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洪门的生存与发展背景

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就是中国沿海居民外迁的重要目的地。明代以来，中国人把东南亚一带称为南洋。那里既是中国人经商致富之地，也是中国政治流亡者躲避本国政府捕杀的安全空间。清代中叶，洪门备受清廷镇压，难以在国内立足，一些洪门人士也借助移民潮迁往南洋。

（一）南洋地区的文化多元化空间为洪门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自从葡萄牙人抵达马来群岛后，南洋地区就逐渐被欧洲殖民者所侵吞。西班牙侵占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的殖民地，马来半岛和缅甸为英国殖民者所掌控。19世纪中叶后，法国又逐渐侵占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划出所谓的法属印度支那。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一度独立的菲律宾又沦落为美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暹罗（今泰国）是南洋地区仅存的独立国家。南洋地区不仅为众多列强所分割侵占，而且诸多宗教文化也在此融合碰撞。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暹罗和缅甸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伊斯兰教在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是主要宗教。菲律宾在西班牙殖民者的影响下，普遍信仰天主教。可以说，南洋地区是文化高度多元化的地区。这种环境为洪门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就整个海外世界而言，南洋地区的洪门不仅是海外洪门组织中出现最早的，也是海外洪门中势力最强的。在整个19世纪中，洪门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维护华人利益，而且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活动，许多地方的洪门首领在当地政务中取得了不可小觑的发言权。

（二）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为洪门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

关于洪门何时在南洋地区开拓自己的活动空间这一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据1851年《印度群岛公报》公布的槟榔屿史料表明，最迟在1799年，东南亚就已出现了洪门组织。大致同一时期，缅甸也发现了洪门活动的迹象。吴玉成在《四邑人出国初探》一文中说，他“曾在下缅甸苒基埠（与榕城隔邻）见四邑人所建义兴馆（三点会）有嘉庆四年（1799年）的匾额”。^[1]

早期南洋洪门还曾协助英国占领新加坡。有据可查的是最早到达东南亚的洪门会员曹亚志和曹符成兄弟。曹亚志（1782—1829）又名曹亚珠、曹符义，广东台山县端芬乡人。出国前，他已是天地会会员。到达南洋后，他以木工为业，并在槟榔屿组织了义兴公司。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率队登陆新加坡时，曹亚志是随同登陆的少数几个华人之一。英国米字旗就是由他率先插上新加坡土地的。他因协助莱佛士有功，得到优待，并定居新加坡。由此，曹亚志就在新加坡开展洪门事业。他先是向英国殖民当局求得一片土地兴建会馆，又在新加坡组织了义兴公司。^[2]在新加坡，他曾积极参与华侨社会中的反清活动，因而被封为“祧基义士”。其弟曹符成不仅在兄长死后成为其财产的继承人，他本人也因组织反清而在死后被封为“创建功勋”，新加坡社公庙所保存的其神主牌位上写有“创建功勋讳号符成曹府君神主位”。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曹符成为洪门首领，但从曹符义当时在新加坡、槟榔屿两地的势力及曹符成的活动可以推断，曹符成至少也是洪门的会员。

殖民地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华人力量的重要性，并关注南洋的华人组织。据槟榔屿总督罗伯特·富勒敦1825年6月10日的备忘录记载，当时槟榔屿警察局局长助理考特记录了一个洪门成员、槟榔屿金匠曹兴叶（Chao Shin Yip）的供词，称1825年的乔治城（即槟城）有3个华人洪门，即义兴街的义兴公司、社尾的和胜会和湾头仔街的海山会。考特本人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也列举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洪门：①“义兴会”。总部位于槟城义兴街，首领穆阿福（Mun Ah Foo），会员468人，1801年成立。②“华生”。总部位于槟城的湾头仔街，首领罗阿六（Low Ah Loke），会员147人，1810年成立。③“海山”。总部位于社尾，首领胡阿科（Hok Akow），会员393人，1823年成立。④“从清”（即从化与清远）。总部位于槟城的湾头仔街，首领欧阳荣（Ow Yong Sow），会员175人，约在1821年成立。⑤“惠州”。总部位于湾头仔街，首领李阿兴（Lee Ah Hang），会员160人，约在1824年成立。⑥“仁和”。总部位于槟城的大伯公街，首领张阿钟（Chan Ah Choon），会员17人，约1823年成立。⑦“仁胜”（即增龙会馆，即增城和龙门会馆的前身）：总部位于槟城大伯公街，首领钟阿炎（Chung Ah Yat），会员16人，于1795年成立。

由此可见，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秘密社会并不了解，对什么是洪门组织也没有明确的定性标准，他们可能把所有的华人社团都纳入洪门。这种情况也表明，南洋洪门在早期是处于比较隐蔽的活动状态。王赓武曾指出：“在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华人以能保守秘密而著称。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初的殖民地官员，总喜欢把大多数的华人社会组织归为一类，贴上‘秘密会社’这一类易使人误解的标签，因而其结论失之偏颇。”^[3]

（三）反清志士的大量流亡为南洋洪门提供了力量来源

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失败后，闽粤沿海的洪门会员又一次大规模南徙，他们大部分是到东南亚各地政治避难的三合会（或天地会）会员。当时，因反清斗争失败逃亡的人把南洋地区视为最好的避难之地，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后来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广东禺北人和、太和、石井、江村及三元里各乡的天地会曾响应或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兵在广州大肆逮捕和屠杀天地会和红巾军分子。禺北幸存的洪门人士和一些害怕无辜株连受害的年青亲属，纷纷逃到香港，再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辗转前往南洋群岛、美洲及大洋洲等地寻求生路。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李世贤、汪海洋部的太平军将士在溃散后，大多数也出逃南洋。当时亡命沙捞越的华人达数万之众，沙捞越石龙门矿山的华工几乎尽是天地会会员。现今，在山打根、古达、哥打基纳巴卢（亦称亚庇）等地还有太平天国余众的后裔。如曾任山打根副市长的洪日升即是天王洪秀全的侄儿，他的父亲就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沙巴的。

此外，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也为东南亚洪门输送了不少会员。当时，约有两万多名起义将士分批到达东南亚各地。众多小刀会成员南移后滞留新加坡，使新加坡洪门势力大增。这些人最后基本上都加入了义福会，一时间，义福会几乎成为厦门小刀会的“老同志联合会”。著名华侨革命者黄仲涵曾积极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其父黄志信就是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流亡东南亚的。孙中山在新加坡的好友吴杰模的父亲也是小刀会的首领之一，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避走南洋。