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存与发展

民族生存与发展⁽¹⁾

很高兴来参加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并负责第一讲。我自开始教书以来，讲课时不喜欢跟着稿子讲，今天仍是这个老习惯，先发讲稿，请大家认真地读并给予批评，我则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即兴发言。

去年是西北民族学院建校50周年，我来到这里，当时很高兴，建议把第六届研讨班办到西北地区，以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形势。第一届研讨班是在1995年办的，至今不到10年已办第六届，这是同行们热心支持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时势发展的需要。我看到手册中已把前五届的主题内容做了归纳，第三届、四届的论文集也相继在最近出版了，走一步是一步，这是我们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过程，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国际和国内时势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21世纪全球的居民已经开始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走上了一条被称为“全球化”的道路；二是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发展迟缓，已从领先退居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是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发生了巨变，在进入21世纪时刻，我们处在了急起直追并努力赶上发展前沿的关头，人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苗头，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华民族有能力为地球上的人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为中华文化的定位。

人的思想是由时势造成的，也反映了所处时势的地位。因此我们发生了“文化自觉”的要求，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自知之明，目的就是在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我们这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召开的这类高级研讨班就是这种客观形势所决定而自觉组织起来的。加强人类学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要求，这种要求来源于客观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的要求推进了我们。我们到这里参加这个班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也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我是一向主张“从实求知”和以知识来创新推进实际的人，凭着这种信念，我不顾年老，从千里之外赶来参加这个研讨班。

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我在每一届研讨班上的讲话，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思想变化。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年龄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觉就不一样，小的时候，盼着吃年夜饭，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而现在似乎眼睛一眨，半年就过去了，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一方面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的感觉，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近来变化之快也确是惊人，是全世界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我们希望在21世纪里中国能够有更大的变化、更快的发展，实现我所说的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两跳”。早年我搞的江村和云南三村的调查都属于农村乡土社会的研究；后来又提出工业下乡、提倡发展乡镇企业，希望用工业化来改变乡土社会的主张，这个工作一直搞了50年。

80年代初，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接受了重建社会学（也应当包括人类学在内）这门学科的任务，至今又过了20年。那时我去美国访问，看到他们已经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资料了，计算机也比北大当时用的小得多，整整差了一代。可以说那时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跳。这几年我们也热闹起来，大家写文章不用笔了，连我写文章的办法也起了变化，可以把我的讲话录下音，然后整理成稿打印出来，再让我修改，而且可以多次修改，效率提高了。有时候还可以把讨论会的情况录下音，整理出来，吸纳了大家的思想，文章也集体化了一些，已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思想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这几年有两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里，那是1998年第三次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的女同志向我率直地提出的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这是她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日渐消亡时，产生了只有先把人保住，才提得到民族文化重建这个问题。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深刻也很及时，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根底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免不了会发生这个似乎是耸人听闻的问题。由此，又使我记起在大学念书时读到的一本英国人类学者PeterRivers写的，名叫《文化的撞击》（Clash of Cultures）的书。这本书写的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怎样被消灭的故事，他说在一个文化被冲撞而消灭时，土著人也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我在英国留学期间（1936年至1938年），曾在报上读到澳大利亚南端Tasmania岛上的最后一个土人死去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成了在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烦恼。

1979年我赴加拿大讲学时，曾参观访问了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起来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不错，有房子，有电视，还有汽车，虽然导游说这是二手货，是摆样子的，但是，看起来这个民族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保存了下来。然而，管理印第安事务的官员告诉我，这些印第安人经常酗酒，打架，非正常死亡率很高。他们生活没有目的，主要是安身立命之道没有了。

我1987年考察呼伦贝尔盟和大兴安岭时，去拜访了鄂伦春族同胞。看到我们的政府的确是在尽力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这个民族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生机的社区，还没有达到自力更生的状态。当我读到美国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时，不能不激发起我的思考：文化和民族是会被消灭的，这是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不能平静地接受这个历史事实。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标榜提倡个人自由的西方文化，怎么能够容忍一些民族和文化消亡的事实发生在当今这个时代！西方某些人主张种族消灭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在打仗，南斯拉夫、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战争中动用了飞机、导弹，互相残杀。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共同富裕。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还可能造成一些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谋求职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适应，比如政府分给了某个少数民族同胞土地，但是他们不会种，怎么办？我一直在想：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10多个，它们今后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实际上就是在全球一体化以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目前还不那么急迫。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某些小民族保生存还是保文化的矛盾已经发生了。

因此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心里想，我们中国当前所走的路子和所执行的政策，是同西方的路子唱反调的，我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首先就要保证民族生存，反对消灭民族。

我有幸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得到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机会。在这20年的“行行重行行”里，我尽可能地到各地访问，去拜访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我到过生活在黑龙江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和甘肃青海交界处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我能体会到它们的处境和困惑。跨入信息社会后，经济、文化变得那么快，一些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采取办法来改变它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如何改变？我前年又到黑龙江去访问赫哲族，想了解一下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赫哲族长期以来本是靠渔业生活的，现在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气，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改善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如利用鱼骨做成艺术品、装饰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另一方面分给他们土地耕种，想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文化，但是他们却把地转租给汉人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小民族要生活下去和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

我从东北回京后，向国家民委提出加强对小民族的研究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与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了队伍，开展了22个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调查的第一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工作。我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决不能坐视小兄弟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我们有力量帮助他们在当今这个变化激烈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允许它们在文化走向的问题上有自主权和自决权。我们中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还可以做跨国的比较研究，拿我们的民族政策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族政策做一个比较，看看中国提倡的民族平等、共存共荣的政策与西方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来，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做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其意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对今后的世界也有重大意义。

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民族的学员，希望大家来共同思考和关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应该如何发展，发展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重大的课题。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融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我已经90多岁了，想做的事很多，但已力不从心。新一代长成，老一代交班，希望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