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